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为何偏好社交媒体表达情绪？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交媒体不断重塑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和情感交流。大学生能通过社交媒体满足个体情绪表达诉求，实现现实社交压抑的虚拟释放和情绪共振，但也存在无序化表达、“非理性站队”和情感逻辑向事实判断越位的风险。

对社交媒体的情绪表达祛魅，应该从提升主体媒介素养、强化算法价值赋予和明确平台责任框架等层面寻求规避路径，助力社交媒体情绪表达管理制度和治理体系完善。

社交媒体是基于移动通信和网络技术创建的高度交互性平台，倡导用户自主进行内容生产、协作与分享。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其身份认同与认知模式在与互联网技术的双向互动中得以形塑，是与社交媒体的发展演进相伴而生的，社交媒体已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娱乐消遣、情绪表达的重要平台。大学生之所以偏好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是因为其技术特性和社会应用优势契合了Z世代大学生诉诸网络寻求情绪满足的需求，不论是私域的个体情绪表达，还是公域的情绪参与，都为其构建多维情绪表达提供了便利。然而，社交媒体在为大学生日常生活和情绪表达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挑战着人的主体性，消解着“人之为人”的情绪价值。因此，从生成逻辑、风险审视与完善路径等维度对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表达偏好展开研究，不仅是理性审视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引导大学生善用社交媒体正向表达情绪、理性看待诸多社会现象的现实需要。

一

大学生偏好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的生成逻辑

情绪是指个体对客观事物所持态度表现及其所产生的相应行为反应，通常是以个体愿景与需求为介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大学生群体对情绪表达的高度重视和主动追求，折射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情感权利的张扬。在数智媒体时代，智能算法作为社交媒体的核心技术，不仅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与接收的方式，也为大学生群体释放情绪压力、表达个体情绪诉求提供了诸多可能。

1．算法推荐：驱动用户社交媒介仰赖。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数字社交模式，为用户建构的是虚拟社交形式，其因具有便捷性、互动性、即时性、高效性等特点，获得大学生广泛青睐。通过发送文字、表情包、网络热词等情绪语言与符号，以简化的情绪表达符号创新了情绪叙事方式。在数智媒体时代，智能算法已成为社交媒体留住用户、活跃平台用户与流量的关键技术构件，社交媒体平台对算法推荐的使用日渐广泛和深入，算法推荐可以提高平台传播效率、优化信息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并进一步扩大平台影响范围。在算法的精准匹配下，智能社交媒体平台会向大学生推荐与其情绪经历、诉求相近的信息，使其在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中找到情绪归属，通过不断滑动社交媒体页面获得情感陪伴和共鸣，从而逐渐依赖某一个或某一类社交媒体，并将个人情绪的表达寄希望于该媒介。社交媒体还会根据用户诸如页面停留时间、常浏览账户更新提醒、点赞收藏内容偏好、未读消息提醒等个人数据，持续改进算法推荐。每一次人机情感互动，都会成为算法推荐优化的“养料”，推动社交媒体朝着“高度复制前技术时代的传播而进化”和“类人化”两个方向发展。算法推荐看似满足了大学生情绪表达的具身需求，实则将大学生对情感联结的本体性需求，转化为对社交媒体算法的技术性依赖。

2．情绪代偿：现实社交压抑虚拟释放。在现实交往中，大学生时常会有情绪表达受限受阻的情况，可能会因其自身的内向型性格、不善言辞、有限社交圈子、交往“人设”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情绪在“人—人”现实社交互动中得不到完整表达，出现“社恐”乃至个体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而智能技术支持的社交媒体，能为大学生群体提供即时的情绪反馈和不厌其烦的情绪纾解。事实上，不少社交媒体具有三天可见或半年可见等动态设置功能，为用户的情绪释放提供安全保障；或者允许用户随时注销账户，使其情绪表达拥有在互联网清零的权利。从传播生态视角出发，社交媒体所建构的“情绪符号”表达方式与“数据清零”技术功能，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传播权责关系重构。一方面，现实时间、能力挤压成为情绪代偿需求的生成根源。对于部分现实社交焦虑症大学生而言，线下社交能力不足，便随时点赞反馈以试图表达亲密或缓解尴尬，被迫采用情绪符号（如表情包、语音、网络热梗等）实现社交降耗。另一方面，技术共建以优化代偿机制。技术代偿机制中的即时可见功能，将责任时效化为三天后自动湮灭，降低了大学生情感表达风险。账户注销权利让社交数字能“一键清零”，这种“数字假死”赋予的责任豁免权，缓解了社交失误焦虑。情绪机器人秒回功能将人际义务转嫁给社交机器，弥补了大学生共情能力的缺憾。概言之，社交媒体的技术性代偿、多模态情绪内容、高效便捷沟通及虚拟时空等特点，为大学生提供了现实社交压抑在网络虚拟空间的有效释放，较大程度地实现了情绪代偿的社交需求。

3．用户需求：满足个体情绪表达需求。用户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身的使用需求，能满足用户使用需求是社交媒体得以存续的前提，不同的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的功能、体验各有侧重。例如，QQ、微信等社交媒体重在人际关系联络、生活日常分享；微博、小红书等重在资讯分享与热点信息搜索；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重在短视频、图文等形式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知乎等社交媒体重在专业知识分享和深度问答等。社交媒体数字服务差异，使各个社交媒体形成了不同圈层，如追星聚焦于微博、真实人际关系体现于QQ和微信、攻略分享主要聚集于小红书等。正是这些各自不同的看家本领，能无缝对接大学生群体的情绪表达需求。一方面，社交媒体能满足大学生情绪倾诉需求。社交媒体图文并茂的表达方式和巨大的容纳量，让大学生可以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以疏解情绪淤积。如微信朋友圈九宫格、抖音15秒视频、小红书图文笔记等，将情绪转化为可存储的视觉符号，好友分组（微信）、粉丝筛选（抖音等）建立分层泄洪机制，使特殊情绪得以释放。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能满足大学生情感确认需求。社交媒体会根据大学生输入的兴趣、观点、情感需求等要素，促成同频用户形成圈群，将边缘情绪转化为群体身份标签，推动他们分享个人经历、吐槽不平等，获得情感共鸣、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虽然大家并未谋面，但因情绪相近而形成了较强的社交关系，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能维持每天密切联系等。

二

大学生偏好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的风险审视

社交媒体平台核心运作机制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即一味追求传播效率、用户黏性与数据增长，忽视了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在这种技术逻辑的全面“裹挟”下，作为主要用户群体的大学生，其情绪表达行为极易发生异化，在技术与人类情绪表达要求失调下衍生诸如主体情感表达失序、“非理性站队”、情感逻辑越位等风险挑战。

1．无序表达弱化主体情感表达能力。社交媒体匿名性容易诱发部分大学生情绪宣泄中的“无序化”倾向。如面对现实中一些暂时无法化解的困境时，他们倾向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情绪，出现了“发疯文学”“黑话烂梗”等现象。通过在社交媒体发布无理性支持的只言片语，表达自己强烈不满的情绪；或面对某一严肃问题时，通过“玩梗”来宣泄情绪，却又巧妙躲开个体责任，打造一种玩世不恭的个体形象。由此使话语传播不再创造有意义的内容，而是过度追求未经个人深度思考的阶段式的、碎片化的状态，如以表情包、网络用语等来表达自身比较复杂的个体情绪。这种无序表达的泛化会导致诸多问题：首先，它使学生习惯于以“标新立异”和冲击力换取关注，忽视了对情绪本身的命名、理解与管理，真实的情感表达能力因此趋于退化；其次，该类表达往往脱离具体语境与文化背景，无视受众的接收心理与解读机制，极易导致误读和沟通失效；最后，这种表达方式不断复制传播，不仅扰乱了健康的情绪价值传播生态，也削弱了大学生作为表达主体本该具备的情感自觉与责任意识。

2．群体极化传播引发“非理性站队”。在社交媒体中“群体极化”的情绪表达时有发生。当个体通过算法推荐接触具有情绪偏向且恰巧符合自己的观点后，部分大学生通过某一社交媒体表达对某一事件、人物等具有情绪倾向的观点，获得其他拥有相同感想的群体加入，在群体成员观点输出时吸引更多人加入，并逐步将观点“提纯”至趋于极端的立场，以致群体成员在情绪裹挟下形成未经理性思考的站队现象。社交媒体的互动机制（点赞、转发、评论）通过“可见性政治”放大了情绪辐射场域，最终导致理性对话空间被情绪表达所挤压。例如，微博作为大学生用户活跃的社交媒体，既为大学生推送相关讯息，也允许该群体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形式参与信息分享、情绪表达。社交媒体为了提升用户参与度，通常以某一话题来聚集用户，但这一过程也易出现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情绪失控现象，引发部分未知真相的大学生在非理性站队中加入骂战。

3．算法推送偏移导致情感逻辑越位。随着社会关系茧房化和重归部落化，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大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倾向于寻找情绪伙伴，实现情绪表达与宣泄。在这一过程中，算法基于用户历史行为与偏好，持续推荐情绪基调相近的内容与人群，逐渐将个体封闭于同质化的“情绪牢房”之中。也就是说，算法推荐只将同类情绪信息精准推荐给特定群体，虽在短期内带来归属感和认同慰藉，却也造成信息环境的严重偏移，不断窄化大学生的情绪视野和认知框架，导致出现情感逻辑越位。比如，情绪在社交媒体传播中发酵乃至失控，个体在情绪表达中因其表演性和夸张性而导致情感失真。而人类的情绪有其“产生—表达—强化—宣泄”的自然过程，倘若算法支持的人的情绪传播不接受人类情绪要求的规制，就会制约人们对情绪的认知，甚至会强化部分情绪。照此发展，大学生群体易在同类情绪表达下形成网络虚拟世界的情绪宣泄狂欢，然而回归到现实世界时并未真正达成共鸣，抑或表现出冷漠的情绪状态，造成情绪认知和接受失调的情感逻辑越位现象。

三

大学生偏好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的完善路径

社交媒体平台所支持的情绪表达实践，兼具积极赋能与负面影响，这既为大学生提供了释放情感、构建认同、寻求共情的开放空间，也潜藏着诸多风险挑战。因此，有必要基于媒介技术特性和人类情绪表达规律，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情绪释放之道。数智媒介时代，防范化解媒介技术给情绪表达带来的风险挑战，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基本要求，着力提升主体媒介素养、强化智能算法价值赋予和明确平台责任框架，推进大学生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正向表达情绪。

1．提升主体媒介素养，推动情绪正向表达。媒介素养是综合应用媒介知识、技术、认知和情感的一项“心智技能”，涵盖媒介的价值认知、平台运用、信息获取、分析评价、伦理安全等，并随着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呈现出动态性特征。大学生利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并不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实现，也会因其技术的介入带来思维理念和认知方式的转变，社交媒体赋能大学生情绪正向表达的首要前提是提升其媒介素养。

首先，应强化大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体知识的认知。对社交媒体的内涵、特征、功能、演进历程、实然形态类别、关键支撑技术、应用场景等要有基本认识，厘清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应用于人类情绪表达的适用条件、实践要求和实现路径，将媒介知识、素养教育知识和人类情绪知识相贯通，进而实现对社交媒体的正确认知。在数字洪流裹挟的时代，要保持情绪定力，方能打破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

其次，提升大学生群体媒介信息验证能力。大学生要深刻意识到网络情绪表达行为绝非单纯的个人宣泄，而是关涉自身心理健康、网络文明生态乃至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实践。在社交媒体中，获取信息时应运用信息交叉验证和分级处理技能对信息溯源求证。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须强化辨析信息真伪的能力，坚持合法核验、正向表达原则，进而阻断虚假传播链。在数字痕迹管理中平衡表达与隐私，如设置朋友圈“一个月可见”而非完全开放。社交媒体并非法外之地，唯有将信息管理内化为大学生媒体社交中的基本素养，才能在情绪洪流中筑起理性堤坝。

最后，提升大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体的应用能力。大学生应减少自身的信息依赖惰性，提高对异质信息的包容能力，培养从多渠道、多平台获取信息的能力，兼容不同人群的不同观点和意见，主动走出“茧房”，开阔自己的视野，在多样信息的比较分析中形成自己的见解。更为关键的是，要提高自身媒介信息获取、传播、整合的能力，避免长期沉迷于“技术投送”造成自身思维惰化和思考能力退化。现实中，高校还可以利用选修课程、专题讲座、科研竞赛等形式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提升，让学生学会主动全面审慎地甄别算法推送的媒介信息资源，自觉抵制错误思潮、网络谣言等不良信息，增强利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的讯息选择能力和平台有效应用能力，从而为实现情绪正向表达提供主体支撑。

2．强化算法价值赋予，实现数字情绪正向输出。大学生利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也易在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下导致消极情绪发生蔓延、强化。算法根据受众需求的差异性，精准向特定受众群体推送某种特定需求、信息与服务。在分众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在证实偏见与回音室效应的作用下，用户只能看到、评论、转发认同自己偏见的新闻和观点。当今社会，智能算法技术构成了社交媒体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交媒体吸引用户、留住用户的重要技术手段。规避算法定制的“信息茧房”、算法赋权的“黑箱效应”对人的情绪的消解，防止网络情绪群体极化和失控，应着力加强对算法技术的价值赋予、价值引导，依托正能量算法增加对积极情绪的充分推荐和立体呈现。

提升算法的价值承载量，关键是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对算法技术研发人员的价值引导。算法及其决策程序是由研发者塑造的，在细节上渗透着研发者的主观特质。大学生尽管不能直接进入算法运算层面，但情绪教育相关主体可以通过向算法设计人员提供价值导向，使其明晰技术研发的初衷，纠正价值偏误，继而在技术架构中主动植入情绪价值预警提示方案，并根据人类情绪价值塑造要求，对其展开调试、完善和修正，实现从技术前端遏制西方算法技术或隐或显的不良情绪资讯的渗透。二是筑牢算法“推荐池”的人类情感价值根基。“推荐池”的有效构建是实现算法推送的关键环节，教育者要协同文本过滤、图像过滤、语音过滤等过滤技术对数字情绪进行深度“排污”，增加体现人类意义和人的情感价值的话语供给，创建合要求与合目的相统一的“推荐池”；而后要明确赋予彰显人类情感价值内容的推送形式、路径和优先级权重，进而提升算法“推荐池”的价值承载量，以此实现数字情绪的正向输出。

3．明确平台责任框架，完善社交媒体情绪表达管理制度。社交媒体为了获得用户活跃度、浏览量、点击率等，以热搜、话题、超话等形式，将具有相近情绪的大学生组成圈群进行情绪传播和渲染，迎合“后真相时代”的受众情绪，导致数字技术与媒介伦理出现悖论——点击率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传播者的职业素养愈加退化，受众的价值观点愈加扭曲。面对这样的媒体传播环境，明确平台责任框架，完善社交媒体表达管理制度，是规范大学生社交媒体平台情绪表达的制度支撑。

首先，建立社交媒体使用标准制度。创建和完善社交媒体规章制度，是开展社交媒体应用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社交媒体行业主管部门，应时刻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情绪传播保持高度警惕，要始终基于本国社交媒体的研发、使用和运行实际，科学借鉴他国社交媒体管理制度，制定符合我国社交媒体发展实际的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推动社交媒体的规范化发展，为大学生合理使用社交媒体表达情绪明确权利界线，规范责任义务。

其次，建立社交媒体监管制度。社交媒体平台要对相关话题、讯息等进行监控和引导，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情绪风险预警平台，及时疏导网络情绪；对已证实的虚假信息要及时辟谣澄清，对明显存在引战倾向和情绪失控的言论予以引导与规劝，对违法内容可予以删除，对煽动极端情绪的用户可采取禁言或强制注销账号等举措。同时，社交媒体平台还应对具有争议的内容提供证据性、学理性的参考论证，必要时请求话题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权威解析，并将相关内容通过官方平台发布，以此尽可能避免不良信息对大学生情绪表达造成错误引导。

（作者陈伟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宝彪系六盘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 《传媒》2025年19期

作者 | 陈伟 杜宝彪

值班编辑 | 王可

主编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