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说，我军打仗有两种打法，一是毛主席打法，二是徐向前打法

1940年3月的延河边仍透着料峭寒意，警卫员跑来报告：“阎锡山的侦察机又来了！”毛主席笑了笑，只回了四个字：“让他看吧。”这一幕常被老兵拿来打趣，认为毛主席的眼光总落在“下一个回合”，而不是头顶的飞机。顺着这条时间线向前与向后望，可以发现我军作战方法早早分成了两条脉络：宏观布局的毛主席打法与精细推算的徐向前打法。

毛主席打法的雏形出现在秋收起义后不久。1927年10月井冈山会师，他提出“敌进我退”八字诀，山上粮食不过三日口粮，照样敢放弃根据地下山抄侧翼。主动丢一块地，为的是在下一次回旋中拣回三块地，这种思路后来被概括为“用空间换时间”。到1935年长征四渡赤水，只剩三万人的红军能牵着四十万追兵团团转，缩小口袋再打开口袋，靠的正是这种腾挪。

徐向前打法同样有源头。1931年鄂豫皖苏区紧急东移时，红四方面军缺枪少炮，他却硬是用算盘式计算把战役拆成若干“可承受的小账”。双桥镇一仗，每名战士子弹不超四十发，日本式掷弹筒仅四具，徐向前通过梯次投送与轮换冲锋硬把敌第一师撕开缺口。后来有人问他秘诀，他摆手说：“先算账，再打仗。”

1947年国统区战局骤变，延安不得不放弃。毛主席在米脂羊圈湾召开前委会时说：“要打歼灭战就得让敌人散开。”于是西北野战军把胡宗南二十万大军引到绵延山沟，青化砭石嘴驼腰寨连续设伏，五天歼敌一万四千。没有人再提“收复延安”，因为全局主动权已握在手中。

同一年，徐向前在晋南搞运城攻坚。运城城墙厚达十米，敌炮楼犬牙交错。他先修五十条交通壕，再掘一万七千米坑道，用黑火药一万公斤分三次爆破。“听音缸”这种土办法很管用，夜里工兵把罐子扣在地面，只要敌人回填洞口沙土的声响一传来，立刻调整方向。一声巨响后城垣缺口敞开，预备队蜂拥而入，守敌两万五千人被全部解决。

有人把两种打法简单对立，其实并不妥当。1948年豫东战役体现了两轨合一的趣味。毛主席在西柏坡下令“先打外线援敌”，粟裕却受制于开封久攻不下的压力。解决办法是“攻城打援双线并举”：前沿部队围而不攻，机动部队在杞县睢县间撒开“耍龙灯”阵。蒋介石坐镇徐州被迷得摸不清主攻方向。徐向前在晋中穿插董村，用六万兵力牵制阎锡山十万精锐。蒋军想调山西兵力增援中原，却被迫裤腰带勒紧防守太原。这一南一北两把钳，齿轮对扣，最终把黄河以东的国民党主力磨到崩溃边缘。

1949年初进入全面追击阶段。华野渡江前，粟裕电请中央扩大战线，毛主席批示“大胆使用内线条件”。这时徐向前派工兵队研究大规模水上强渡：每百米江面配置四条木帆船、两条机帆船、两门山炮，以十五分钟一波滚动。三月里夜渡长江，炮声刚响，江对岸的国民党军还以为只是例行骚扰。待看清船灯已连成一线，已然无力阻截。

有人疑惑：局部战役里到底该推崇谁的思路？答案可能藏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之间。最初志愿军横扫三八线，按照国内战争的大纵深穿插去做，但美军机动快补给足，结果擦肩而过耗不上劲。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采纳“阵地守活、运动守险”的混合思路：在马良山织起徐向前式坑道网络，在金城河谷打毛主席式诱敌反击。第五次战役后期，志愿军再没让美军取得有效进展，朝鲜战场就此稳定。

到了1979年中越边境冲击战，徐向前的工程化体系再次显露价值。西线部队进攻高平，有人提出“闪击南下”，但山地道路狭窄。军委明确要求三日内修通简易军车道、建立炮兵群测地坐标，两天后炮火覆盖精度误差不过五十米。步兵冲沟谷穿插仍沿用毛主席做大外线思路，一旦侦察分队摸清火力盲区，立即绕山包抄截。正是这套“工程加机动”的组合拳，让高平守军在短短八小时失去了外廓防御。

值得一提的是，两种打法不仅存在于战场，也深植于组织建制。红四方面军力推支部建在连上，层层负责；华野则在淮海战役前发起“百万雄兵齐参战”，把后勤、民兵、担架队与野战分队编组联动。不同侧重，却都围绕同一个中心——灵活调动人力物力。

试想一下，如果说毛主席打法像一张拉开再合拢的网，徐向前打法更像一把层层雕琢的刻刀。前者追求在宏大空间中找弱点，后者力图把已有兵力与火力榨到极致。两种思维碰撞，便成了人民军队在瞬息万变中始终能“打得赢”的关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