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荒诞——品读康铁岭《城里城外》

作者：堡子

手头这一本十二年前的自印书，是有人从旧书网上花了三百元买到的，题目叫《城里城外》。它是著名作家康铁岭的杂文旧集。自印的杂文旧集竟然在网上卖到三到五百元，说明这本书有相当重要的收藏价值，也说明康先生的文章有相当高的质量。

康先生的杂文有的温情、有的犀利。在这个欠缺温情的社会里，笔者更喜欢那些犀利文，尤其是批判权力的犀利文。甚为喜欢的是《名人的尻子》《国府门前去“上访”》《欢送》这三篇。

《名人的尻子》写一个作家的尻子得了痔疮，被一帮喽啰抢着治病并各自得到利益的故事，据说有原型。《国府门前去“上访”》写一个拆迁户为6000元的拆迁费去台湾国民党政府状告大陆贪腐干部的故事，纯属虚构。《欢送》是一帮基层干部欢送上司升迁的故事，文章结局预言这个上司必进班房不可，后来，现实中那个原型上司还真的被“规”了。

三篇文章好在啥地方？

好在写出了权力的荒诞性，十分难得。

一，《名人的尻子》的荒诞性：

第一，从精神崇高到肉体卑微的断崖式反差：

一位名人作家，本应因其精神产品（文学）而受到尊敬。然而，故事中所有关注的焦点、所有社交活动的中心，却从作家最崇高的头脑，断崖式地降格到了他最卑微、最私密、甚至难以启齿的肉体部位——患有痔疮的“尻子”。

“拍马屁”这个行为从一种比喻性的、对精神的奉迎，字面化地、尤其生理性地变成了对真实的肉体——屁股的照料和追捧。拍众不再讨论他的作品，而是争相为他的痔疮献计献策。比如武二把作家送往“小舅子当主治大夫的北极医院肛肠科就诊”，文三又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宇宙频谱仪’”结果，作家的尻子烂得更狠了。而得了报告文学大赛一等奖的向前进，把作家从医院硬“抢”到农村让“尻子王”用偏方治疗……这种从隐喻到实指的转换，是产生荒诞感的巨大源泉。

第二，围绕“痔疮”的功利主义狂欢：

拍众的终极目的并不是真正关心作家的健康，而是希望通过“治好痔疮”这个功绩，作为攀附作家、获取名利的“敲门砖”。一个本应是出于关怀的医疗行为，被异化为赤裸裸的利益投资。

为了这个荒谬的目的，拍众们表现出极度的、不合常理的谄媚，他们为了给作家治痔疮而明争暗斗。这种将卑微服务神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荒诞的表演。

第三，成功学与疾病学的荒谬挂钩

谁能获利，不取决于其才华、努力或对文学的贡献，而取决于谁在“治疗痔疮”这场闹剧中表演得最出色。尻子王“当上了什么委员”，武二“以靠治尻子的经历写出了当代最轰动的报告文学。在全国名人轶事征文大赛上得了第一”，文三“也沾了光，名人（作家）为文三的自传性小说《文人闯江湖》写了序”……正常的价值评判标准（文学、才能）完全失效，被一套围绕“尻子”建立的、不可理喻的新标准所取代。

作家的“病情好转”不再是一个医疗指标，而成为一种可以兑换成利益的社会资本。人们会像关注股市一样关注他每天的病情消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投资（奉承）策略。生理上的排泄器官，成了社会关系的枢纽。

一个完全偶然、生理性的疾病，竟然成了决定一群人命运和利益分配的关键。这是故事荒诞性的核心爆发点

第四，名人从主体沦为客体：

表面上，作家被众星捧月，拥有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或威望。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被动的、痛苦的疾病载体。作家的权威不再来自他的思想，而是来自他的痔疮。作家成了自己疾病的囚徒和周围人功利心的舞台。

在整个闹剧中，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在想什么、他的新作品是什么。他作为思想者的主体性完全消失，他的人格被他的屁股所取代。

《名人的尻子》的荒诞性，归根结底在于它描绘了一个价值系统完全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精神让位于肉体（思想让位于痔疮）。

本质让位于表象（文学价值让位于治病功劳）。

真诚让位于功利（关怀让位于算计）。

《名人的尻子》像一面哈哈镜，夸张地照出了现实社会中某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权力和名气的追逐，如何让人们放弃尊严和原则，将智慧与才华浪费在无比卑微、甚至丑陋的奉承之上。这种“一本正经地做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所营造的巨大反差，正是其黑色幽默和深刻批判力的来源。

二，《国府门前去“上访”》的荒诞性

《国府门前去“上访”》荒诞的核心在于 ：“用一种巨大的、颠覆性的错误，去纠正一个微小的、甚至虚构的错误” ，从而让整个行为显得毫无意义却因此而极其荒谬。

第一层荒诞：动机与手段的彻底失衡：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核心的荒诞，源于一种经济学和常识上的彻底失衡。

6000元人民币，在大陆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可能仅相当于一部普通手机或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费。为了这样一笔数额，采取任何超出常规投诉渠道（如社区、街道、区级政府）的行动，在常人看来都是不划算的。这决定了此事本应是一个“基层民事纠纷”的级别。

然而，跨海到台湾的行为代价却是巨大的，包括办理手续、交通、住宿、时间等经济成本，以及巨大的机会成本和不可预知的风险。其成本将数十倍、上百倍于6000元本身。

上访者为解决一个“蚊子腿”级别的问题，却动用了“屠龙刀”级别的资源。这种动机与手段之间极端的不匹配，构成了故事最基本的荒谬逻辑，刻画出一个脱离经济理性的、偏执的人物形象。

第二层荒诞：对官僚体系批判的深化

其一，对大陆官僚体系“低效”的绝望式讽刺：

上访者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错乱的方式，其背后的预设是：大陆本地的投诉渠道已经完全失灵、不值得信任，以至于上访者宁愿去寻求一个虚幻的、外部的“权威”。这种“舍近求远”、“弃实求虚”的行为，恰恰是对本地治理效能最极端的否定和讽刺。它暗示，在行为人心中，正常的系统已经腐朽到连一个6000元的小问题都无法公正解决。

其二，对形式主义抗议的解构：

上访者的行为，看似激烈反抗，实则是一种无效的、象征性的“表演性上访”。他追求的或许并非实际解决问题（因为根本解决不了），而是通过这种极端错乱的行为本身，来宣泄一种无力感，并试图引起关注。这种“为抗议而抗议”的姿态，使其反抗行为本身也充满了荒诞的悲剧色彩。

《国府门前去“上访”》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寓言：上访者满怀严肃、认真地投入一场战斗，但他眼中的“巨人”（一个能为他伸张正义的台湾当局）不过是一架风车，而他所要维护的“正义”（6000元拆迁费），在旁观者看来，与这场战斗的宏大和虚妄相比，显得无比渺小和可笑。这种“庄严的姿态”与“虚无的对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构成了故事最深刻的荒诞性与批判力。

三，《欢送》的荒诞性

第一，喜庆与耻辱的戏剧性反转：

“……那些业余送行者大多收了劳务费，连说什么话都是个别吹鼓手编排好的。机关干部是领导们专门组织安排欢送的，科级以上不得缺席”。这是《欢送》描述的欢送场景。

原本是一场充满赞美、感谢、对未来的美好祝愿的仪式。下属们的发言、酒桌上的敬酒、赠送的纪念品，都建立在“此人前途光明，值得追随”的预设上。

短短几年后，这位被欢送、被寄予厚望的上司，却银铛入狱，成为阶下囚。这使得当初那场充满正能量的“欢送会”，在“回溯”的视角下，变成了一场为“罪犯”举办的、极具讽刺意味的“预祝”仪式。当初的每一句赞美，在真相大白后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故事的标题“欢送”与结局“入狱”构成了最直接的荒诞冲突。

第二，表演与现实的彻底割裂：

下属们在欢送会上的表现，未必出于真心的敬仰，更多是一种对“权力”本身的敬畏和投资。他们欢送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其代表的权力和可能带来的未来利益。

当这位上司入狱后，当年那些热情欢送他的下属，大概率会迅速与之切割，甚至可能成为批判他的积极分子。这种前后态度的急剧转变，暴露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功利、脆弱和虚伪。欢送会上的“深情厚谊”成了一场人人参与、心照不宣的集体表演。

第三，权力评价体系的瞬时性与不可靠性

在故事发生的当下，众人对上司的评价是“升职=成功=优秀”。整个欢送会都在强化这一单一、肤浅的评价标准。

而几年后的“入狱”，才是社会和法律对其行为的最终、也是最真实的定性。这彻底否定了欢送会时的那套评价体系。荒诞之处在于，一个被体制内“欢送”的“成功者”，最终却被体制的规则所审判和惩罚。这暗示了当时的升迁可能本身就存在问题，或者权力本身会腐蚀人性，使其最终走向毁灭。

第四，对“欢送”这一仪式本身的解构

故事的标题《欢送》本身就充满了反讽。

“欢送”了什么？ 表面上是送别一位同僚去奔赴更好的前程。但在结局的映照下，这场仪式仿佛是在“欢送”他走上一条通往监狱的不归路。这种无意识中的“精准预言”，增添了命运的荒诞感。

盛大的欢送仪式，本意是赋予这段职业生涯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入狱的结局，却将这个句号炸得粉碎，证明那场仪式所试图定格的光辉形象和情谊，都是虚假和短暂的。仪式并没能成功“包装”历史，反而被历史无情地“拆穿”。

《欢送》的荒诞性核心在于——

它通过一个简单的时间差（从欢送到入狱），像一把手术刀一样，剖开了官场文化的华丽外衣，展现出其中的功利、虚伪和脆弱。它告诉我们，在权力场中，今天的盛大庆典可能成为明天的耻辱柱，当下的深情厚谊可能转眼就变成切割自保的冷漠。这种巨大的反差，以及背后所揭示的人性与制度的扭曲，正是其荒诞和深刻之处。

如果说《名人的尻子》的荒诞更像卡夫卡式的——一个卑微、私密甚至不雅的生理部位（屁股），取代了精神与思想，成为一整套权力系统围绕其运转的荒谬中心，那么《国府门前去“上访”》的荒诞更像《堂吉诃德》式的——以过时的逻辑冲击虚幻的敌人，而《欢送》的荒诞则更接近果戈里或契诃夫式的：在琐碎日常中暗藏毁灭的伏笔。

三篇不长的文章，却具有如此丰富内容，难怪《城里城外》在旧书网成了抢手货。

编辑：何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