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成功收复疆土的两位名将，都是谁？

“光绪三年七月，若新疆真丢了，你可愿随我进关？”1877年夏夜，马尾船政局灯火昏黄，六十多岁的左宗棠端起一盏清茶，语气冷峻。幕僚愣住，片刻后猛地抱拳：“愿随大人共赴死地。”一句简单的对话，道出晚清边疆危局的紧迫和一位老将的孤决。自此，清末收复新疆与民国收回外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少有的领土回归范例，而背后站着的，正是左宗棠和徐树铮。

1840年鸦片战争起，割地赔款的闸门被粗暴推开。二十多年里，《南京条约》《中英天津条约》《马关条约》接踵而至，大清的疆域像被利刃切割的糕点，边角不断缩小。外患固然明显，内乱更让清廷焦头烂额：太平军、捻军、回乱此伏彼起，国库已被掏空。当时的中央官员多持“能守一隅算一隅”思路，新疆似乎成了可以割舍的远方荒土。英国、沙俄正是看中清廷软弱，暗中扶植浩罕汗国军阀阿古柏，在1871年至1875年间占据了天山南北的要冲。沙俄趁机派兵进入伊犁河谷，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列强夹击、军饷欠发、饷银难筹，局势不啻悬崖边滑坡。

就在此刻，左宗棠挺身而出。他常被描绘为“湘军三杰”之一，但相较曾国藩的君子温吞，他的强硬更像一把硬骨梆子。上折子时，他干脆写下“海防不过保数省，塞防乃是保江山”八个大字，与李鸿章“先海防后塞防”的主张针锋相对。朝廷犹疑不决，他索性不等批复，先用闽浙招募资金，以福州船政局利润、闽台田赋为抵押向上海洋行借款，又劝福建士绅认购军粮公债。为了表态，他把在长沙的祖宅卖了，甚至随军带棺——这并非作秀，湘军惯例“将死之地葬死之具”，以示破釜沉舟。

左宗棠西征采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办法。1876年，他让大将刘锦棠从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铺设驿道，过玉门、进哈密，收复吐鲁番。与此同时，左宗棠本人在肃州（今酒泉）督造后勤，相当于把一座临时军工城搬进西北。对于山地机动，他大量采购前膛来复枪和后座机炮，为湘军改装骡马炮架，还装备了电报线和热气球侦察，这些细节往往被忽略，却在实战中发挥奇效。一年后，阿古柏死于部下叛变，残部被逼入喀什噶尔；再一年，伊犁谈判桌上，彼得堡代表面对左宗棠步步紧逼，最终签订《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2月），伊犁九城除托乎拉、普尔津小块地区外尽数归还。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结果，乌鲁木齐以西恐怕早与中原无缘，这并非危言耸听。

左宗棠收疆成功，却也耗尽心力。1885年9月5日，福建马江边的凉风里，他病逝于福州，年七十四。天津军机处电报仅用了六个字评价：“边防可慰，国士无双。”这份简短挽辞，既肯定功绩，也透着晚清最后的骄傲。

时间推到1911年以后，新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互争地盘，各色军阀粉墨登场。动荡中，外蒙又起波澜。1912年12月，库伦活佛博克多凭借沙俄支持宣布“独立”，并日益与国内分离。辛亥革命后年轻的中华民国政府积弱，新疆、青海、川边都自顾不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俄对外蒙的保护链瞬间断裂；白俄军阀、赤卫队、蒙古王公各怀鬼胎，局面一团乱麻。北京政府内，段祺瑞急需一位懂军事、通外事、手腕狠辣的人出马收回外蒙，目光锁定皖系头号干将——徐树铮。

徐树铮出生于1880年，原籍江苏萧县。和左宗棠醉心兵书不同，他是“电报房里摸出来的将军”。二十出头就担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擅长用电讯和铁路调度兵力，说一句“现代派”并不夸张。1919年初，他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兼边防督办，手握新式装备的混成旅三万余人，踏上中东铁路沿线。在此之前，北京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俄密约》，允许日本提供贷款和枪械，外界视之为软弱条约，但在徐树铮眼里，一切可以借来的力量都该用来办正事。

1919年10月，徐树铮抵达库伦，先礼后兵。他摆酒宴请博克多，言辞看似恭敬，却冷冷递出一份“承认宗教地位、取消政治自治”的协议草案。蒙古王公犹豫不决，他随即放手白俄刺杀派系，让城外枪声不断。几天后，他又进驻大昭寺，明言“北洋军只打叛匪，不扰僧俗”。两面夹击下，博克多同意取消“独立”诏书，外蒙政权土崩瓦解。12月，混成旅继续北推索楞诺布、巴拉仓驻地，打垮残余白俄，控制包括恰克图在内的主要关卡，正式恢复中央政府对外蒙的主权与行政架构。其间，他采纳参谋栾希凤建议，使用军用卡车与雪橇并行输送补给，大大缩短行军时间。此举被后世军史学者称为“亚欧草原机动战先声”。

然而，仅仅六年后，徐树铮便命丧廊坊车站。1925年12月31日清晨，冯玉祥部将张之江给上峰发电：“树铮已正法，余悉心善后。”三十一字平静，却宣告一代枭雄的终点。当时他年仅四十五岁，未及晚年回望，已被时代浪潮吞没。

左宗棠和徐树铮收复疆土的路数与际遇差别极大：一位倚靠传统绿营与湘军，一位调度新式军旅与列强协约；一位古稀老臣背棺出征，一位壮年新贵刀口舔血。但二人却有几处惊人相似。其一，都是在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的背景下，自行筹饷：左宗棠抵押闽浙厘金；徐树铮利用日资贷款。其二，二人皆善用“先声夺人”：左宗棠北路节节推进后，南疆反叛派系自然瓦解；徐树铮先兵临库伦再剿外围，使蒙古王公动摇。其三，二人都深知舆论之力。左宗棠在上海英美报纸上发文，指沙俄“掠伊犁乃贼行”，赢得士绅声援；徐树铮则在《顺天时报》刊文，宣称外蒙复归乃“国际公法自然之理”，压缩俄日干涉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两次收复行动都非一劳永逸。新疆在清末虽得保全，但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再次受外部觊觎；外蒙虽于1919年回归，苏俄在1921年扶持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把局面反复拉回原点。历史没有童话结尾，却留下一条铁律：领土问题不容半步退让，一旦裹足不前，别人就会替你做主。

不少史家把收疆与收蒙并列为“近代边防史的双峰”。抓住两座高峰背后的精神与方法，也许比记住年份更重要：决策层必须具备全局视野，加之坚决执行；在资源稀缺时，要敢于打包民间力量；面对列强，要明白什么时候妥协为借力，什么时候必须亮剑。两位名将的成败得失，提供了活生生的脚注——左宗棠运筹帷幄，却牵扯出闽浙势力的不满；徐树铮敢拼敢赌，但同样因割据政治而葬身异手。换言之，个人的魄力可以填补制度暂时的空白，却无法替代制度本身。

1962年，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解密《徐农护照案卷》，里头仍保存着1919年徐树铮签发的第一批“库伦入境许可证”，黄纸墨字已泛酸。更早之前，福州闽侯县的三山陵园，左宗棠墓前“垂裕后昆”碑碣沉静无言。两块石碑相隔千里，却指向同一件事：版图并非天赐，必须有人去争、去守、去负责任地经营。边疆不缺神话，只缺实干家，而左宗棠与徐树铮恰好写下了罕见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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