学习时间丨新中国“一五”计划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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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一五”计划是如何诞生的

李 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回顾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历程，深入理解制定中长期规划的重大战略意义，对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万事开头难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共产党始终善于在复杂形势中谋定长远。早在1951年，当国民经济从战争创伤中初步恢复，“一五”计划的编制就已经启动。这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策：自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六人小组，统筹计划编制全局。在六人小组的带领下，中财委开展了“一五”计划的粗线条试编。

可难题很快摆在面前：彼时的中国，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面对现代化建设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的确有些茫然无措：哪些产业优先发展？重点项目如何布局？关键设备去哪获取？矿产资源藏在何处？这一个个“未知数”，像一道道关卡横在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路上。面对这场硬仗，中国共产党没有退缩，而是下决心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

要学习，就得有“老师”。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制定“一五”计划、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越来越成为党中央关注的焦点。同时，苏联愿意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要抓住这个学习经验与争取支援的机会，前提是做好“功课”。与苏联谈判前，中国必须拿出一份明确的计划轮廓，作为争取援助的依据。1952年6月至8月，“一五”计划的第二次编制紧锣密鼓地展开。

陈云、李富春牵头组织编写了20多本专题小册子，内容涵盖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制造等关键行业，作为向苏联提出请求的依据。周恩来为集中精力编制“一五”计划，向毛泽东书面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系统阐明五年计划的方针、核心指标与长远规划，为访苏做好了准备。周恩来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肩负着新中国工业化的希望，登上了访苏的飞机。正如李富春在临行前所说：“时间荏苒，一九二五年秋天，我从苏联回国时，是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转眼间，已年过半百，中央交给我这件重要任务，感到担子重啊！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西行“取经”

1952年8月17日，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热烈欢迎。8月20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对中国的援助请求给出明确回应：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设备供应、技术资料共享，以及接纳中国留学生等方面，苏联都愿意“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同时，他还特别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提醒代表团：“应着重自己生产飞机，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并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掌握技术，否则单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

随后，代表团将译好的“一五”计划文件交给斯大林。9月3日，斯大林再次会见代表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针对中国提出的工业年增长20%的指标，他指出，“我们制定计划总要留有余地，因为总是存在着不利的条件，不可能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建议工业建设的年增长速度定在百分之十五”。他还建议将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合并计算，便于资源统筹。最后，斯大林坦诚表示：“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你们什么。”

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的汽车厂、机械制造厂，随后又乘飞机前往斯大林格勒考察，还乘船沿伏尔加—顿河航线参观。所到之处，苏联人民的热情接待、经济建设的丰硕成果、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以及工人群众高昂的劳动热情，都深深印在代表团成员心中，让他们对中国的工业化前景多了几分信心。

9月22日，周恩来、陈云安排好后续谈判议程与方针后先行回国。接下来的近十个月里，李富春带领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有关部门深入对接，反复磋商援助项目细节。中共中央则根据代表团传回的消息，结合国内调研的最新情况，第一时间调整计划思路。毛泽东强调，既要学习苏联的经验，又要重视中国的实际。例如，陈云在10月就托人从青浦县找两位敢说实话的农民——曹象波、曹兴达来京谈话，了解农业状况，为制定“一五”计划提供更多参考。1953年一二月间，陈云等人综合各种信息，完成了“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第三次编制。

谈判之余，代表团还抓住机会“充电”——请苏联专家举办学习班，传授经济建设经验。李富春带头听课，全团成员刻苦钻研、热烈讨论，学习热潮甚至让苏方人员赞叹不已。大家还把笔记、心得体会整理好寄回国内，让更多人共享这些“宝贵教材”。李富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过去学的太少，应该当小学生。工作多则粗、浮，专则可细、可精！”

1953年4月，经过半年多的磋商，中苏双方终于在援助项目上达成一致。5月15日，《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正式签字。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项目，加上此前已确定的50个项目，共计141个项目。6月，带着苏联的援助承诺与建设经验，代表团启程回国。他们热切期待着投身火热的建设大潮。

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

代表团回国后，国家计委立即根据带回的意见，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进行总结修改——这已是计划的第四次编制。此时，“一五”计划其实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但完整的计划文本仍未定稿，时间紧迫。

1954年初，毛泽东下达了“军令”：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国家计委觉得时间太紧、压力太大，请求延长，最终也只争取到5天的时间。2月19日，陈云在主持研究五年计划纲要编制问题的会议时就指出，这次编制工作“责任重，时间短，经验少”。那么，编制工作究竟难在何处呢？这点，从陈云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说：“投资方面，由于过去对工厂单价估计太低了，许多必要的附属工厂没算进去，因此，投资越算越大，钱很可能不够。”如果财源真的不够，就不得不考虑哪些项目缩小，哪些项目延期。

如何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既不能让指标过高而落空，又能尽量加快建设速度？这是计划编制的最大难题。那段时间，国家计委进入“战时状态”。李富春带领工作人员连续熬夜，办公室灯火通明成为常态。工作人员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饿了就啃口干粮，反复测算各种数据，讨论修改方案，终于在3月20日将粗稿交给了陈云。

从“粗稿”到“初稿”，又是一场硬仗。陈云立即牵头组织人员归纳国家计委和政务院各部委的意见，用了15天时间，开了14次协调会，逐字逐句推敲。到4月初，《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初稿》终于成型，并在4月15日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但“初稿”也远非终点，它还需要“精雕细琢”。195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的决定，由陈云任组长，成员包括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工作小组先后三次讨论初稿，提出大量修改意见。随后，陈云、李富春、贾拓夫、张玺等人按问题分类研究，研究到哪个领域，就请哪个领域的负责人参与，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完善初稿。正如陈云向中央汇报时所说：“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一五”计划。会后，陈云又组织人员逐章逐节讨论修改草案初稿，使之更趋成熟。

就在这时，苏联又送来了“惊喜”。1954年国庆期间，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承诺再援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至此，中苏确定的援建项目达到156个——这就是后来闻名的“156项”重点工程，包括鞍钢、长春一汽、洛阳拖拉机厂等骨干项目，它们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建设的“脊梁”。

援建项目全部确定后，八人工作小组全力投入草案的最后修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集中精力研究初稿，1954年10月底至11月初，他们特意前往广州，用近1个月时间逐章审议、细致修改，让计划更贴合国家发展实际。

如同锻造宝剑，“一五”计划最终成型前，还要接受一场全党智慧的“淬火”。

“计划史上的春天”

1954年11月15日至25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讨论五年计划草案会议。参会人员除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十多天里，大家逐章逐节审阅草案，敞开心扉提意见，气氛热烈得像一场“头脑风暴”。

关于石油问题的讨论尤为集中。陈毅提出：“解决的办法应加强对天然石油的勘探采炼和搞人造石油。”朱德强调：“计划中要考虑天然油和人造油齐头并进。同时，用一切力量来增产石油，因为这关系到军事、工业、农业的建设。”徐向前的态度坚决：“宁可在别的地方上节约，石油非搞不可，因为国防无保障，一切是空的。”陈云分析：“我们需要石油数量很大，光靠人造石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主要的办法是要请苏联派许多成套的人来，帮我们勘察。”“把资金用到去请苏联派成套的专家来勘察，这种用钱的办法是得当的。”薄一波建议“对石油问题组织一专门小组来研究”，林伯渠也表示支持。一场关于能源安全的讨论，就这样逐步形成了可行方案。

会议上甚至出现了激烈争论，比如交通运输的定位问题，滕代远、李运昌分别代表铁道部、交通部提出意见。滕代远强调：“铁路运输业的重要性必须写进去。因为铁路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部门，是工农业生产的继续。”王首道则直接提出批评：草案把交通运输放在商业之后，不符合“工、农、交、商”的生产秩序。陈云当即插话：“可考虑如何放法。”薄一波也补充道：“交通运输摆的位置，应该是按产、运、销的摆法，它的性质是生产部门。”尽管意见不同，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为国家长远发展铺路。

中央讨论的同时，地方也同步行动。1954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将草案下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意见，各地结合实际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这些来自基层的经验受到了高度重视。汇总中央与地方的意见后，陈云、李富春等人对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补充修正。1955年2月，也就是“一五”计划已经执行两年后，这份精心打磨的正式计划才编制完成。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6月，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最终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至此，历时四年、数易其稿，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智慧与期待的“一五”计划，正式面世。

计划虽延迟通过，却没有影响执行。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项目，党中央高度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工地考察调研，科学规划开工顺序；计划人员精打细算每一分资源，严格监督施工质量；一线劳动者们艰苦奋战，用汗水甚至生命创造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最终，“一五”计划的指标大多大幅超额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份计划，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废墟上绘蓝图，于艰难中启新程，其编制过程凝聚了党的远见卓识和许多同志的心血智慧，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要凝聚起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将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来源：2025年第11期《党建》杂志，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监制：苗遂奇

审核：王群星

责编：梁　姝

校对：陈　蓉

制作：王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