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派改革，为何会失败？

1906年，清朝的立宪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一位法国外交官做了如下预测：

中国人“带着即刻改革的毫无理由的非分之想”，在新屋未立之时就砸碎旧屋，“如果形势不揭示出那个负有天命的人，使一切恢复秩序，那么我们也许将看到这个国家在来自内部的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四分五裂，从而实现‘瓜分中国’”。

短短几年之后，这则预言便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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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法国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革命总是发生在统治者已经有改善的时候，而不是最坏的时候。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清末。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26岁的摄政王载沣监国。年轻气盛的满族少壮派强势崛起，掀起了一场改革风暴。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30岁左右：

海军大臣载洵，1885年出生。

军谘大臣载涛，1887年出生。

度支部尚书载泽，1868年出生。

资政院总裁、农工商部大臣溥伦，1874年出生。

民政大臣善耆，1866年出生。

农工商大臣载振，1876年出生。

清末的立宪运动，主打一个速成，恨不能三步并作一步走。京城的官员们忙着学新道理，唯恐慢人一步，被其他部门取代。立宪派会聚省城，相互呼应，鼓噪开国会。实权派之中，也就这群年轻亲贵还没有被纷繁复杂的事态折去太多锐气，与时代风气最为契合。

曾国藩说过这么一句话：“汉人得十人，不若旗人得一人。”在皇权式微、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觉醒了的满人精英不可或缺。这些人追求新潮，敢想敢干，力挺宪政，行事激进。随着他们的入场，清廷也就进入了变政最为激烈的时段。

载沣“生平喜阅西书，深知世界大势”，“对于国会，希望成立之心异常深切”。

载泽作为五大臣之一出国考察，回国后鼓吹君主立宪，力主设立内阁。有人说宪政有损满人利益，反对立宪政治，载泽痛斥其“不知大体”。

▲载泽。图源：网络

载洵于1910年出国访美，自觉老祖宗的发辫和装束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回国后主张“断发易服”，再次出洋时干脆改穿军装。

当军机大臣讨论未来国会如何限制民党时，载涛说道：“两党互争政见，各国通例，若抑民党，何用议员？断不宜干预。”

少壮亲贵崛起之后，广泛结交留学生，其中不乏有革命倾向者。1907年，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延用留学生程家柽、谷思慎为幕僚，此二人皆为同盟会人士。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按照中国千年以来的惯例，此乃十恶不赦之罪。善耆办理此案，非但不杀汪，还好吃好喝招待之。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切皆按文明之法相待”。最终，汪精卫被判终身监禁，与此案相关的诸多密件一并烧毁。

当然，“宪政”只是确保“皇位永固”的一种手段。依照亲贵的想象，臣民议政，君主决断，最大的麻烦不过是“屡修屡改，几费切磋，而后渐臻完密”。“宪政”实施之后，人人知纳税当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再走下去便是抗衡列强、黄种人与白种人大决战。

满洲少壮一代自甲午以后成长起来，乐于接受外来文明，但外来的东西往往伴随着欺凌。他们早早就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就对另一个理念深信不疑——武力即强权。

当他们拥抱西方文明时，憧憬的绝不是一个民权的世界，而是一个多元文化、众多民族皆统一于强大的军力之下、皇权与军权紧密结合的帝国。列强有很多，但中国只能效仿德国和日本。

载沣致力于打造一个高度集权的军事体制。初掌权没几天，他便重建禁卫军，并采用西法操练。1909年，载沣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又设立军谘府（相当于总参谋部），由载涛负责。再让载洵任海军大臣，荫昌任陆军大臣。这样，军权就集中在几位亲贵之手。

宣统年间最具野心的军事计划就是兴复海军。1907年，清政府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会议要求各国上报海军舰队吨位。清朝声称有大小兵船共计43162吨，但英国的调查册却说中国军舰仅有13300吨。虽然会议还是按照中国上报的数字进行改动，背地里各国议论不断，说中国海军建制混乱、并不足数，不具备头等国家资格。

这般难堪的景象使得清廷倍感屈辱，却又无可奈何。当年，海军处成立，奕劻、铁良想要购置战舰，度支部尚书载泽以经费短缺为由拒绝。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提高铁路票价、借外债、征印花税等，都不了了之。

1909年初，善耆提议重建海军。他说，近年来东西各国，如日本、美国、巴西、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年年增加舰队，行驶于我国领海，即使陆军能与之较量，也难以巩固国防。应早日整顿海军，等到财政充裕之时，再大治海军。

载沣闻言大喜，立马召见善耆、载泽、铁良等人，说“中国海军不能振兴，必难与各国并驾驰驱，故海军最为紧要，须五年内办有成效”。载泽作为度支部尚书，知道国库里拿不出钱，请求收回成命。载沣则铁了心，说“海军关系重要”，不能办也得办。

▲善耆。图源：网络

1909年7月，载沣任命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并拨了1800万两经费。

要振兴海军，首先要有炮舰。10月，载洵赴欧洲各国考察，开启了一个大订单时代。他在意大利定购炮舰1艘，在奥匈帝国定购驱逐舰1艘，在德国定购了鱼雷艇3艘及浅水炮艇2艘，在英国定购巡洋舰2艘。

听闻中国人豪掷千金，外国军火商纷纷上门巴结，为拉订单甚至还向本国政府求助。1909年11月，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提醒美国国务院，各国都在讨好载洵以获得订单，希望美国政府也为本国企业提供支持。1910年5月，美国富尔里弗造船公司致信美国国务院，说清政府未经投标就和英国人签订合同，希望政府出手，拦截订单。

之后，美国政府命令驻华公使嘉乐恒打探消息。嘉乐恒在调查中发现，清政府不会进行招标活动，如果载洵访美，只要给他一场盛大的招待仪式，就可以获得想要的东西。

1910年9月，载洵访美，受到了格外的礼遇。13日，载洵所乘轮船驶进夏威夷码头时，美国海军鸣礼炮21响。接着，他被护送至州府大楼，州长和军方要员亲自接待，鸣放21响礼炮，离开时又鸣礼炮21响。随后，他来到海军基地，拜访夏威夷海军基地司令里斯上将，抵达和离开时同样施放了礼炮。接下来的行程大抵如此隆重。9月27日，载洵访问华盛顿，得到美国总统塔夫脱的接见，两人一道观看了骑兵操练表演。

访问结束后，美国收到了第一份订单，由纽约造船公司为中国制造一艘2600吨的巡洋舰。然而这份订单并不完整，因为合同规定船舰上的枪炮将由英国提供（这些可占船舰造价的一半）。

在外商的吹捧下，载洵或许有些飘飘然了，但并未完全昏了头脑。他最信赖德国制造，前后总共订购了8艘船舰，其他国家最多不过2艘。

国内这边，筹措经费的困难，远远超出想象。地方督抚们哭爹喊娘，根本拿不出什么钱，载洵又急着要款，那就只能中央垫付了。至1910年5月，度支部顶着1500万两的亏空，垫交了1000万两。载洵本想再要500万两，度支部尚书载泽说什么也坚决不给。

军谘大臣载涛、陆军大臣荫昌站出来反对办海军，主张先练陆军，实际上也是想讨要军费。他们的意见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载沣见反对声如此大，内心有些动摇，载洵劝道，现在缓办海军，必被各国耻笑，以中国之大，要是内外大臣为国尽忠，数年凑出1000多万两不在话下。再不济，还有皇家的钱。万般无奈之下，载沣多次请求隆裕皇太后动用内帑以充经费。

在此背景下，缺订单的美国和缺钱的中国走到了一起。美国表示愿意贷款2500万两，支持中国发展海军。然而，嘉乐恒并不看好中美合作的前景，他写信给国务卿说道：

“如果允许我表达对这项计划的意见的话，事实是中国不需要任何庞大的海军；他们也许只需要为沿海和内河巡逻警察工作所需的、或为缉私和镇压叛乱和训练官员所需的已有的炮艇、游艇，等等。但战舰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他们没有钱支付这些战舰，也没有能够操纵这些战舰的官兵。

……如果他们有一艘或更多的战舰，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加强或扩大日本的海军，因为如果日本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发生麻烦，在他们需要时日本会攫取这些战舰，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能阻止它的发生。

……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同时却没有使用它们的经验或能力，此时他们对战舰的需要还不如一个小孩对枪的需要。

鉴于他们发动的许多实际改革以及他们正在倡导的教育工作和商业及资源的开发都急需金钱，并且也因为他们的税收或其他的收入来源都到了极限，因此，在我看来，鼓励他们负债发展海军或进行庞大的海军投资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个不友好的行为。我想没有任何比它更大的金钱浪费。”

虽然前路困难重重，但对年轻气盛的载洵来说，变革只有敢不敢，而非能不能。1910年12月，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宣布用七年重建中国海军。

历史自然不会给他机会。1911年10月21日，载洵与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施瓦布签订合同，宣告中美合作的开始。而在十一天前，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了。

▲载洵。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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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王载沣要实现军事集权，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袁世凯的去留。

丁未政潮之后，袁氏就被削了实权，但影响力尚在。隔年（1908），光绪皇帝、慈禧相继离世，使得戊戌年间的一些历史旧案重新浮出水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立刻在海外发起了倒袁行动。

1908年11月，康有为听闻两宫去世的流言，还不确定光绪帝是否真的死了，于是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连发三封电报，要求各国迅速面见皇帝，防止其被袁世凯所害。按康的逻辑，袁世凯担心慈禧去世后光绪向其复仇，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美国政府一度相信了康有为的说辞，但他们不想改变现状。在美国人眼里，袁世凯绝非是一条恶龙，反而是一个极好的合作对象，只要他在，中国就不至于走向倒退和排外。美国本想撮合康袁二人合作，结果袁世凯不留情面地说道，康有为一钱不值，只会讲空话，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相比较而言，孙中山是较有能量的人，有行动能力，因而是危险人物。

▲康有为。图源：网络

之后，保皇党改变方针，动员载沣对付袁世凯。梁启超通过满人长福联系到善耆、载泽，建议他们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载泽和善耆告诉长福，“元凶 （即袁世凯）之必去”，不必担心。

善耆、载泽是排袁的主力，他们曾劝告载沣：“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

1908年12月29 日，御史江春霖上书载沣，控告奕劻、袁世凯结党营私，败坏官场风气，要摄政王小心大权旁落。当日，载沣召见江春霖，警告他不要耍小聪明，颇为意味深长。而此时奕劻告病假，闭门不出，以示抗议，朝堂之上又少了一个袁世凯的盟友。

1909年1月1日，袁世凯与载泽大吵了一架。大概半个月前，载泽上清理财政办法折，希望将财权集中于度支部。当日，袁世凯突然反驳这个方案，主张给督抚们留有一定的财权。载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怒道：“宁不为尚书，绝不受袁之侮。”

1月2日，御史赵炳麟和陈田上奏弹劾袁世凯。两人的意思大差不差，都是强调袁世凯党羽众多，不可留在军机处，一旦袁党根深蒂固，必然威胁皇权。

一切水到渠成，载沣决定罢袁，以体恤“足疾”之名。

载沣本来想在诏书中斥责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使其名誉扫地，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极力回护，希望给袁世凯一个体面的下台。因此，罢袁谕旨不但没有指责袁“擅权跋扈”，反而夸袁是可用之才，对其患有足疾不能为朝廷效力，表示深切的惋惜。

在政坛上，体面意味着转圜，意味着余地。1909年1月5日晨，袁世凯带着深深的眷恋，由西车站登车，送行者仅有数人。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二儿子袁克文并没有一起离开，而是留在北京供职。场面虽然凄惨，但还不至于到彻底出局的地步。

两宫去世之后，权力洗牌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但来得如此迅猛，还是令人惊骇不已。

时任邮传部官员的孙宝瑄曾在日记中夸赞载沣：“自摄政王当国后，气象为之新，中外推服。观其连日所下谕旨，似极有条理。盖于和平中寓有严肃之气，吾为中国前途贺也。”等到袁世凯被罢免后，他却疑惑了：“庚子以前，李合肥之世界也；庚子以后，袁项城之世界也。合肥既死，项城又去位，不审更推何人支此残局？”朝中一些官员致书御史赵炳麟，责备他弹劾袁世凯，“谓汉大臣中，才未有如项城者，去之可惜”。

然而，率先做出行动的是外国人。1月2日下午4点，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上报国务院，声称罢袁是满族官员反动的第一步，十年之前的动乱（拳乱）可能要再次上演。他拜访了各国公使，准备向清朝提出抗议，请求载沣收回成命。

日本和俄国却表示反对。俄国公使认为袁世凯对俄国不友好，不想为此人抗议。日本公使说不想干涉中国内政。法、德两国不想当出头鸟。意大利、奥地利追随德国的脚步。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只有英国。

美国怀疑日本参与了驱袁的行动。当时，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企图将中国东三省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影响了美国的在华利益。在美国人眼里，清廷有一大堆亲日派，高层有张之洞、那桐等人，中层有曹汝霖等留日学生，而且，这些亲日派都和满族权贵关系亲密。在东北问题上，袁世凯处处和日本人作对，把他赶走，符合日本的利益。

其实，日本人对于此事也感到意外，但他们的情报工作要比美国出色。很快，他们就从善耆、张之洞等人那里得到了内幕：袁世凯下台是政治斗争，事态不会扩大。

日本政府自然是乐于见到袁世凯倒台的，但它不能任由怀疑的帽子扣下来。1月14日，日本外务大臣向美国驻日大使解释道：日本没有阴谋罢袁；日本希望中国和平；袁世凯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日本不希望他被追究。同时，还安慰美国不必太担心，中国不会因此倒退的。1月15日，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见奕劻，奕劻说，袁的免职是摄政王个人发动的一场政变，但袁尚在壮年，未来仍有可能得到重用。美国人才算稍微消停了下来。

▲柔克义。图源：网络

袁世凯在彰德的洹上村住下，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而载沣等人改革的结果很糟，筹款困难，内斗频繁，腐败猖獗，反叛不止，犹如波涛堆叠，形成巨浪，足以将年轻人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拍碎。假如袁世凯没有被开缺回籍，一直留在军机大臣的位子上，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还会因为某一件事而声望下降。离开，反而成全了他的英名。

1909年10月11日，《泰晤士报》发表《中国局势》一文，在“袁世凯的地位”一节中说：“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毫无经验的摄政王所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罢黜，这是个愚蠢的错误，是缺乏爱国心之举。报界曾对直隶总督袁世凯充满敌意，并在其失势时对他猛烈抨击，现在则谨慎地为他返回官场而努力。……除非发生意外，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能重新掌权。而他的复出将受到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人的欢迎。”这番言论几乎要把袁世凯捧上了天，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局，人们似乎也需要这么一根救命稻草。

载沣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政敌，表面看起来顺风顺水，实际上走入了权力错觉之中。权力不只在于位置，更在于关系。三岁幼童溥仪虽贵为九五之尊，本质上只是一个木偶、一个符号。当年慈禧代行皇权主要靠的是漫长从政过程中积累的人脉和威望。哪怕是光绪皇帝，身后也有清流党人。载沣等人占据了要职，却没有触动深层的权力结构。

袁世凯通过多年经营编织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上面有北洋派，有多年合作的政坛老人（奕劻、那桐等），有地方督抚，也有洋人。只要这张网还能运作，袁世凯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1910年夏、秋之间，日俄第二次签订《日俄密约》，合作“开发”东北。载沣不得不起用徐世昌、唐绍仪两位袁党人士，以应对侵略，又起用毓朗和盛宣怀，加以牵制。一时之间，舆论纷传袁世凯即将复出。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人时不时以各种理由路过彰德府，看望老上司，为其造势。9月，美国总统塔夫脱会见载洵时，还询问起用重新起用袁世凯一事，载洵回答，“此事正在由摄政王加以考虑，但还没有做出决定”。

然而，反对袁世凯的人未必少于支持他的人。比如保皇党就痛骂袁世凯借宪政之名，行揽权之实，并非真正支持立宪的人。再如御史赵炳麟、江春霖等人要求载沣尽快清除袁党。日本政府则更加不乐意袁复出，声称“误满洲之政局者，实袁、徐、唐三人也”，还说美国从中作梗，意在离间中日两国，警告载沣不要上美国人的当。

隐居期间，袁世凯写过这么两句诗：“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他肯定不甘于池水的束缚，渴望更广阔的天地。然而，他只能等一个机会。舆论营造出“非袁莫属”的声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新人物的长成，再有几年时间，即便是绵密的权力网，也会破漏不堪。

1911年6月，张謇沿京汉线自汉口赶往北京，途中经过彰德，“就和二十八年以来分道扬镳、疏离已久的袁世凯会面”。他们具体聊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二人确定了合作的意向。当晚12时，张謇回到车站休息，笑着对人说：“慰廷（袁世凯）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洹上密谈”之后，张謇直赴京师，受到了一众政要的接见。张謇的儿子张孝若记录道：“到了北京以后，清摄政王和满朝亲贵尊贤礼士的风气，都还做得十足。就是谈到正经事体，仍旧口是心非，当做耳边风一样。我父那时一看国势衰弱，江河日下，只是瞄准了走上那颓败的道儿，丝毫没有因为筹备立宪、开国会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点觉悟，振作起来；依然是敷衍颟顸，蠹国病民，自家拼命地自杀自己，他人是救不来的。但是我父这次到京，还抱着极兴奋诚挚的心意，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

亲贵们却没有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惹出了大乱子。武昌起义后的形势是，立宪已成泡影，“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外人起而干涉，瓜分之祸，即在目前”，张謇再不欣赏革命，也只能剪去辫发，劝说复起的袁世凯赞助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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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一朝，立宪加速和亲贵弄权是一体两面。实际上造就独立和赞助共和的力量——新军和议会，本身就是亲贵大臣用以强国的工具。到最后，两个工具不约而同背叛了朝廷。

咸、同以来，兵权转移到督抚手中；小站练兵，又让北洋派形成势力。满人精英提拔留日士官生，以抗衡北洋派。这些学生，要么留在北京的练兵处；要么分散各省，进入主持新军事务的督练公所之中。史载，“光宣之交，各省督练公所，均受命于中央，公所总办一员，例由中央简放，出身十有九系留学生”。相当一部分人从日本带回了革命的意识，比如湖北的吴禄贞、蓝天蔚，江西的李烈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等。

官制改革，练兵处变为陆军部而取代了兵部，之后又被军谘府所取代，始终以集权为宗旨。新军逐渐脱离督抚的控制，但另一边，它又不在陆军部、军谘府的号令之下。各省新军从当地招募，又由当地供养，地方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听命中央”只能是一种幻想。清廷越集权，军队也就越自由。

扬眉吐气的，除了军人，还有士绅。1908年，清政府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后。它设计了一个相当完备的议会系统，中央有资政院，省有咨议局，省以下有议事会。议会成立，士绅集合，其影响力也就不再局限于一村一乡、一城一镇，而可以对全省乃至全国产生巨大影响。

在时代的浪潮中，汪荣宝是一个不太起眼、但又十分关键的角色。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如何兴起的。

汪荣宝是江苏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学习政治和法律，回国后就职于民政部。当时，王爷贝勒和留学生是一个十分流行的组合。汪荣宝深得少壮亲贵的信任，在修订法律馆与宪政编查馆工作，编写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当然，这部宪法来不及最后钦定，清王朝就覆灭了。

1910年1月初，各省请愿速开国会，代表们陆续进京。江苏咨议局议员找到汪荣宝，希望获得支持。虽然议会才成立不久，但士绅们早就摸透了民主制的玩法，地方议员和地方议员之间横向呼应，京官和地方议员之间纵向呼应，从而让声量最大化。不过，汪荣宝是学者型官员，行事稳健，倾向于在政府内部进行改革，对于国会一事还不太感冒。

6月，代表们再一次会聚京师，准备第二次上书请愿。善耆询问汪的意见，汪建议于1913年（比原定时间提早三年）召开国会。善耆深以为然，但认为此建议一定会被奕劻等政坛老人驳斥。果然，朝廷颁布上谕，拒绝了提前召集国会的要求，并命令代表们以后不准再请愿。

奕劻反对速开国会是出于权力的考量。他把持了军机处和政务处，必然希望保持原状。责任内阁一成立，军机处多半被裁。即便他能控制新的责任内阁，还有国会能对其监督。这无疑将大大削减权力的集中度。

▲奕劻。图源：网络

于是，汪荣祖退而求其次，建议先定下宪法。亲贵之中，新上任的军机大臣毓朗也倾向此说。此人正处壮年，不满于老人政治，常与奕劻打对台。汪荣祖劝善耆与毓朗相商，最好再把载泽、载洵拉进来。可惜载泽持观望态度。最后，由汪草拟的说帖，经善耆、毓朗之手，呈给了载沣。制宪一事提上了日程。

10月3日，资政院开院。10月22日，全体议员表决通过陈请速开国会议案。当副议长沈家本宣布“如有赞成请开国会者起立”后，全场起立，掌声如雷。议员汪荣宝兴奋至极，带头高呼：“大清帝国万岁！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万岁！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得到了二十多位督抚的支持。当时，朝廷要收督抚的权，咨议局也总是找督抚的麻烦，督抚们实在不想两头受气，要求清廷给个明确的态度，于是支持国会请愿运动。

少壮亲贵的入场，则将国会请愿运动推向了高潮。载涛当众宣称：“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治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责，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载洵在外国考察之际，就“电促明年即开”国会，回国之后，对载沣说道：“再迟一二年后恐吾国将无以自存。”溥伦，作为资政院总裁，最热衷于开国会。汪荣宝在资政院激昂文字、挥斥方遒，就是得到了溥伦的大力支持。“钱袋子”载泽还在观望，但他到资政院演说时，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能速开国会，则财政大纲，必有头绪。”

10月下旬，汪荣宝就如同一只辛勤的蜜蜂，出入于北京城的各处府邸，采集民主的花蜜。

23日上午，汪荣宝到军机大臣毓朗家拜谒。毓朗的态度突然游移起来，说资政院的举动是不是太过了，自己居间调停甚是辛苦。汪荣祖竭力解释，还留在毓朗家中吃了顿饭，饭后又聊了一个多时辰。

24日上午，汪荣宝马不停蹄地拜访溥伦，刚好载泽也在。当天，载泽向摄政王面陈了速开国会之利，特地过来报告情况。载泽走后，溥伦与汪荣宝相商。摄政王虽然行事激进，但不得不承受政坛老人的压力，如今越来越多大臣赞成开国会，事情应该有所转机。

下午，载泽下属林景贤拜访汪荣宝，聊到财政问题。汪荣宝不会放过任何影响载泽的机会，趁机说道：“此种问题，唯有国会可以解决。”

当汪荣宝四处奔走时，一些不明内情的议员产生了怀疑：这位仁兄在资政院高呼立宪万岁，背地里却敲响了贝勒王爷的大门，是不是阳奉阴违？24日晚上，汪荣宝参加议员的集会，解释道，自己向来主张速开，外间不察，谓予反对，殊不可解。

26日上午，溥伦得到载沣召见，回来后对议员说“国会问题大有圆满解决之望”。

27日上午，汪荣宝到溥伦家。下午，某议员拜访汪荣宝，希望面见溥伦，汪荣宝驱车再次前往溥伦家，随后又有数名议员进来。晚间，汪荣宝听到各省督抚请设内阁国会奏稿将在明天清晨呈递的消息，连夜加班赶稿，以使资政院的奏折与督抚的奏折能同时呈递，对朝廷构成更大压力。

28日晨，资政院请速开国会折上呈摄政王。汪荣宝知道，在亲贵及大臣中，真心实意赞成者甚少，大部分人只是想左右观望、从中渔利。然而，经过他们的宣传，国会一词，已成为了一种垄断话语——谁若公开反对，必然成为舆论之敌。如此，速开国会应无大碍。

面对排山倒海的攻势，奕劻等人坚持不住，终于松了口，决定于1913年召集国会。

上谕颁布后，京城内外各店铺张灯结彩，龙旗飘扬，大街小巷都响起了《立宪歌》。但热闹背后，人心依然是萧索的。汪荣宝并不满足于此，他接连拜访善耆、溥伦，希望能将期限再提早一年。善耆不为所动，但溥伦极为支持。然而，掌权者应者寥寥。

11月7日，资政院开会。溥伦向议员们宣读了上谕，议员们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整个会场陷入沉默之中。过了一会儿，众人群起反对，忽有一人站出来说，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立宪已经算快得多了，结果骂声更多了。汪荣宝夹在亲贵和议员之间，也只能劝大家不要再作无谓的努力。

当晚，汪荣宝从资政院回家，路过大清门，见各处灯火辉煌，一股莫名的悲凉从心头泛起，忍不住下车伫立片刻，方才回去。

▲汪荣宝。图源：网络

载沣等人沉溺于“军国”的幻想，立宪派也陷入了另一种迷思，以为国会一开，便能解决内外问题。面对朝廷的敷衍，议员们不肯退让，将沮丧转化为愤怒。设议会本为集权，然而，自觉“上当受骗”的士绅们纷纷掉头转身，与清廷背道而驰。

1911年5月8日，依照立宪之路，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梁敦彦为外务大臣，善耆为民政大臣，载泽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溥伦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为邮传大臣，寿耆为理藩大臣。这13名阁员中，满人占了9个，其中皇族亲贵多达7人，而汉人仅有4人。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

即便不谈“皇族当政”，新内阁也是一塌糊涂。设内阁也是为了集权，然而清廷还是无法解决老人与新人之间的冲突，结果搞出了这么一个四不像出来。

以军权为例。在当时，任何一个军国的战争部门都必须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内阁出台之前，军谘大臣载涛联合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在摄政王载沣面前力争，宣称“中国现值整顿全国陆海军备之时，总理大臣须具有军事上知识方可负完全责任，否则将来诸多窒碍”。他们的本意是让军事长官也拥有过问财政的权力。

争权的结果却是，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直接向陆海军大元帅（即摄政王载沣和皇帝）负责，内阁总理大臣可以不过问军国大事。作为总理大臣，奕劻自然恼火，干脆摆出不负责的姿态。1911年7月10日，奕劻发表组阁演说，全篇重点在财政，丝毫不提陆海军之事。

载涛在奕劻演说之后跑去询问，奕劻语带讥刺，冷冰冰地回答道：“吾国内阁总理与各国情形不同，今陆海军既有军谘府主持，自毋庸内阁参预。”

这样一来，军谘府看似独立，实际陷入孤立的境地。对比德国和日本，哪有这么窝囊的战争部门？

诡吊的是，被广泛诟病的少壮亲贵，其实是最不拘一格任用汉人的掌权者。表面上看，王公贵族盘踞权力核心，打破了慈禧刻意为之的满汉大体均势的局面，但是，在中层和下层，反而是汉人势力的膨胀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满汉平衡格局。

就此而言，清廷对于立宪是真心还是假意，已经不重要了。清朝覆灭的真正原因还是满汉之间无法调和、无法妥协的矛盾。

参考文献：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

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华夏出版社，2017年

杨国强：《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学术月刊》第50卷，2018年

孙燕京：《清末立宪中少壮亲贵的政治心态》，《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

崔志海：《海军大臣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李学峰：《载沣与清末海军的“兴复”》，《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章博：《从冷眼旁观到夤夜奔走：汪荣宝参与清季国会请愿运动的历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