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刑讯逼供代表了权力对人的控制可以达到的极致——不仅仅是控制你的身体和行为，更是挖掘并利用你内心最私密、最脆弱的恐惧来奴役你的灵魂。这也是人性之恶的极致。
河北石家庄刑讯逼供案这次能报出来，让人有些惊讶，其中刑讯细节让有感到惊悚。暴钦瑞2022年7月因涉嫌寻衅滋事这种口袋罪名，被新乐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一家宾馆被“指定居住”期间，暴钦瑞受到难以想象的残忍和变态对待。
用电棍电他的鸡鸡，用铁棍殴打，属于残忍；至于让他张开嘴喝尿，舔屁眼等则属于变态。
33岁的暴钦瑞遗有妻有儿，三年来，妻子一直不敢告诉孩子父亲已经离世的事实，只能用“爸爸工作忙”来安抚他们。
这起刑讯逼供非常穿越，比起我参观过的明代监狱，满清十大酷刑······有过之无不及。
现实说多了发不出来，还是说历史吧。
以前看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有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名场面。这种场面古代其实并不鲜见。
在中国古代，皇权本就也包括审判权，所以，行政长官就是父母官，父母官像父母一样审批小民天经地义。
再加上传统社会的刑侦技术手段欠缺，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最廉价的审判方式屡试不爽。
明面上的什么打板子等都算轻的，暗地里，牢房里足够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死去活来。
刑讯逼供的恐怖也成了统治一种震慑。不过也正是这种恐怖，和儒家道德太违和。所以在王朝开明时期也多少有些限制。
就拿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来说，在开庭时，如果刑讯逼供，苏东坡是可以一上堂就翻供，宋代司法在程序上对刑讯逼供是有防范的。
苏东坡当时并没有翻供，至少说明并没有收到太大程度刑讯逼供。
让苏东坡差点自杀的乌台诗案，相比而言，已经算很文明了。要是在大多数朝代，苏东坡恐怕九死一生。
审讯时，审查者在封闭空间内对被审者，是完全而绝对的强势。
如果没有律师介入等现代文明约束，审查者完全不受约束，人的罪性可以充分表露。
这就是为何古往今来，刑讯逼供屡见不鲜的原因。
人的罪一旦充分展现，到底能残忍变态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哲学文学等喜欢探讨的问题。
因此，审讯室，看守所，牢房往往是文学作品喜欢发生的场所。
那就来谈文学吧——《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里有一个101号房间。它最终目的不是获取口供或情报，因为口供这些东西早已通过常规酷刑获得，而是为了完成思想控制的最后一步：彻底摧毁个人的内心，让他背叛自己所爱的一切，从而完全臣服于组织。
先是发现你的“终极恐惧”：通过之前的审讯和监视，党早已掌握了每个人的心理弱点——可能是怕火、怕高、怕某种动物等。
用它来威胁你：当常规酷刑无法让你在最后一步屈服，即放弃自我，从内心深处“爱老大哥”时，你就会被威胁送入101号房间，面对你最恐惧的东西。
提供一个“出路”：组织会给你一个简单的选择——要避免承受这种终极恐惧，你必须出卖另一个人。这个“出卖”通常意味着将你最恐惧的东西转嫁到你最爱的人身上。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迫使你主动背叛的道德陷阱。
对于《一九八四》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来说，101号房间里的东西是老鼠。
温斯顿从小就极度恐惧老鼠，甚至做过关于老鼠在黑暗中啃咬他脸颊的噩梦。这是他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无法控制的恐惧。
在101号房间里，奥布莱恩将一个装有两只饥饿巨鼠的笼子罩在温斯顿的脸上，并威胁要放开笼门。在极度的、非理性的恐惧压倒一切的时刻，温斯顿崩溃了，他喊出了那句标志其灵魂彻底毁灭的话：
“去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我不管你们把她怎样！把她的脸咬碎，啃得只剩骨头。别咬我！咬裘莉亚！别咬我！”
101房间和刑讯逼供代表了权力对人的控制可以达到的极致——不仅仅是控制你的身体和行为，更是挖掘并利用你内心最私密、最脆弱的恐惧来奴役你的灵魂。这也是人性之恶的极致。
这间房间测试的是人性最后的底线：爱与忠诚。当一个人为了自保而愿意牺牲自己最爱的人时，他的人性也就被彻底抹杀了。
“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奥威尔想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并非外在的刑具，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无法克服的恐惧。极权主义最邪恶之处，就在于它系统地找到并利用了这个弱点。
通过迫使你主动背叛，党让你成为了自己毁灭的同谋。你不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为了自保而犯下道德罪行的参与者，这让你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从而彻底失去反抗的意志。
101号房间和《一九八四》诠释了在一个彻底的物质与精神被控制的世界里，个人的爱、忠诚和人性尊严是如何被系统性地、科学地摧毁的。它留下的不仅是对极权的恐惧，更是对人性弱点的深沉悲悯。
刑讯逼供提升了审案速度，也提升了冤假错案的数量。虽然有些罪大恶极者面对法律漏洞和刑侦手段的有限时，往往嚣张跋扈。
刑讯逼供一定程度打压了这部分人。
然而，刑讯逼供最大的伤害是放出了人性之恶，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底线的摧残。因此，依然应会在制度上，铲除刑讯逼供。
最后，想说说古代另一个国度，怎么审查刑事案件。
中世纪的英国，同样刑侦技术非常有限，有些刑事案就是判不下来。
英国的法庭有这样的规定，去犯罪嫌疑人所在的社区，去问当地社区的人，这个嫌疑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让社区居民按着圣经说出答案。
根据历史统计，这样判决下来的官司，冤假错案比例居然跟今天，刑侦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不相上下。
后来，这个方法演变成了陪审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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