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三十年的夫妻，我以为当年从东北雪原的狼吻中救下的，只是个普通的苏联姑娘，并给了她一个叫“安娜”的身份和安稳的家。
直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密信打破了所有平静，一个陌生男人用我听不懂的俄语恭敬地称呼她：“安娜斯塔西娅·波波娃同志。”
她瞬间面无血色，抓住我嘶吼：“李伟，快让他走！”
我才惊觉，我用半生守护的枕边人，身上竟藏着一个足以掀起巨大波澜的秘密。
01
我的记忆，总是被一片无边无际的、厚重得令人窒息的白雪所覆盖。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一个让钢铁都变得脆弱的冬天。
我叫李伟，那年刚满二十岁，是驻守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名普通边防战士。
雪是从入秋后就开始下的，到了隆冬时节，已经没过了膝盖，有些地方的雪窝子甚至能埋掉半个人。
我们那个小小的哨所，像孤岛一样矗立在白色的海洋里，每天推开门，都需要用铁锹铲出一条路来。
风是这里的常客，从遥远的西伯利亚一路呼啸而来，没有任何阻挡，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蛮横地刮过人的脸颊，留下火辣辣的疼。
团里的命令一天比一天紧急，电报里反复强调着边境线上的紧张局势，要求我们加强巡逻，严防一切可能的异常动向。
那天，轮到我执行最远点位的单人巡逻任务。
那条路线最长，也最危险，需要独自穿越一片被当地人称为“狼嚎沟”的区域。
出发前，指导员老王拍着我厚实的肩膀，把一个装着热水的军用水壶塞进我怀里。
“路上注意安全，小子。”他哈出一口白气，“尤其是林子里的狼，今年雪大，畜生们都饿疯了，别大意。”
我用力点点头，把背上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又紧了紧。
口袋里揣着两个在火上烤过的、冻得像石头的馒头，这就是我一天的给养。
我深吸一口凛冽的空气，一脚踏进了那片茫茫的雪原。
整个世界瞬间变得极其安静，安静到只剩下三种声音。
风穿过枯槁树枝时发出的呜咽，雪花落在军大衣上时微不可闻的簌簌声，还有我脚下的高帮军靴踩在深雪里发出的“咯吱、咯吱”声。
这声音单调而富有节奏，像是为我这孤独的旅程，敲打着唯一的节拍。
我沿着熟悉的路线，艰难地行进着。
四周的景物单调得让人绝望，除了白色的雪，就是黑色的树干，偶尔有几只不怕冷的乌鸦落在枝头，发出沙哑的叫声，更添几分萧索。
我走了大概两个小时，水壶里的水已经不那么热了。
周围寂静得让我心里有些发慌，这种极致的安静，比任何喧嚣都更让人感到不安。
我正打算找一块背风的大石头，坐下来啃几口那硬邦邦的馒头。
就在这时，一阵极其微弱的声音，被风裹挟着，断断续续地飘进了我的耳朵。
起初，我以为是风声在我耳边制造的幻觉。
可我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那声音里分明夹杂着一种尖锐的，属于人类女性的惊叫。
那声音很远，飘忽不定，但其中蕴含的绝望和恐惧，却像一根针，瞬间刺痛了我的神经。
紧接着，我又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是狼的低吼，此起彼伏，充满了贪婪和残忍的意味。
我的心猛地一紧，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又在下一秒加速奔流。
我立刻握紧了冰冷的步枪，手指下意识地摸向了扳机。
作为一名边防战士，我的首要职责是守卫边境线的安全与稳定。
但作为一个人，一个听到了求救声的血肉之躯，我无法做到置之不理。
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分辨了一下声音传来的方向，朝着那片地势略高的小丘陵，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过去。
雪很深，每一步都跑得异常艰难，冰冷的雪灌进我的裤腿，刺骨的寒意直冲头顶。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肺部因为剧烈运动和冷空气的刺激，火辣辣地疼。
声音越来越清晰了。
女人的尖叫已经带上了哭腔，凄厉而无助，在空旷的雪原里回荡。
狼嚎声也变得更加密集和兴奋，仿佛一场饕餮盛宴即将开始。
当我气喘吁吁地翻过最后一个小雪坡，探出头去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几乎凝固了。
不远处的雪地上，三只体型异常硕大的东北灰狼，正呈一个半圆形，将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团团围住。
那人穿着厚重的皮衣，一头灿烂的金发在纯白的雪地上，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格外醒目。
在她的身边，还躺着一个高大的男人，深色的外套胸口处被一片已经凝固的暗红色浸透，在雪地里晕开一圈，显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一把老式的双管猎枪被丢在几米外的雪地里，像是最后的挣扎。
其中一只最强壮的头狼，已经按捺不住，压低身体，发出一声低吼，猛地扑了上去。
它那闪着寒光的尖牙，对准的正是那个女人的脖颈。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了。
我来不及多想，甚至来不及进行精确的瞄准。
这完全是千百次训练后，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
举枪，开保险，透过准星套住那个灰色的影子，然后果断地扣动扳机。
“砰！”
清脆的枪声在寂静的雪原里猛然炸开，声音被放大了数倍，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远处的树梢上，积雪簌簌落下，惊起了一片不知名的飞鸟。
子弹呼啸而出，精准地命中了那只头狼的后腿。
它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庞大的身躯在雪地里猛地一顿，然后翻滚着摔到了一边。
另外两只狼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和同伴的惨叫吓得魂飞魄散，它们纷纷后退，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喉咙里发出威胁的呜呜声，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警惕地死死盯住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没有给它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冷静地拉动枪栓，滚烫的弹壳从枪膛里弹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入雪中，发出一声轻微的“呲”响。
我没有再浪费子弹，而是将枪口对准天空，再次扣动了扳机。
“砰！”
巨大的声响和弥漫开来的浓烈火药味，终于彻底击溃了这两只野兽的凶性。
对未知的恐惧压倒了对食物的渴望。
它们夹起尾巴，不敢再有片刻停留，拖着那只受伤的同伴，狼狈不堪地消失在了远处的密林深处。
雪原，又恢复了寂静。
我端着枪，警惕地观察了四周，确认没有其他危险后，才快步跑了过去。
地上的女人蜷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了惊的刺猬，浑身都在剧烈地发抖。
听到我的脚步声，她缓缓地抬起头。
那是一张沾满了雪花、泪痕和泥土的脸，却依然无法掩盖其惊人的美丽。
一张典型的斯拉夫人面孔，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皮肤在严寒中白得近乎透明。
只是此刻，她那饱满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一双蓝宝石一样澄澈的眼睛里，充满了刚刚经历过生死一线的极致恐惧，以及一种看到救星后油然而生的哀求。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能发出一连串我完全听不懂的俄语，声音沙哑，带着哭腔。
我蹲下身，不敢靠得太近，先是伸手探了一下旁边那个男人的鼻息。
冰冷，僵硬。
彻底没救了。
我的心，瞬间“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
一个活着的苏联女人，一个死去的苏联男人，一把苏联制式的猎枪。
这里，是距离中苏边境线不到五公里的中国境内。
我的大脑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飞速地运转起来，后背的冷汗“唰”地一下就冒了出来，瞬间浸湿了内里的棉衣。
在那个政治空气紧张到几乎凝固的年代，这几个要素组合在一起，几乎可以和两个字划上等号——“苏修”。
再严重一点，就是“特务”。
按照部队的纪律，我的唯一选择，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就是立刻将她控制起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哨所上报。
这是我的职责，是刻在我脑子里的第一准则。
可我的目光，落在了她的脸上。
我看着她那双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像一只在森林里迷路的小鹿一样，充满了惊恐和无助的眼睛。
她看起来年纪很小，大概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比我在老家的妹妹大不了多少。
如果我把她交上去，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
是无休止的审查，是冰冷的囚室，还是更糟糕的，我根本不敢想象的结局。
理智和情感，像两头猛兽，在我的脑海里激烈地撕咬着。
一边是我的前途，我的军人生涯，甚至是我的人身自由。
另一边，是一个活生生的，刚刚从狼吻下逃生的年轻生命。
02
就在我天人交战的时候，我看到她因为极度的寒冷，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上下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
她看着我，眼神里的哀求几乎要溢了出来。
那一刻，一种最原始的人性，一种无法言说的怜悯，压倒了所有冰冷的纪律和规定。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仿佛要把心中的犹豫和恐惧全部吐出去。
我默默地脱下了自己身上那件厚重的、带着我体温的军大衣，走上前，轻轻地裹在了她的身上。
她明显愣住了，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满是困惑和不解。
我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不远处的一片林子，用我从为数不多的几部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发音极其蹩脚的俄语单词，笨拙地说道：“我……猎人……”
我不能暴露自己边防战士的身份。
然后，我又指了指她，用询问的语气问道：“你……？”
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也伸出冻得僵硬的手指了指自己，用颤抖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名字：“安娜。”
我不能带她回哨所，那等于亲手把她和我自己都送上绝路。
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地方。
是我在之前一次巡逻时，无意中发现的一个早年伐木工人留下的废弃地窨子。
那地方很隐蔽，在一个小山坳里，洞口被茂密的灌木丛遮挡着，如果不是凑到跟前，根本不可能发现。
我做出了决定。
我先是用雪，将那个死去的男人简单地掩埋起来，算是对他最后的尊重。
然后，我走到安娜面前，蹲下身，拍了拍自己的后背。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迟疑了一下，还是顺从地爬了上来。
她的身体很轻，但在那一刻，我却觉得我的背上，仿佛扛起了一座沉重的大山。
那是我一生之中，走过的最漫长，也最沉重的一段路。
雪地里的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烙铁上，不仅磨炼着我的体力，更炙烤着我的内心。
每一步，都像是在和我的前途与命运，做着一场豪赌。
在地窨子里，我用随身携带的火柴，点燃了里面残留的一些干柴。
跳动的火焰，驱散了地窨子里的阴冷，也让安娜发紫的嘴唇，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
我把那两个硬得像石头的馒头放在火上烤了烤，又把已经不怎么热的水壶递给她。
她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然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样子像一只饿了很久的小猫，让人心疼。
在接下来与外界隔绝的两天两夜里，通过极其困难的比划和猜测，她断断续续地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她说，她叫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她的父亲，也就是那个死去的男人，是来远东地区进行地质考察的学者，主要任务是采集一些特殊的矿石样本。
他们在森林深处追踪一个矿脉时，不小心被暴风雪困住，迷失了方向。
在饥寒交迫中，他们慌不择路，无意中越过了国境线。
更不幸的是，他们还遭遇了饥饿的狼群。
她的父亲为了保护她，开枪打死了一只狼，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不幸遇难。
这个故事的每一个环节，在当时的情境下听起来，都是那么的天衣无缝，合情合理。
我选择了相信。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强迫自己去相信这个故事。
因为只有相信，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才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通过哨所唯一一部手摇电话，向连里报告，说我在巡逻途中不慎崴了脚，正在一个山洞里临时休整，等雪小一点再回去。
战友们没有怀疑，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
两天后，风雪终于停了。
更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不可能把她一直藏在这个地窨子里。
她需要食物，需要一个能长久待下去的地方。
我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更大胆，也更疯狂的决定。
一个在当时看来，足以让我被枪毙十次的决定。
我要把她带下山，给她一个全新的，属于这里的身份。
我利用一次下山为哨所采购物资的机会，带着安娜，悄悄地绕开了所有关卡，来到了离边境最近的一个小镇。
在镇上，我找到了一个在户籍管理处工作，论辈分得管我叫声表叔的远房亲戚。
我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塞给他两条我用自己津贴买的好烟。
然后，我开始编造一个我演练了一路，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谎言。
我说，安娜是我在山里一个被雪崩掩埋的林场里捡到的幸存者。
她的家人全都没了，她自己也因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惊吓，不但失忆了，还变成了哑巴，一句话都不会说。
我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为了让她更容易被接受，我让她随了我的姓，叫李安娜。
我那位表叔，老张，听完我的话，叼着烟，眯着眼睛，一言不发地打量着我身后那个裹着厚衣服，低着头，金发被头巾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安娜。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手心里全是汗。
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掐灭了烟头，说：“李伟啊，你这孩子，胆子是真大。”
他最终还是没有再多问。
他领着我们，走进那间充满墨水味的小办公室，在一张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空白身份证明上，盖下了那个决定了安娜后半生命运的，鲜红色的印章。
从他办公室走出来的那一刻，阳光照在我脸上，我却觉得一阵眩晕。
我知道，从今天起，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叫安娜·彼得罗夫娜的苏联姑娘了。
只有一个来自黑龙江偏远林场，名叫李安娜的哑巴孤女。
几年后，我从部队光荣退伍。
我拒绝了组织上安排的工作，选择回到了离那片雪原不远的那个林业小镇。
或许，是潜意识里，我害怕离那个埋藏着秘密的地方太远。
安娜一直默默地跟在我的身边，像一个甩不掉的小尾巴，也像一个没有声音的影子。
她很聪明，或者说，她一直在以一种惊人的毅力，努力地“扮演”着李安娜这个角色。
她跟着邻居家大院里的孩子们牙牙学语，从最简单的“你”、“我”、“他”，到后来完整的句子。
她用一个小本子，歪歪扭扭地记录下每一个汉字的发音和写法。
那本子，她总是贴身放着。
她从不主动提及自己的过去，我也用沉默，守护着我们之间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
那个发生在雪夜里的惊心动魄的秘密，成了我们俩之间唯一，也是最坚固的纽带。
镇上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李伟是不是在部队待傻了。
一个前途光明的退伍军人，立过功，受过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偏偏要回这个穷山沟。
更让他们不解的是，我居然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哑巴”。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我从来都是一笑置之。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在那件宽大的，带着浓重汗味的军大衣下，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曾经有过怎样的惊恐和无助。
在那个冰冷的地窨子里，她蜷缩在火堆旁瑟瑟发抖的样子，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我们结婚了。
没有像样的婚礼，没有亲朋的祝福，只是去公社领了一张薄薄的证。
那天，我用我所有的退伍津贴，去镇上唯一的国营饭店，要了两个硬菜，一盘花生米，还有一瓶白酒。
我们就坐在那张铺着塑料桌布的桌子前，我一杯一杯地喝，她就安安静静地看着我笑。
婚后的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却也安稳得让人心安。
我在镇上的木材厂找了份开拖拉机的活，每天早出晚归，身上总带着一股松木的香气。
安娜则把我们那个租来的，只有两间房的小平房，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的手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化腐朽为神奇。
她会用工厂里废弃的碎布头，拼接成色彩斑斓的漂亮桌布。
她会去林子里捡来姿态各异的松塔和干花，用麻绳串起来，挂在光秃秃的窗前，成了家里最美的风景。
她的话依旧不多，大部分时候，她都只是微笑着，听镇上的大婶大娘们聊着东家长西家短。
渐渐地，邻居们也都接受了这个“不爱说话但手巧心善”的李家媳妇。
一晃十年过去，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石头”，希望他能像山里的石头一样，结实，坚强。
儿子的出生，像一道温暖的阳光，彻底照亮了这个原本有些沉静的家。
安娜的话，也因为儿子的到来，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抱着小石头，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调子婉转又带着一丝丝忧伤的旋律，哼唱着摇篮曲。
我问她是从哪里学的，她总是笑着说，是小时候听她妈妈唱的，早就忘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林场外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一样，安静而绵长地继续下去。
我们会看着儿子长大，离开小镇，然后我们两个，会在这座小房子里，一起慢慢变老。
那个关于雪原的秘密，会随着我们的老去，最终被带进坟墓，永远不为人知。
可生活，就像一个最高明的猎人，总会在你最放松警惕的时候，悄无声息地露出它深藏的獠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发现，我的妻子安娜身上，总有一些与“林场孤女”这个朴素身份格格不入的特质。
它们像水面下的暗流，平时不易察觉，却在不经意间，泛起令人心惊的涟漪。
我们的生活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可她的警觉性，却高得有些吓人。
有一年夏天，镇上一辆拉木材的大卡车在经过我们家门口时，后轮胎突然爆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我当时正在院子里修篱笆，也只是被吓了一大跳。
可正在屋檐下晾衣服的安娜，她的反应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巨响传来的那一瞬间，她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丢下了手里的衣服，身体以一个极其敏捷的姿势侧身、下蹲，眨眼间就躲到了院墙的墙角后面。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多余。
那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被惊吓后的本能反应。
那是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已经刻在肌肉记忆里的专业规避动作。
我愣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跑过去问她怎么了。
她靠在墙上，脸色惨白，大口地喘着气，过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勉强笑着说，以为是打雷了，吓着了。
还有一次，家里那台我从废品站淘来的，老掉牙的红灯牌收音机坏了。
打开后总是发出“滋啦滋啦”的噪音，一个台都收不到。
我这个大老粗，对着里面复杂的线路板捣鼓了半天，不但没修好，反而冒起了一股青烟。
我一生气，就准备把它当废品给扔了。
第二天我从木材厂下班回家，一进屋，却惊讶地发现，那台收音机里，正清晰地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
安娜正坐在炕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安静地听着。
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她平静地抬起头，对我笑了笑说，她下午闲着没事，就随便弄了一下，没想到自己就好了。
我半信半疑地走到收音机后面，好奇地打开了后盖。
我看到，里面那几根被我弄断的电线，已经被重新焊接好了。
那手法，干净利落得不像话，每一个焊点都圆润光滑，不大不小，比我们厂里最有经验的那个被称作“一把焊”的王师傅，做得都漂亮。
我心里充满了疑惑，但看着她那平静无波的脸，我最终还是把疑问咽了回去。
最让我感到心疼，也最让我感到无力的，是她那持续了三十年的噩梦。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晚上，她会在沉睡中，突然发出一声短促而惊恐的尖叫，然后猛地坐起来。
每一次，她都是满头大汗，浑身冰冷，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
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的后背，轻声问她到底梦到了什么。
她总是茫然地摇着头，说不记得了。
她说，只感觉自己一直在无边无际的雪地里奔跑，后面有很可怕的东西在追，她跑不动了，就要被抓住了。
我把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归结为她童年时那场雪崩留下的，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
我不断地这样安慰自己，也这样安慰她。
谁的心里，没有一点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爱的是眼前这个为我洗衣做饭，为我生儿育女，会在每一个寒冷的冬夜里，用自己的身体为我暖脚的女人。
我爱的是我的妻子，李安娜。
至于她的过去，真的不重要了。
03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转眼间，来到了一九九九年。
那个曾经让我们无比恐惧的庞大邻国，早已在时代的洪流中分崩离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的儿子石头，也争气地考上了遥远南方的名牌大学，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十八年的边陲小镇。
家里，又恢复到了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平静。
我们都以为，生活这本书，已经翻到了最安稳的篇章，故事已经进入了波澜不惊的尾声。
我们都错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空像被洗过一样，蓝得透亮，几朵白云悠闲地飘着。
我正在院子里，挥着斧头，把夏天时囤积的木头劈成适合塞进炉灶的木柴，为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天做准备。
斧头落下抬起，很有节奏。
突然，一阵引擎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打破了小镇午后的宁静。
一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伏尔加轿车，悄无声息地，像一个幽灵，停在了我们家门口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
这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来车辆到访的小镇，是一件比过年还要稀罕的事情。
我停下了手里的活，握着斧柄，警惕地看着那辆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轿车。
车门打开，一个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大约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身材挺拔，穿着一件剪裁极为得体的黑色羊绒风衣，脚下的皮鞋一尘不染，头发用发蜡梳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锐利，整个人的气质，就像一把出鞘的利剑，和我们这个尘土飞扬，充满了木屑和生活气息的小镇，显得格格不入。
他径直走到我的面前，目光在我手里的斧头上一扫而过，然后微微欠了欠身，用一种虽然标准但语调略显生硬的中文问道：“请问，是李伟先生的家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将斧头轻轻放在了柴堆上，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反问道：“我就是，你有什么事？”
男人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我，径直看向了我身后，刚刚从屋里走出来的安娜。
安娜的手里，端着一杯刚给我泡好的，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
她看到那个陌生的男人，脚步瞬间就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
那个男人的脸上，立刻露出一丝极其复杂的，混杂着探究、确认，甚至还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
他没有像镇上人那样叫她“安娜”或者“李家嫂子”。
他向前走了一步，站得笔直，用一种我只在那些老旧的苏联电影里听过的，字正腔圆，带着一种特殊敬意的俄语，一字一顿地，清晰地称呼她道：
“安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波波娃同志。”
安娜的身体，在那一瞬间，如同被雷电击中，猛地一震。
那个男人，仿佛没有看到安娜的剧变。
他从那件昂贵的风衣内侧口袋里，极其郑重地取出一个用深红色火漆封口的，厚实的牛皮纸信封。
他用双手捧着那个信封，恭敬地递向安娜，用一种低沉而严肃的声音说道：“这是伊戈尔·帕夫洛维奇临终前，嘱托我务必亲手交给您的。”
“伊戈尔·帕夫洛维奇”。
当这个我从未听过的，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俄国名字，从那个陌生男人嘴里清晰地说出来时，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妻子的脸，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变得像一张白纸。
“哐当！”
她手里那杯冒着热气的玻璃杯，直直地从她僵硬的手中滑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摔得粉碎。
滚烫的茶水和茶叶，溅了她一裤腿，她却像完全没有知觉一样。
她死死地盯着那个信封，仿佛那不是一封信，而是一条择人而噬的毒蛇。
她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那种颤抖，发自灵魂深处，让我心惊肉跳。
她的眼神里，是我相伴三十年都从未见过的，一种混杂了极致的恐惧、深沉的悲痛，和一种仿佛要将一切都毁灭的决绝的复杂情绪。
她没有去接那封信。
她突然像受惊的鸟一样，猛地转过身，踉跄着冲进屋里，“砰”的一声，用尽全身力气甩上了那扇老旧的木门。
我被这突如其来，充满戏剧性的一幕彻底搞懵了，大脑一片空白。
我顾不上门口的陌生人，急忙追进屋里。
我看见安娜背靠着门板，身体像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无力地沿着门板滑坐在了冰冷的地上。
她双手抱着头，把脸深深地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压抑的，如同小兽般的呜咽。
她抬起头，那张早已被泪水打湿的脸上，满是绝望。
她看着我，用嘶哑到几乎破碎的声音，说出了一句让我如坠冰窟，浑身冰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