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军不是为了伤害无辜者”：以色列无人机操作员不堪加沙战争重负，自杀身亡

傍晚六点，一场军事仪式在以色列中部举行。数十名空军军官肃穆立正，敬礼致意，其中不乏高级将领。然而，悼词并未通过麦克风传出，那些相拥落泪的悲恸场景，也未被任何镜头记录。

此事已过去数月，但一道禁令依然笼罩，禁止公布当日下葬军官的姓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名高级预备役军官，也是一位资深的无人机操作员。如同许多因战争创伤而选择自杀的受害者一样，他的身份始终未被公之于众，其自杀的具体原因也未被披露。

“他深爱着军队和这个国家，”一位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说道，“但战争的恐怖和持续的杀戮令他难以承受。这些经历最终压垮了他。我亲眼看着他逐渐萎靡，直至最终崩溃。”

消息人士称，这位高级军官在部队中负责的是无人机的起降工作，而非直接的攻击行动。然而，他目睹了每一次起飞所带来的全部后果。“我意识到这令他感到痛苦，参与这些行动对他而言异常艰难，”该消息人士补充道。“大多数人或许能将这种情绪压抑下去，但他显然崩溃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缓慢而必然地发生了。”

近几个月来，《国土报》（Haaretz）采访了这位军官的众多熟人、同事及亲属，他们描述他才华横溢、善于交际、魅力非凡、深受爱戴，堪称“人间至宝”。但也另有一些话语，几乎是以低声耳语的形式透露出来。“他有着不愿外露的敏感一面，那与他平日展现出的硬汉外表形成了鲜明反差。”一位亲属透露。

一位在战争期间累计执行了超过500天预备役任务的无人机操作员，对那些不为人知的心理负担深有体会。“人们以为我们的工作就像在玩PlayStation游戏机，但这完全是错误的，”他坦言， “我们的身体虽然远离战场，但心理却近在咫尺。 我们目睹的袭击画面，其清晰度远超想象，我们承受着极度残酷的视觉冲击，并通过对讲机听见所有的声音，也完全理解这些行动的后果。”

他承认，无人机操作员的生命确实不受威胁，但那份夺取他人生命的权责同样复杂。“有时我们不得不扮演上帝的角色，决定谁生谁死。”他坦言。“我们对数千人的死亡负有责任，其中不乏无辜者。有些操作员在回家时，内心深知自己当天曾击毙过儿童，或是曾误伤了己方的士兵。 这种创伤恐怕会留下永不愈合的疤痕——我对此毫不怀疑。”

另一名同样担任无人机操作员的军官，提及了数周前与那位高级军官的一次对话。“他说必须停止这一切，必须终结这场战争，否则将引发我们尚未预见的后果。”该军官转述道，“他说自己被噩梦缠身，提及了那些遇难的儿童，他担忧人质的命运，并且认为我们的行动正在危及他们（人质）的安全。”

随后，又发生了一起死亡事件。今年二月，一名年轻的无人机操作员——他拥有少尉军衔——开枪自杀。他的遗体在空军基地被发现。据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就在不久前，他曾意外导致一架无人机坠毁，此后便始终无法摆脱失败的自责。

据这位高级军官的亲属透露，两人彼此相识。“他指导过许多士兵，对他们怀有一种父亲般的责任感。”亲属说。“在某种程度上，他视所有士兵如己出，因此（那位年轻军官的死亡）彻底击垮了他，重创了他的灵魂。”

军方承认，在自杀前的数月里，这名高级军官已经在接受心理治疗，以色列国防军（IDF）的心理健康专家也知晓其状况。但空军方面仍允许他继续操作无人机。“他是我们最优秀的操作员之一，”一名高级军官表示。“在多线作战期间，我们承受不起失去他的代价。”

曾与他共事的战友透露，他的精神状态在自杀前已经持续恶化，并直指这与他的预备役服役经历直接相关。“我们原以为，参与对伊朗的战争能带给他一种荣誉感，并改善他的状况，但结果事与愿违。”其中一人表示。“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艰难应对战争惨剧的同时，还陷入了一场与军务无关的个人危机。 我想，正是这两种压力交织形成了一个漩涡，最终将他彻底吞没。”

一位熟悉这两起自杀案例的军医部高级官员，指出了更复杂的背景：“必须认识到，有许多无人机操作员同样目睹了平民遇害、经历了任务失败、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他们并未选择自杀。”他补充道：“绝大多数自杀案例都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而非单一的诱因。”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办公室则就此发表声明称：“军方指挥官高度重视预防自杀及心理健康服务……这涵盖了飞行员、无人机操作员以及空军其他作战与支援岗位。在过去两年间，我们已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在超过一千个单位中部署了心理健康军官。”

关于这名自杀的高级军官事件，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军事警察正在进行调查，并将向军事检察长提交报告，最终的调查结论将告知其家属。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与逝者家属同悲，并将持续为他们提供支持。”

研读《国土报》所收集案例的专家们（其中也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心理健康系统的军官）一致认为，该案例反映了所谓“道德创伤”（Moral Injury）的典型症状。

“当士兵意识到自身行为与既有的道德准则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或者当他们犯下了公然违背准则的错误时，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协调感和内心冲突，这种痛苦可能极其剧烈，令人备受煎熬，”创伤研究专家、以色列国防军心理健康部门前研究主管扎哈瓦·所罗门（Zahava Solomon）教授解释道，“当士兵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可原谅时，他们可能难以找到与自我、与他人和解的途径。”

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发表的多项研究显示，参与阿富汗、也门和巴基斯坦无人机攻击行动的操作员，普遍存在严重的心理症状。

但以色列空军在2017年对41名参与了2014年加沙战争的无人机操作员进行的研究，却呈现了不同的结果——报告称无人出现抑郁或焦虑症状。不过，此次战争的持续时间，远超以色列历次无人机作战行动，其造成的敌方伤亡规模与破坏程度，也均远超以往。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国防军正着手研究本次战争对无人机操作员的具体心理影响。

近日，《国土报》获悉了三名三十多岁的无人机操作员的案例：他们在战争中执行了数百天的预备役任务后，均出现了心理问题。其中两人已经向国防部康复部门提出申请，并获批认定为战争伤员。

“起初我毫无不适，”其中一人向《国土报》坦言，“我全神贯注于任务，全心相信我们所做之事的正当性。但这份信念逐渐动摇了。我感觉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衰老了，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称，自己的转折点发生在加沙中部的内扎里姆走廊（Netzarim Corridor）附近。“旅长命令我攻击两个从南方接近的目标，于是我发射了无人机，”他回忆道，“结果发现那只是两个孩子。 或许他们是在寻找食物，又或许是迷路了。谁知道呢？”

起初，他并没有过多深究这个失误。“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意识到这件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时常想起时便感到羞耻与厌恶。”几周后，他申请了退役。他告诉指挥官自己已经身心俱疲，但他心里清楚，这并非全部的真相。

“我本以为回归平民生活后情况会好转，结果却愈发糟糕，”他坦言，“我始终无法释怀。我从未参与过以复仇为目的的袭击，我执行的每一次行动，都确信对方正在危及我方部队的安全。即便如此，这份煎熬仍令我痛苦不堪，我的内心如同被火焰焚烧。”

“我参军不是为了伤害无辜者，这种行为带来的负罪感令我难以承受。我曾萌生过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但是为了我的家人，我强忍着——如今我活着，只是为了他们。”

据以色列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委员会主席埃亚尔·弗鲁赫特（Eyal Fruchter）教授指出，道德创伤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极为相似。但PTSD患者遭遇的是被其视为生命威胁的伤害、死亡或性侵害。而道德创伤患者所遭受的，是其道德完整性的沉重打击，而非生理、心理或性完整性的损伤。因此，治疗方式也截然不同。

“治疗PTSD会采用创伤暴露疗法，而道德创伤的治疗，则需要引导患者去接纳那些导致其意识形态崩溃的行为。”弗鲁赫特解释道。

然而，部分患者已经陷入了更严重的困境。

“我刚退役，在预备役服役了数百天之后，我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坦言。“在服役期间，我刻意回避所有新闻，不看任何加沙战区的照片，也不去思考人质的问题——我只专注于任务。我害怕这些干扰会损害我的执行能力。”

身着军装时，这种策略或多或少还能奏效，但退伍之后，一切都变了。

“我突然想起了发生在加沙北部的一次重大事件，当时我因为犹豫未决，导致恐怖分子从隧道中窜出，向我们的士兵发射了火箭榴弹。”他回忆道。“两名士兵当场殉职。直到退役后，我才鼓起勇气去查询他们的姓名，当我看到他们面容的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我读着悼词，泪流不止。”

此外还有其他的诱因。“我打开Telegram，看到了大量巴勒斯坦人的尸体照片。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参与了这一切，那些尸体上都刻着我的名字。”这名士兵继续回忆着：“人们会说我的行动是必要的，我并非有意伤害无辜者。但那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始终萦绕心头。 我对自己充满了愤怒，有时甚至不知道这愤怒从何而来。”

他同样愤怒于那些“置身事外”的人。“指挥官们未能充分地帮助我们，他们未能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而这些念头迟早都会浮现。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现在他们却不再需要我们了。”他如此控诉。“这令人感到受辱，我感到被背叛。尽管外界认为战争结束了，痛苦就会随之消散，但此刻的伤痛反而愈发加剧——因为所有其他人似乎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因为人质的归来而欣喜若狂，而我仍被那些思绪与愧疚困在原地。我感觉一切都在向我逼近——那种孤独，那种隔绝。”

这些感受并未让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自杀与精神痛苦研究中心主任约西·列维-贝尔兹（Yossi Levi-Belz）教授感到意外。“无人机操作员始终处于以色列国防军进攻的最前沿，他们可能是造成敌方伤亡最惨重的作战单位。”他解释道。

这种情况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道德创伤的特殊性——尤其对于那些远离战场、仅通过屏幕观察行动后果的无人机操作员而言——在于道德冲突的觉醒，往往不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出现，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显现。”列维-贝尔兹解释道。“例如，当那种紧迫感、复仇的欲望和保卫国家的使命感骤然消退时，你会回望自己并自问：‘我究竟做了什么？’”

此外，“无人机操作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完成任务——也就是把加沙炸个稀巴烂。”列维-贝尔兹说，“部分压力源于我们确实遭受了强大力量的袭击这一事实，部分则是因为愤怒和复仇的情绪被不断煽动。”

但利维-贝尔兹同时指出了“背叛型道德创伤”的存在——“上级指挥者下达的任务，或是那些建筑坐标，本不应该与我的道德准则相悖。换言之，我们究竟在攻击什么目标？我们又为何而战？”他强调，这种创伤“可能极其严重”。

他与弗鲁赫特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国内遭受道德创伤的人数必将激增，这一点毫无疑问。”弗鲁赫特表示，“人们正开始反思自身的行为——那些在激战中看似正当的举动，在战后重新审视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随之而来的便是诊断、治疗与支持的问题——例如那位自杀身亡的高级军官。一位认识他的军官（他也是一名无人机操作员）表示：“他属于那种将预备役职责视为自身人格特质、并引以为傲的人，但这一切突然就改变了……他看起来精疲力竭，似乎有许多事情在困扰着他，但我以为那只是暂时的，所以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这其实是真正的警报信号，我为此感到内疚——我没有向（他的上级）发出警告，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拯救他。”

另一名空军军官也因这位高级军官的死亡而深感自责。“我曾听他说，这场战争让他难以承受，他对自己、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这位军官说。“我试图告诉他，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终点，但我没有再做更多的事。我任凭他的灵魂在战场上消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办公室在声明中补充道：“我们已开通24小时热线（*6690），并在所有领域扩展了心理健康体系，包括心理准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处理与治疗。作为保障军人福祉的整体承诺，以色列国防军将持续拓展这些服务，并适应新的需求，同时我们也鼓励军人主动寻求心理健康团队的帮助。”

本文作者：汤姆·莱文森

本文出处：An Israeli Drone Operator Couldn't Bear His Role in the Gaza War. 'Moral Injury' Made Him Take His Own Life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