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国内岗位不够分咋办？让本国人去全世界上班，成为印度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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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历克斯・特拉维利

编译|胡可怡

编译审核| 刘星君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单敏敏 范家菀

编者按

当前，印度正将“劳动力流动”上升为国家战略，试图以庞大年轻劳动人口对接全球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缺口不断扩大，而印度国内就业机会增速远不能匹配劳动力增长规模，大量印度青年不得不回流农业。在此背景下，印度政府积极推动与欧洲、东亚等发达经济体达成官方劳务输出协议，并公布《海外流动法案》草案，为劳动力输出构建制度化渠道。文章指出，美国移民政策趋紧，印度将目光更多投向德国、日本等非英语国家，并通过技能培训、语言教育为青年劳动者提供就业支撑。当前，印度每年侨汇收入已高达1350亿美元，外出务工者回流后还可带回资本与技能，推动印本土产业发展。然而，劳动力流动愿景面临现实困境：接收国国内反移民情绪上升，劳工输入议题政治敏感性颇高；而印度年轻人往往希望在当地扎根，缺乏归国意愿。将劳动力视作“标准化零件”的理论构想，与“人”作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印度拥有庞大的适龄劳动人口，其规模远超其国内经济所能吸纳的岗位数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国家正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如今，印度政府与企业界正在推动一场加速劳动力走向海外的行动。经济学家将这一思路概括为“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即通过政策与市场对接，将印度庞大的青年劳动力输出到那些因人口下降，而面临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受限问题的国家。

对印度及其海外合作伙伴而言，当前面临的挑战是：许多国家国内的反移民情绪正在升温。为此，政策制定者正试图谋划相关政策，一方面为印度劳动力提供更加便捷通畅的渠道赴海外工作，另一方面确保这些印裔劳动者有可行的归国路径。

10月9日，印度外交部公布了《海外流动法案》（Overseas Mobility Bill）草案，该法案将取代1983年出台的《移民法》。该草案提出，要帮助印度公民进入“全球就业市场”，并特别注重保障劳动者“安全有序地返回祖国，以及协助归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在过去六年里，印度政府已悄然与至少2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劳动力流动协议，主要覆盖欧洲与亚洲（包括波斯湾）的发达经济体，且其中多数国家此前并无大规模雇佣印度劳动力的历史。

“我的梦想是去日本工作，”来自印度米佐拉姆邦的佩卡（Vanlal Peka）说道。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养猪户，家乡地处印缅边境的连绵山区。佩卡怀揣着这个梦想，只身来到新德里，在一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日语学习——那里被玻璃墙分隔成多个教室，这正是“古泽川学院”（Furusawa Academy）的所在地。这位21岁的年轻人正努力获取日本新推出的外籍半熟练工人签证，希望能在明年4月前赴日，成为一名汽车维修工。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是印度技术工人移民的首选之地。然而，随着美国各类移民政策持续收紧，为佩卡这样的印度人寻找新出路的步伐正在加快。特朗普对原本用于临时工作的H-1B签证加以限制，这一举措使得留学生与技术门槛较低的劳动者更难进入美国就业市场。

在距离古泽川学院约20英里外的利尔内特技能学院（Learnet Institute of Skills）——这所由印度国家技能发展公司参与合资创办的职业教育机构里，教室中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年轻学员们正专注于学习酒店服务、企业管理等实用技能，其中不少人还在同时修习日语和德语课程。

利尔内特技能学院是与印度国家技能发展公司合资成立的机构。该学院开设酒店服务业、商业管理及多语言课程。图源：《纽约时报》

18岁的阿拉达娜（Aradhana David）最初是通过动漫和YouTube博主对日本萌生兴趣的。如今，她在利尔内特学院学习日语，并相信赴日工作能让她自食其力，不再依赖家庭。她希望借助技术实习生培训计划，以医护人员的身份前往日本。

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阿拉达娜也计划申请临时签证。但与许多同辈相似的是，她并不愿将自己未来的日本生活仅仅视作“临时短暂停留”。除了从事医护工作之外，她还有更长远的打算：“我还想在那边开设一个YouTube频道，上传视频内容，把自媒体发展成一项副业。”

这场劳动力输出行动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在于如何让那些接收国相信：这些印度外来务工者真的只会“暂居于此”。

正在学习日语的阿拉达娜，她因为日本动漫和YouTube网红对日本产生憧憬。图源：《纽约时报》

在大多数接收国，若提出“让印度等外国劳动者替代本国劳动者”的提议，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作为永久移民替代方案的“归国与重新融入(return and reintegration)”模式，目前尚未经过实践检验。年轻的移民劳动者为出国发展付出了高昂成本，而他们在新国度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也往往颇为丰厚。因此，他们倾向于在当地建立感情联系、开创自己的事业，并逐渐萌生在奋斗之地扎根定居的意愿。

发达国家当前的人口结构现实，为吸纳印度数百万劳动力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不断萎缩，退休人员的寿命则在延长。从意大利到俄罗斯，再到韩国，死亡人数已普遍超过出生人数——曾经对“人口过剩（overpopulation）”的担忧，如今已成历史。2025年9月，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到2030年，全球劳动力缺口将从2023年的500万，激增至4500万至5000万之间。

试想，5000万人跨越国界，填补全球劳动力空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英国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这正是今年在新德里成立的智库“印度全球人才获取基金会”（Global Access to Talent From India Foundation，简称GATI基金会）所描绘的未来图景。

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巴塔查里亚（Arnab Bhattacharya）估计，到2030年，印度每年向海外输送的劳动力数量有望从当前的70万人翻番增至150万人。他强调，印度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应当服务于全球，而不仅局限于印度本国”。

在印度广袤的土地上，怀揣就业梦想的年轻劳动者规模庞大。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切坦·阿亚（Chetan Ahya）在一份论文中指出，尽管印度经济增长迅猛，体量上已可比肩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但该国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远不足以解决其就业不足的危机。

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度约有5000万原本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劳动力，被迫回流至农业领域。这对那些渴望进入技术型、国际化就业市场的印度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在印度国内，德国和日本是最受关注的劳动力输出目的地——德国可作为进入欧洲其他地区的“门户”，日本则是进入东亚市场的另一通道。芬兰和中国台湾地区最近也与印度签署了相关协议。

GATI基金会指出，英语国家已为印度劳动者（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建立了成熟的入境通道。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即便没有印度政府的协助，也能有效推动这类劳动力流动。

若相关计划能按预期推进，移民劳动者将能在不改变国籍的前提下，赴海外工作3至5年。对劳动力接收国而言，这有助于避免陷入经济停滞；对印度而言，临时外派的劳动者将向国内持续汇款，目前，印度每年的侨汇收入已达1350亿美元。不仅如此，这些临时外派人员学成归国时，更将带回推动印度本土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与专业技术。

2024年1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印日年度论坛上，印度外长苏杰生（S.Jaishankar）在会议一开场便呼吁推动“劳动力流动交流”。在他的议程清单中，此议题的优先级甚至高于防务合作、供应链与芯片产业合作。2025年8月，印日启动了一项合作计划，印度有望每年向日本输送5万名劳动者。

然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相关倡导者对海外可能酝酿的反弹保持警惕。美国特朗普政府已将驱逐移民列为执政重点之一。此前，数百万印裔高技能人才曾通过H-1B签证在美国定居，如今，申请该签证需缴纳10万美元费用。

类似的政治风向正冲击着欧洲和日本，而这两国恰恰是对移民劳动力需求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如此，两国政府并未停止从印度吸纳劳动力的步伐。

德国驻印大使菲利普·阿克曼（Philipp Ackermann）表示，德国政府将加强宣传，让其国内民众理解“引进更多劳动力的必要性”。

阿克曼指出，“我们既要确保公众理解合法移民的必要性，也要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他进一步说明，由于大多数印度劳动者通晓英语和印地语，而非德语，德国需为此开展“额外工作”以吸引他们。

20岁的印度青年贾格拉（Ritesh Jagra）正在利尔内特学院学习手术室操作流程。他坐在教室后排，注视着一位同学为手术训练模型做准备。尽管贾格拉尚未开始学习德语，但他已从社交媒体上了解到，只要再加把劲，“德国或许会给我一个机会”。

贾格拉（Ritesh Jagra），一名护理专业学生。图源：《纽约时报》

如何在引进外国劳动力的同时，规避移民问题带来的政治风险？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关键在于“概念重塑（rebranding）”——不使用“移民（immigration）”这一称谓，而改称“劳动力流动（labor mobility）”。

即便采用劳动力流动这一表述，其背后依然潜藏着问题。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球劳动力池中移民有序流动、循环往复”的理想图景，本质是将人视为“标准化零件（widgets）”。然而，该理论无法涵盖一个关键因素：年轻的移民劳动者一旦身处异国，便会展现出作为“人”而非“零件”的种种不确定性。

劳动力流动并非全新概念。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借鉴德国的历史经验。二战后，西德在经济重建的繁荣期曾引入大量土耳其“客工”（Gastarbeiter），让他们充实到工厂、矿山和农场等劳动力短缺领域。

然而，人们对德国这一模式的历史记忆，更多聚焦于其缺陷，而非创新。雇主们很快发现，让劳动者“循环流动”在实际操作中效率低下。客工自身普遍渴望在当地长期定居，尤其在政策允许其携家属赴德之后，这种居留意愿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德国政府仅将这些劳动者视为“临时工”，而非“移民”，因此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助其融入本地社会，许多客工甚至无法掌握基本的德语，其遗留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德国最终确实将这些临时劳工正式接纳为移民。如今，这些客工的后代已繁衍至第三、四代，约四百万人拥有德国国籍。对那些曾认为客工模式将催生不道德“双层社会（two-tiered society）”的批评人士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结局。然而，若以“劳动力流动计划”的初衷来衡量——即实现劳动力的临时性、循环性流动——这一结果却很难算得上是成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一直致力于研究与推动“劳动力流动”理念。在他看来，德国模式的失败根源，在于未能妥善规划客工合同期满后的制度安排，政府“既未在合同中规定劳动者必须返回母国的义务，也未为他们提供获得德国公民身份的可行路径”。

在德国的背景下，这种模式确实难以持续。然而，在波斯湾地区等“权利”观念相对淡薄的国家，情况则可能截然不同。以卡塔尔等国为例，即便外来劳动者长期居留，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公民身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述模式反而可能找到其生存土壤。

普里切特正致力于探索第三条路径：让移民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享有充分的法律保护，但合同期满后须返回祖国。然而，如何确保这一“最终返回”机制有效运行，仍是劳动力流动计划尚未攻克的核心难题。

对许多印度年轻人来说，爱上异国他乡或许并非难事。本月，我走访了德里的多所院校，与那些梦想奔赴欧洲或东亚的印度学子们交流。令人惊讶的是，一位来自拉贾斯坦邦农村、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年轻人，日语却说得十分流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印度青年似乎并未理解“劳动力流动”的真正要旨——他们最终需要返回印度。

对未来（或许是“临时的”）定居地进行研究探索的过程，似乎让许多印度年轻人与这些远方之地建立了情感联结。当然，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热情，印度本土的文化向心力与家庭纽带，最终仍可能将他们唤回。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未来数年：在印度首批大规模外派的劳动者完成海外工作周期后，到那时我们方能知晓，这些满怀憧憬、首次走出国门的印度年轻人，是否真的会如计划那般如期返流。

作者简介：亚历克斯・特拉韦利（Alex Travelli），《纽约时报》驻新德里记者，主要报道南亚地区的商业动态与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2025年10月24日、27日文章，原标题为

India

s Most Valuable Export: Ten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India wants to export workers. Just don

t call them immigrants.

https://www.nytimes.com/2025/10/27/world/immigration-labor-india-japan.html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单敏敏 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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