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夏日的午后,阳光透过老旧的窗棂,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年是1995年,我刚考上大学,揣着录取通知书,跟着同学周涛回他家乡的小县城炫耀。也正是那个午后,我见到了他的姐姐,周静。我的整个世界,在那一刻,天翻地覆。
周涛家住在一个老式的职工家属院里,红砖墙,水泥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饭菜和煤烟混合的独特气味。我坐在他家那张磨得发亮的木桌旁,喝着一杯泡得极浓的茉莉花茶,听着周涛眉飞色舞地吹嘘我们学校的种种好处。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穿着淡蓝色连衣裙的女孩走了进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几根翠绿的黄瓜和红得发亮的西红柿。她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几缕被汗水打湿的碎发贴在脸颊上,阳光恰好从她身后照进来,为她整个人勾勒出一圈柔和的金边。她看到我这个陌生人,脚步顿了一下,脸上瞬间飞起一抹红霞,像是傍晚最温柔的火烧云。
“姐,你回来啦!”周涛大大咧咧地喊道,“这是我同学,陈默,我们一个宿舍的。”
她冲我羞涩地点了点头,声音细若蚊蚋:“你好。”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然后又猛地松开,血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向四肢百骸。我活了十八年,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不是书里描写的那些虚无缥缈的词句,而是一种具象化的、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她的眼睛像含着一汪清泉,干净得不染一丝尘埃。
我像个傻子一样站起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结结巴巴地回应:“你……你好,我叫陈默。”
周涛在一旁坏笑着起哄:“我姐漂亮吧?我们院里一枝花!”
周静的脸更红了,她嗔怪地瞪了弟弟一眼,放下手里的东西,转身进了厨房。我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周涛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一样,想尽各种办法待在周涛家。我帮着他家劈柴,帮着阿姨择菜,甚至还自告奋勇去修那个接触不良的电灯开关,结果差点把自己电个半死。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多看周静几眼,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她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心思,总是刻意避开我。但偶尔,我能捕捉到她从厨房门后投来的、一触即收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好奇,有羞涩,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离我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我知道,一旦我回到千里之外的大学,我们之间这点微弱的联系可能就此中断。在这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一封信要走上一个星期,思念会被拉得又细又长,直到断裂。
终于,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鼓足了平生最大的勇气。周涛和他的一帮朋友出去疯玩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周静。她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借着昏黄的灯光,低头织着一件毛衣。晚风轻轻吹拂,送来阵阵花香。
我搬了个小板凳,在她身边坐下,心脏“怦怦”地跳着,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周静……”我开口,声音干涩得厉害。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抬起头看我,眼睛在夜色里亮得惊人。
“我……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完成一项壮举,“我知道这很唐突,但是我……我喜欢你。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喜欢。”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还有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她的脸在灯光下忽明忽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到她长长的睫毛在微微颤动。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被彻底拒绝,准备落荒而逃的时候,她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你是个好人,是大学生……我们……不合适的。”
“没有什么不合适!”我急切地打断她,“喜欢就是喜欢,跟身份有什么关系?我发誓,我会对你好的,一辈子对你好!”
她沉默了更久。我感觉一个世纪那么长。然后,她抬起头,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嘴唇动了动,轻轻地说:“……可以给个机会。”
这六个字,像是一道惊雷,在我脑海里炸开。巨大的狂喜淹没了我,我激动得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微微颤抖着。我语无伦次地说着“谢谢你,谢谢你”,眼泪差点涌出来。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回到大学后,我开始了漫长的“鸿雁传书”。我把所有的思念和爱恋都倾注在信纸上,每天最期盼的事,就是宿管大爷喊出我的名字。周静的回信总是很短,字迹娟秀,话语朴实。她说家里的事,说工作的事,说天气变冷了要我多穿衣服。每一封信,都像是一颗定心丸,让我躁动的心得以安宁。
大二那年暑假,我迫不及待地再次踏上了去她家乡的火车。这一次,我是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去的。周涛的父母对我依然热情,但那热情里,多了一丝审视和客套。我能感觉到,他们并不看好我们。在他们眼里,我是前途无量的大学生,而周静只是一个高中毕业就在县纺织厂上班的普通女工。我们之间,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但我和周静却沉浸在爱情的甜蜜里。我们一起去逛县城唯一的公园,在小河边散步,看一场两块钱的露天电影。我给她讲大学里的趣事,她听得津津有味;她给我讲厂里的八卦,我也觉得分外有趣。我觉得,只要我们相爱,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
现实的裂痕,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
那天,我们正在街上走着,迎面遇到了她厂里的几个同事。那些女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然后拉着周静窃窃私语,不时发出一阵哄笑。周静的脸涨得通红,显得局促不安。等她们走后,她一路都沉默着。
晚上,我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很久,才低声说:“她们都说……说我配不上你,说你以后肯定会变心的。”
我心疼地抱住她,信誓旦旦地说:“别听她们胡说!我陈默要是变心,就天打雷劈!”
我以为我的誓言可以让她安心,但我没看到,她眼底深处那一闪而过的忧虑。
真正的风暴,发生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我顺利地留在了省城一家设计院工作,有了体面的收入和光明的未来。我第一时间写信给周静,让她辞掉工作来省城,我们结婚。
可是,我等来的不是她欣喜若狂的回应,而是一封长长的、字迹被泪水浸得有些模糊的信。
信里,她说她不能来。她说,她来省城,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她会成为我的累赘。她说,她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靠爱情就能填平的。她写道:“陈默,你是一只要高飞的鹰,而我只是一只守在家门口的麻雀。我不能拖累你,我们分手吧。忘了我,去找一个能和你并肩飞翔的女孩。”
我疯了一样,立刻请假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回她家。当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瘦了好多,眼睛红肿,像是哭了很多天。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我抓住她的肩膀,几乎是在咆哮。
“没有为什么。”她别过脸,声音冷得像冰,“我不爱你了,行不行?”
“我不信!”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她终于转过头,泪水夺眶而出:“陈默,你放过我吧,也放过你自己!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走吧,我求你了!”
她父母也出来劝我,话里话外都是我们不合适,长痛不如短痛。周涛这个曾经的好兄弟,也只是叹着气,拍拍我的肩膀,说:“哥们儿,算了吧,我姐她……她有苦衷。”
我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我像个游魂一样在县城里游荡,一遍遍地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不明白,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了省城。
从那以后,我们彻底断了联系。我拼命工作,用加班和项目麻痹自己。我升了职,加了薪,换了更大的房子,开上了更好的车。我身边也出现过一些优秀的女性,她们聪明、漂亮、和我有着共同的语言。但我知道,她们都不是周静。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脸颊绯红的女孩,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十年间,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小县城,也没有打听过她的任何消息。我怕听到她已经嫁人的消息,那会让我最后一点念想也彻底破灭。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周涛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也很沉重。他说,他姐姐周静,得了重病,是尿毒症。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电话那头的周涛还在说着什么,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了。挂了电话,我立刻订了最快一班去他家乡的火车票。
当我再次站在那栋熟悉的红砖楼下时,恍如隔世。一切都没怎么变,但一切又都变了。
在县医院的病房里,我见到了周静。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身体浮肿,整个人瘦得脱了形。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黯淡下去。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嘶哑而微弱。
我走过去,坐在床边,看着她被病痛折磨的样子,心如刀绞。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我却只说出一句:“我来看看你。”
那几天,我一直守在医院里。周涛告诉我,周静一直没结婚。当年我们分手后不久,纺织厂倒闭,她下了岗,为了不拖累我,她硬是咬着牙没告诉我。后来,她做过很多工作,卖过早点,当过服务员,吃了很多苦。几年前,她被查出了肾病,为了不花钱,一直拖着,最后拖成了尿毒症。
“我姐这辈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周涛红着眼圈说,“当年她说不爱你,都是骗你的。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怕耽误你的前程。她跟我说,能看着你越飞越高,她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我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我以为是她放弃了我们的爱情,原来,她才是那个爱得最深、付出最多的人。她用她的“配不上”,成全了我的前程,却毁了她自己的一生。
我握住周静的手,她的手因为浮肿而显得臃肿,但依然冰凉。我哽咽着说:“静,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
她虚弱地笑了笑,摇了摇头:“不晚……能再见到你,就……不晚。”
我决定,要救她。我咨询了医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我立刻做了配型,但结果并不匹配。我不甘心,发动所有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肾源。钱不是问题,只要能救她,我愿意倾家荡产。
那段时间,我一边工作,一边处理医院的事。我把周静转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给她请了最好的护工。她一开始很抗拒,说不想再花我的钱,不想再欠我的。
我抱着她,在她耳边说:“静,你这辈子什么都不欠我的。是我欠你的,欠了你十年的青春,欠了你一生的幸福。现在,该我来还了。当年你给了我一个机会,现在,请再给我一个机会,一个照顾你一辈子的机会,好吗?”
她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肩膀,终于点了点头。
等待肾源的日子是煎熬的。看着她一次次被推进透析室,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我的心就像被凌迟一样。我常常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走廊上,祈求上天能出现奇迹。
也许是我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三个月后,医院传来消息,找到了匹配的肾源。
手术那天,我守在手术室外,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当手术室的灯熄灭,医生走出来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时,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周静的恢复过程很顺利。当她可以下地走路,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女孩,又回来了。
出院那天,阳光正好。我推着轮椅上的她,走在医院的花园里。她穿着我给她买的新衣服,虽然还很瘦,但精神很好。
她仰头看着我,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彩,就像二十年前那个夏日的午后。
“陈默,”她轻声说,“谢谢你。”
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认真地看着她:“不用说谢谢。静,我们结婚吧。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了。”
她愣住了,随即眼眶泛红,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双方的亲人。没有豪华的排场,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祝福。当司仪问我是否愿意娶周静为妻,无论贫穷富贵、健康疾病都不离不弃时,我看着她,大声说:“我愿意。”这三个字,我等了十年。
婚后,我们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我依然在设计院工作,周静则在家调养身体,把我们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学着上网,学着使用智能手机,努力地追赶着这十年错过的时光。我们像所有普通夫妻一样,会为了一点小事拌嘴,但很快就会和好。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静静地待在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就觉得岁月静好。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再勇敢一点,再坚持一点,是不是就不会有这十年的错过和遗憾?但生活没有如果。也许,正是这十年的兜兜转转,才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幸福。
那个1995年的夏天,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女孩,那个羞涩地对我说“可以给个机会”的瞬间,已经永远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它是我所有故事的开始,也是我一生幸福的源头。爱可能会迟到,但只要你还相信,它就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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