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欲望世界里的潘金莲二

我们知道，《金瓶梅》成书于晚明，大约万历年间。此时，由于亚洲海洋贸易的兴盛，与明王朝对商业管制的松动，造就了一个商业兴旺，物质丰盛的繁荣时代。相应地，以儒家思想为主，服务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种种道德准则，如简朴，禁欲，都在逐渐松动，处处是“人欲”的横流。对于这种时代的变动，一些新思想，比如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开始对传统儒家理念开始了修正和反思，承认人的欲望有部分正当性，于是，接纳欲望、明心见性，构成了晚明的思想解放潮流。这股社会经济与思想道德的变局，必然会反应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于是，类似《金瓶梅》这样的世俗艳情题材小说开始大量涌现，它们对笔下人物的人性化关照，也应和了时代、社会和文化的需求。

但我还是要说，虽然欲望能被部分看见和承认，但能在男权支配的时代写出这样的女性，也是非常罕见的。潘金莲也是西门庆的女人里，唯一一个会写情书的，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狠心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

这个时候，西门庆在青楼里半个多月没回家，潘金莲依恋西门庆，写了这封情书让小厮带给西门庆。但这封情书的下场很惨，西门庆怕妓女生气赶紧撕碎了情书。这个细节是一个隐喻，暗示了潘金莲乃至所有女性的爱情，在《金瓶梅》的世界里都没有得到善待。书里还有一个情节，写西门庆下班回来，直接去了李瓶儿屋里，而潘金莲睡不着，弹起琵琶唱起了小曲，听到外面有响动，便以为是西门庆回来了。结果丫头春梅出门一看，原来是夜里起风落雪，风吹得屋檐下的铁马在响。

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中，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田晓菲曾说，潘金莲之所以对西门庆产生这样独特的怨恨，是因为她对西门庆有一种平等的、甚至浪漫的态度，也就是现代社会中男女情人之间的态度。当然，很难说潘金莲的爱有多么美好，但《金瓶梅》让我们看到，她这种夹杂着占有、妒忌的情欲之爱，从人之常情的角度，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金瓶梅》的独特之处，是让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看到一个有心思有欲望，而且由于自己的情感受挫，敢于表达愤怒的女性。

在《金瓶梅》诞生之前，中国传统文学里只有三种类型化的女性：一是贤妻良母，突出的是妻性和母性，是辅助男性的功能性角色；二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佳人，她们美丽聪慧，是男性想要占有与征服的对象；第三是危险的，试图取代男性地位，控制男性，破坏原有道德伦常秩序的悍妇与妒妇。这些女性都是被男性定义的，没有自己的心思和欲望，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波伏娃所说的，被塑造的“第二性”：一个被动的给定的男性的欲望客体。潘金莲无法被归为上面的任何一类。她饱满的情欲、愤怒和不顺从，是“三从四德”传统妇德的反面。她也没有权力的野心，她渴望的还是超乎寻常的爱与激情，这也是被文明压抑已久的原始生命力。这种未被驯服的力量与美，是如此强悍，以致于可以突破传统道德观念的藩篱，赢得作者与后世读者的赞叹。

《金瓶梅》的作者是全面反传统的。正是因为他不再以传统道德作为评判人物的坐标系，才能写出这样摇曳多姿又惊心动魄的潘金莲。实际上，在小说开篇阶段，潘金莲还是一个尚存廉耻之心的女性，和西门庆初次偷情，被王婆撞破后，她的反应是，扯住王婆的裙子，红着脸，低了头，只说得一声：“干娘饶恕”；而王婆则贪图西门庆的赏银，要二人各以信物为凭，正式确立这一段不伦的恋情。于是，西门庆拔下头上簪子给了潘金莲，但潘金莲此刻还在道德律令的谴责下，做最后的挣扎。不耐烦的王婆见此情形，索性扯着潘金莲的袖子一掏，掏出一条杭州白绢纱汗巾，交给西门庆。这个小细节，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潘金莲初次偷情的羞耻、西门庆的急切，以及王婆的奸滑。自此，潘金莲从情欲的宣泄中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主体性，逐渐开始在放纵中黑化，无法回头。

在进入西门庆家做妾后，潘金莲的生活既丰富琐屑又简单明了，那就是一边试图用身体和情感勒索操控西门庆，一边与与西门庆的其他妻妾展开永不停歇的争斗。用书中的原话说，就是“恃宠而骄，颠寒作热，整日夜不得个宁静”。本来，西门庆正妻吴月娘，和三娘孟玉楼，对潘金莲并没有明显的恶感，但潘金莲秉承着一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精神，硬生生通过恶意的争宠和攻击“化友为敌”，让自己在府邸中变成了众矢之的。例如，第二十回里，西门庆正式迎娶李瓶儿过门，大排筵席，请歌伎来唱曲，曲子里有“永团圆，世世夫妻”这样的歌词。本来只是惯例，偏偏潘金莲就拿这个大作文章，对吴月娘说：“小老婆，今日不该唱这一套。他做了一对鱼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 虽然潘金莲的挑拨一部分出于对李瓶儿的嫉妒，但同样也有来自情感与身体需求未能满足，导致的持续焦虑。

事实上，让潘金莲备受煎熬的爱与激情，是永恒的人性难题。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包法利夫人》，写女主角爱玛进入乏味又无聊的婚姻后，因为渴望冒险、浪漫的爱，两次出轨，又借高利贷高消费，最后破产自杀。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写了已婚的贵族女性安娜，难掩激情，爱上了贵族军官沃伦斯基。安娜是贵族，爱玛是中产，而潘金莲是小市民，她们是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遭遇的却是同样的人性时刻：如何安放自己奔涌不息的爱与激情。

伟大的作家都忠实于人性，愿意承认爱与激情的某种正当性。正如《金瓶梅》写出了潘金莲的真实与独特的魅力，如同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一边写爱玛的可恶可恨，一边又承认：“我就是爱玛，爱玛就是我。”托尔斯泰当然不认同安娜·卡列尼娜出轨，才安排了她卧轨自杀，但他也在安娜身上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与偏爱，让她拥有独特的魅力与活力。

对社会和个人而言，这种沸腾的难以遏制的爱与激情，未被驯服的原始力量，一方面代表了个体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隐藏着破坏性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德国作家歌德，有本名作《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他把灵魂质押给魔鬼靡菲斯特，在他的帮助下重启人生。在这里，魔鬼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创造的冲动，一重是暗黑的破坏性的力量。同样爱与激情也具有神魔双重性，它必须被认识，并被妥善安放或导向正确的方向，否则会吞噬个体，破坏秩序。

潘金莲就是被这股荒蛮的力量裹挟着，一条道走到黑。她一直凭着激情本能生活，只看得见眼前方寸之地。我们看西门庆的其他女人，吴月娘善于敛财，孟玉楼淡泊有分寸，她们是激情的绝缘体，而潘金莲正好相反；她只有满腔的激情与情欲，注定被困在她的性格和命运里。即使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依然欲望强盛，跟女婿勾搭成奸，甚至在西门庆的灵堂前就不安分起来，后来因为奸情败露，被吴月娘撵了出去，让王婆带走继续发卖。于是，潘金莲回到了七年前她的来处，回到了命运的原点，再次成了一件可以被买卖的货物。然而，她依然像往常一样，修饰打扮，又按耐不住，跟王婆的儿子勾搭成奸。此情此景，作者不动声色一一道来，纯是白描，真是于无声处有惊雷的大师笔法。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个杰出的“人性观察者”。在他笔下，潘金莲就不再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而是值得省察的人性样本。

事已至此，潘金莲确实身不由己，但这也是她放任欲望的结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停滞与可悲。这些年，她被爱与激情裹挟、折磨，又因“求不得”生出巨大的愤恨与不满，给他人造成了致命伤害，自己也过得很苦。如今，“一夜回到解放前”，何以竟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罪孽？这说明，她不仅蜕化成了一个欲望的单细胞动物，也丧失了自我觉知的能力。当激情成为一种极端的冲动失去了控制，就成了强烈的非理性力量。它既炙热深情，也预示着毁灭，正如烈焰，既能照亮一切，也能吞噬一切。于是，时间对潘金莲而言，就是欲望的不断复刻和愤怒的不断叠加，都属于单一的激情，根本无法构成生活的有效经验，更谈不上成长和智慧。

其实在王婆家里等候发卖的时候，潘金莲的命运也有过其它可能，比如女婿陈敬济要买她，但要去东京家里取钱；另一个土豪张二官也想买，但听说她在家“养女婿”也就放弃了；还有她的丫鬟春梅，被卖给了周守备，备受宠爱，也一再央求周守备派人去买潘金莲，但中间又因为王婆叫价太高耽搁了两天。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武松遇大赦回家了。借用纳博科夫评价《包法利夫人》的一句话，这里“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微积分”，就是说，人物的命运是常量叠加了各种变量，最后形成了必然的结局。那么，决定潘金莲命运的最大常量是什么呢？正是她无法遏制的欲望，尤其是爱与激情。

当年潘金莲雪夜撩武松被断然拒绝，她爱而不得的狂乱激情并未消失。当武松为了替兄长复仇，假惺惺地对王婆表示要娶潘金莲，一起拉扯侄女过活的时候，潘金莲居然还信以为真：心想“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 为了讨好武松，她主动走出来奉茶，打招呼，可见，谁也阻挡不了潘金莲实现自己的激情，她决心将无知和无畏进行到底。于是，对自身罪孽浑然不知，在情欲之海里随波逐流、躺平摆烂的潘金莲，最终落入了武松的复仇圈套，迎来了自己的毁灭。这段情节是整部《金瓶梅》里最血腥的场景，甚至比《水浒传》中还要暴力。《水浒传》中的描写仅限于杀戮本身，武松手起刀落，完成复仇。而《金瓶梅》则把镜头摇向在武松刀尖下拼命挣扎的潘金莲，聚焦并放大，场面更残酷，也更令人震撼。为什么作者要安排这样一场极其血腥和暴力的场面？莎士比亚剧作里有一句台词“最残暴的欢愉，必将以残暴结束。”作者要以最残酷的死亡，来结束潘金莲激情的一生，并以血腥的死亡现场震撼我们，让我们看到激情本身导致的毁灭，并生出由衷的深思和敬畏。

不过，虐杀完毕后，作者忍不住说了一句：“武松这汉子端的好狠也。”福楼拜写完《包法利夫人》，写到爱玛自杀，也曾哭着说：“我的爱玛死了！”对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的女主人公，伟大的作家虽然下笔狠辣，安排她们各有各的死法，但在关键时刻总会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