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代表了权力对人的控制可以达到的极致——不仅仅是控制你的身体和行为,更是挖掘并利用你内心最私密、最脆弱的恐惧来奴役你的灵魂。这也是人性之恶的极致。
河北石家庄刑讯逼供案这次能报出来,让人有些惊讶,其中刑讯细节让有感到惊悚。暴钦瑞2022年7月因涉嫌寻衅滋事这种口袋罪名,被新乐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一家宾馆被“指定居住”期间,暴钦瑞受到难以想象的残忍和变态对待。
用电棍电他的鸡鸡,用铁棍殴打,属于残忍;至于让他张开嘴喝尿,舔屁眼等则属于变态。
33岁的暴钦瑞遗有妻有儿,三年来,妻子一直不敢告诉孩子父亲已经离世的事实,只能用“爸爸工作忙”来安抚他们。
这起刑讯逼供非常穿越,比起我参观过的明代监狱,满清十大酷刑······有过之无不及。
现实说多了发不出来,还是说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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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看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有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名场面。这种场面古代其实并不鲜见。
在中国古代,皇权本就也包括审判权,所以,行政长官就是父母官,父母官像父母一样审批小民天经地义。
再加上传统社会的刑侦技术手段欠缺,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最廉价的审判方式屡试不爽。
明面上的什么打板子等都算轻的,暗地里,牢房里足够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死去活来。
刑讯逼供的恐怖也成了统治一种震慑。不过也正是这种恐怖,和儒家道德太违和。所以在王朝开明时期也多少有些限制。
就拿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来说,在开庭时,如果刑讯逼供,苏东坡是可以一上堂就翻供,宋代司法在程序上对刑讯逼供是有防范的。
苏东坡当时并没有翻供,至少说明并没有收到太大程度刑讯逼供。
让苏东坡差点自杀的乌台诗案,相比而言,已经算很文明了。要是在大多数朝代,苏东坡恐怕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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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时,审查者在封闭空间内对被审者,是完全而绝对的强势。
如果没有律师介入等现代文明约束,审查者完全不受约束,人的罪性可以充分表露。
这就是为何古往今来,刑讯逼供屡见不鲜的原因。
人的罪一旦充分展现,到底能残忍变态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哲学文学等喜欢探讨的问题。
因此,审讯室,看守所,牢房往往是文学作品喜欢发生的场所。
那就来谈文学吧——《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里有一个101号房间。它最终目的不是获取口供或情报,因为口供这些东西早已通过常规酷刑获得,而是为了完成思想控制的最后一步:彻底摧毁个人的内心,让他背叛自己所爱的一切,从而完全臣服于组织。
先是发现你的“终极恐惧”:通过之前的审讯和监视,党早已掌握了每个人的心理弱点——可能是怕火、怕高、怕某种动物等。
用它来威胁你:当常规酷刑无法让你在最后一步屈服,即放弃自我,从内心深处“爱老大哥”时,你就会被威胁送入101号房间,面对你最恐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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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出路”:组织会给你一个简单的选择——要避免承受这种终极恐惧,你必须出卖另一个人。这个“出卖”通常意味着将你最恐惧的东西转嫁到你最爱的人身上。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迫使你主动背叛的道德陷阱。
对于《一九八四》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来说,101号房间里的东西是老鼠。
温斯顿从小就极度恐惧老鼠,甚至做过关于老鼠在黑暗中啃咬他脸颊的噩梦。这是他内心深处最原始、最无法控制的恐惧。
在101号房间里,奥布莱恩将一个装有两只饥饿巨鼠的笼子罩在温斯顿的脸上,并威胁要放开笼门。在极度的、非理性的恐惧压倒一切的时刻,温斯顿崩溃了,他喊出了那句标志其灵魂彻底毁灭的话:
“去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我不管你们把她怎样!把她的脸咬碎,啃得只剩骨头。别咬我!咬裘莉亚!别咬我!”
101房间和刑讯逼供代表了权力对人的控制可以达到的极致——不仅仅是控制你的身体和行为,更是挖掘并利用你内心最私密、最脆弱的恐惧来奴役你的灵魂。这也是人性之恶的极致。
这间房间测试的是人性最后的底线:爱与忠诚。当一个人为了自保而愿意牺牲自己最爱的人时,他的人性也就被彻底抹杀了。
“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奥威尔想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并非外在的刑具,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无法克服的恐惧。极权主义最邪恶之处,就在于它系统地找到并利用了这个弱点。
通过迫使你主动背叛,党让你成为了自己毁灭的同谋。你不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为了自保而犯下道德罪行的参与者,这让你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从而彻底失去反抗的意志。
101号房间和《一九八四》诠释了在一个彻底的物质与精神被控制的世界里,个人的爱、忠诚和人性尊严是如何被系统性地、科学地摧毁的。它留下的不仅是对极权的恐惧,更是对人性弱点的深沉悲悯。
刑讯逼供提升了审案速度,也提升了冤假错案的数量。虽然有些罪大恶极者面对法律漏洞和刑侦手段的有限时,往往嚣张跋扈。
刑讯逼供一定程度打压了这部分人。
然而,刑讯逼供最大的伤害是放出了人性之恶,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底线的摧残。因此,依然应会在制度上,铲除刑讯逼供。
最后,想说说古代另一个国度,怎么审查刑事案件。
中世纪的英国,同样刑侦技术非常有限,有些刑事案就是判不下来。
英国的法庭有这样的规定,去犯罪嫌疑人所在的社区,去问当地社区的人,这个嫌疑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让社区居民按着圣经说出答案。
根据历史统计,这样判决下来的官司,冤假错案比例居然跟今天,刑侦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不相上下。
后来,这个方法演变成了陪审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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