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遭重创！车企连续暴亏，德总理扬言不许中美决定科技未来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德国，根据最新消息，德国的总理默茨呼吁德国要技术自主，随着核能源时代的落幕，德国作为汽车生产大国却一直在亏损，目前已经亏损至10亿欧。

默茨对全国发出警示，核时代终结，德国电力靠什么保障呢？这其中也提到中美两国，不能让中美决定未来科技的走向。

曾几何时，德国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霸主，最先发现核裂变，可如今却终结核时代。时间来到1945年8月6日，银色B29轰炸机如利剑般划破广岛的宁静天空，第一枚原子弹轰然引爆，7.8万人当场丧生，烈焰与辐射将这座城市化为废墟。

三天后，长崎再遭重创，人类终于见识到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但一个尖锐的疑问始终萦绕：1938年率先发现核裂变、手握“终极武器钥匙”的德国，为何反倒让美国后来居上？这背后，是一场科学与专制、理性与狂热的惨烈对决。

时间拨回1938年冬天，柏林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化学家奥托·哈恩与弗里茨·施特拉斯曼正在进行一项常规实验，用中子轰击铀原子，试图合成新元素。这座当时欧洲顶尖的化学研究机构，曾诞生过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谁也没想到这里会掀起改变世界的波澜。

分析实验产物时，两人陷入了震惊：试管中出现的竟是比铀轻得多的钡元素。要知道，当时的物理学界普遍认为，重元素轰击只会产生更重的同位素，绝不可能“变轻”。

经过数周反复验证，他们终于确认：铀原子被中子击碎了，这就是后来改变人类能源史与战争史的“核裂变”。

这一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铀核裂变时会释放巨额能量，更会释放额外中子引发“链式反应”。若能控制反应速度，可获得源源不断的能源；若任其瞬间爆发，足以摧毁一座城市。

1939年1月，研究成果正式发表，整个物理学界为之震动，英国玻尔、美国费米等顶尖学者纷纷跟进验证，所有人都清楚，人类即将迈入“原子时代”，而率先掌握这一技术的，竟是纳粹德国。

但纳粹德国的科研环境，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崩塌的隐患。科学的进步依赖自由交流与思想碰撞，这恰恰是希特勒种族主义政策最排斥的特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去犹太化”清洗席卷学术界，犹太裔学者或与犹太人合作的研究者，要么被解雇，要么被迫流亡，德国一下子流失了近三分之一的顶尖物理学家。

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因犹太身份和反纳粹立场，1933年放弃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职位远赴美国；量子力学奠基人玻恩被剥夺教授头衔，辗转流亡英国；

就连一战时为德国研制化学武器的功臣弗里茨·哈伯，也因犹太血统被扫地出门，最终在流亡中郁郁而终。这些曾撑起德国科学荣光的名字，后来尽数出现在美国科研机构中，亲手为德国的核计划掘好了坟墓。

留在德国的科学家日子同样艰难。在希特勒眼中，科学只是服务战争的工具，他痴迷于火箭、坦克这类能快速见效的“硬武器”，对理论物理嗤之以鼻，甚至斥之为“犹太人的幻想”。

科研经费被大幅削减，犹太学者的成果被禁止引用，科学家们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不敢公开讨论，更谈不上跨国合作，当科学失去自由呼吸的空间，创新便成了无源之水。

人才流失让德国核研究失去了根基，而技术路线的致命误判，则让仅存的科研力量走上了歧途。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挑起二战，同月，物理学家们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

启动了代号“铀俱乐部”的核研究项目，负责人是量子力学奠基人、1932年诺贝尔奖得主沃纳·海森堡。

彼时的海森堡声望远超后来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但战争将他拖入了政治与军方的夹缝。军方交给的核心任务很直接：核裂变能否造武器？

海森堡的计算结果是“理论可行，现实无望”，而这个结论源于一个关键误判，他低估了链式反应的效率，认为制造原子弹需要数吨高纯度铀235，远超当时的生产能力。

这个误差并非偶然：纳粹对科研的管控让他无法获得精确实验数据，更不能像美国科学家那样跨机构协作验证。事实上，制造原子弹仅需5公斤铀-235。

误判之下，“铀俱乐部”彻底转向可控核反应堆研究，希望将原子能用于能源供应，他们放弃了武器化的捷径，选择了一条和平却对战争毫无意义的道路。

当海森堡向军方解释“短期内无法投入实战”时，军方的兴趣瞬间消散。对正陷入战争泥潭的德国而言，他们需要的是能立刻扭转战局的“奇迹武器”，而非几十年后可能见效的能源装置。从这一刻起，德国原子弹计划彻底被边缘化，沦为科研圈的“边缘项目”。

资源的致命短板，则给了德国核计划最后一击。制造原子弹需要浓缩铀、重水等稀缺物资，其中重水作为中子减速剂，是当时反应堆实验的核心材料。

而全球唯一能大规模生产重水的工厂，位于挪威南部山区的韦默克水电厂这座依赖挪威丰富水电资源的工厂，通过电解水工艺生产重水，当时全球产量占比超90%。1940年挪威沦陷后，这座工厂被德国掌控，成吨重水经铁路运往柏林，支撑着海森堡团队的实验。

但盟军很快摸清了其中关键，1943年，一支由挪威抵抗者和英国特种兵组成的小队夜袭工厂，精准炸毁了重水储存罐。

这次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却彻底切断了德国的重水供应，成为二战中最成功的“釜底抽薪”式破坏行动。

德国科学家曾尝试用普通水、石墨替代重水，但均以失败告终。没有重水，反应堆实验寸步难行，德国核研究彻底被“困死”在实验室里。

而此时的德国，早已被战争拖垮了工业根基，1942年后，东线巴巴罗萨行动消耗了数百万吨物资，北非战线亟需补给，盟军空袭则把柏林、鲁尔区等工业重镇炸成废墟。

工厂停产、运输中断，煤炭、电力甚至铜铝都成了稀缺品，德国连维持坦克飞机生产都捉襟见肘，更无力建造需要数百兆瓦电力的铀分离厂。

莱比锡大学的反应堆实验因战火起火报废，研究所被迫反复迁移，设备拆了又装，实验一次次中断。更糟糕的是，陆军、空军、党卫军的科研部门各自为政，资源分散内耗，连稳定的经费都无法保障。

大洋彼岸的美国，则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1942年启动的“曼哈顿计划”，是人类历史上最集中的科研动员，罗斯福总统亲自批准，军方统筹协调，20亿美元投入（相当于如今300多亿美元），13万人参与，形成了从理论研究到工业生产的完整闭环。

被德国驱逐的玻尔、费米等学者成了计划核心，杜邦公司承建铀分离厂，通用电气提供电力支持，芝加哥大学负责反应堆实验，信息共享畅通无阻。

1942年底，芝加哥大学地下实验室实现人类首个自持链式反应，而海森堡的团队还在为反应堆无法启动而发愁。三年后，“三位一体”核实验成功，新墨西哥沙漠的耀眼白光，宣告了美国对德国的彻底超越。

1945年春天，第三帝国土崩瓦解。盟军“阿尔索斯行动”调查后确认：德国核研究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连链式反应都未成功，距离武器化至少还要5到10年。当广岛、长崎的蘑菇云升起时，德国的原子梦早已随纳粹政权一同埋进了废墟。

这场核竞赛的胜负早已注定：德国输在专制对科学的扼杀，输在战略误判的路径偏离，更输在侵略战争对国力的透支；而美国的胜利，本质是自由科研环境、高效工业协同与反法西斯正义立场的共同结果。

科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创造，它需要土壤与养分，当理性被狂热碾压，当自由被专制禁锢，再领先的起点，也终将走向崩塌。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而在这场跨越世纪的核技术角逐中，中国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当德国因专制葬送核先机、美国靠动员登顶核霸权时，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起步便直面西方全面封锁，没有资料、缺乏援助，却在1964年让罗布泊升起蘑菇云，用 “争气弹” 打破核垄断。

这条自力更生的路径延续至今：从大亚湾引进技术时被嘲讽 “只会复印”，到 “华龙一号” 实现 100%国产化，带动5300家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

如今中国能以西方1/3成本、4年工期建成反应堆，而美国西屋电气破产、法国EPR项目工期超17年，形成鲜明反差。

美国智库坦言中国在四代堆部署上领先10至15年，恰印证默茨的担忧，当德国终结核时代、美国陷入产业困境，中国已从追赶者成为全球核秩序的重要塑造者，这场角逐的核心，早已是制度耐力与技术自主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