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抬上刑场时已病入膏肓，老蒋却说：妻是匪夫必同罪

1952年4月22日凌晨，台北马场町刑场笼罩在湿冷的雾气中。两名士兵用担架抬着一名奄奄一息的囚犯走向刑场中央。这位瘦骨嶙峋的中年人因高血压昏迷多日，临刑前被注射强心针以维持意识。他就是前台湾义勇队总指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李友邦。尽管他抗日时期功勋卓著，但最终被蒋介石以“妻是匪夫必同罪”的逻辑定罪，成为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清算的典型牺牲品。

李友邦的路要从台北芦洲说起，1906年出生，少年时在街头串联反日，被殖民当局通缉，1924年人到了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念书，抗战打起来，他在浙江金华把台湾义勇队组起来，口号挂在队旗上“保卫祖国、收复台湾”，队里跑前线做医疗救助，摸线索写材料做宣传，1943年升到中将总队长，家里另一头严秀峰在战地也没停过，1939年打东洲沙保卫战，外界叫她“抗日花木兰”，两人走在前线的样子，被人称作“烽火侠侣”，这段抗日履历亮在那儿，战后回头看，在岛内却成了被盯着的地方。

19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社会进入戒严，1950年严秀峰因为和中共地下的朱枫有来往被扣上“通匪”，判十五年，调查往来里没看到李友邦参与，毛人凤和谷正文向蒋经国讲过他的情况，说人干净，蒋介石那边对台籍精英的政治忠诚一直悬着心，1951年十一月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会，蒋介石当着人问李友邦一句“你妻子是匪谍，你会不知情”，话音落地就叫宪兵带走，这一幕把那套按关系定案的做法摆在桌面上，证据缺口没补上，亲属牵连就成了扣子的来源。

关进去的日子不好过，青岛东路看守所的房间光线暗，血压高肝病重站不起来，公开审判迟迟不见，1952年4月21日三军总医院给出病况报告，说生命只剩四十八小时，军法局那边随即把死刑流程往前推，判决书上桂永清批了“立即执行，以儆效尤”，蒋介石红字“照准”，速度压着程序走，这种办案节奏在当时档案里看得清楚。

同期的人里有吴石、朱枫，他们的材料里能看到情报往来的记录，李友邦这案子靠的是连坐，事情过去多年，李的名字又出现在另一面，2005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挂他的肖像，2015年家属拿到“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同一个人被不同场景使用，历史记忆像符号一样四处被摆放。

这案子带出来的影响落在岛内政治也能看到，整合大陆与台籍精英的那套安排没跑通，蒋氏父子内部的力量分工也被外界讨论，蒋经国知道情况没有介入，制度里个人的取舍显得谨慎，严秀峰出狱回到芦洲李宅，一直做为夫正名的事，讲话里提到两岸同胞要努力和平统一，她到2015年离世前都在重复这件事。

从马场町的枪声，到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刻名，李友邦这一生像拼图，抗日战场的角色摆在前面，冷战格局里又被推到另一边，个人遭遇和时代的框架交织在一块，后来人站在纪念碑前，眼睛要看的是权力怎样落到人身上，司法的线怎样拉直不打结，把程序守住，把事实说清，史料在公共空间里才不会被用着用着就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