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

1854年，英国一商船偷载了47名中国幼女出发，其中最大的只有8岁，谁都想不到，这艘船上正进行着一场“猪花”交易。
1854年春天，宁波港的雾比往年更浓，海风夹着潮湿的腥味，拂过码头上低矮的棚屋，也吹不散那艘停泊在港口边缘的黑色轮船的阴影。
它叫“英格伍德号”，挂着英国的红蓝白三色旗，船身漆黑，像一头静伏的野兽。
那天清晨，四十七个女童被悄悄带上了船，她们的衣服脏得辨不清颜色，脚上套着破布，脸上写满了恐惧，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甚至还不会说完整的话。
她们不是乘客，也不是船员，她们是货物，是即将被卖往远方的“猪花”。
她们被带进船底的暗舱，那是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空间，稻草堆成的床铺紧挨着船壁，潮湿的空气中混着霉味和腐烂的海藻味。
“猪花”这个词，在19世纪中叶的海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黑暗符号，它是“猪仔”制度的延伸。
那时，欧洲列强在全球殖民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中国南方贫苦的男性被贩卖至南美、东南亚、加勒比等地，被称为“猪仔”。
很快，殖民者发现光靠男人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女人，以稳定这些被掠夺来的劳动力群体。
他们开始贩卖中国女性，尤其是年幼女孩，因为她们“驯服”、“便于管理”，可以从小培养成“有用”的商品。
“猪花”交易就此浮现。
这些孩子的来源，几乎都指向中国沿海的极端贫困地区，人贩子们混入村庄，用几个铜板或者几块糖果，就能骗走一个孩子。
他们也常在市集出没，趁人不备抢走孩子，甚至伪装成教会的慈善机构，以“送孩子读书”为名，将无助的家庭拖入深渊。
在广东、福建一带，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被抓走的孩子，被转手卖给像“协义堂”这样的组织，再由他们安排上船出海。
仅1854年一年，就有超过三千名中国女性被秘密运往南美洲和东南亚，其中半数未成年。
葡萄牙人马丁内兹在一次审讯中供认，他曾从广州以40两银子的价格买下一名七岁女童，转手在古巴卖出时价格高达1000美元。
在“英格伍德号”的暗舱里，女孩们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每天只得到一碗发馊的稀粥和半碗水，排泄只能用一只破旧的木桶。
船摇晃得厉害时，她们的呕吐物与排泄物混成一片，气味熏人到无法呼吸，木板缝隙透进微弱的光，也透不过希望。
船上的英国商人们则在客舱里享用法国红酒，用湿布擦拭着他们从伦敦带来的兰花盆栽。
那一株株兰花被精心照料，每天喷水、通风、调光，甚至船长还在航海日志中记录：“第五日，兰花状况良好，颜色鲜亮。”
他们对植物的关怀远胜于对人命的漠视。
航行历时三周，当“英格伍德号”在古巴哈瓦那靠岸时，暗舱里已经有三个女孩死于脱水和感染。
其余的，被迅速转移至城市边缘的妓院、洗衣坊和私人庄园，她们的未来，几乎没有例外地走向了一个方向——性奴役。
根据美国187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当年抵达西海岸的中国女性中，有83%登记为“无职业”，但实际上，她们大多被迫从事性服务。
旧金山的唐人街成为“猪花”的集中地，一个被称为“花街”的区域，每天有超过两百名中国女孩被迫接待客户。
她们的平均生存时间不到三年，得病的，会被直接丢到海边“等死”。
但不是所有人都沉默，有些女孩选择了反抗。
广东女子白贞烈在抵达新加坡后，被送入一家妓院，她绝食三日，在第四天写下血书：“宁死不做夷鬼。”
随后她吞针自尽，她的遗体被偷偷埋入后院，血书却被另一名幸存女孩保存下来，最终传回中国。
事实上，清政府对这类事件的态度长期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驻美使臣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多名女子遭洋人掳掠，然地方官不敢介入，此事恐激英美。”
一句“不敢介入”，道尽了当时国家的软弱与无力，没有制度保障，没有外交手段，甚至连“追责”的声音都被压制。
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才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
调查报告指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女性在全球范围内遭到系统性贩卖，并明确列出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接收地，包括秘鲁、古巴、马来亚、菲律宾等。
但此时，大多数“猪花”早已在他乡死去，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猪花交易”不是一场孤立的罪恶，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国家在列强铁蹄下的无力挣扎。
在那个秩序崩塌、尊严无存的年代，国家如何对待人民，殖民者如何看待异族生命，全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今天，虽然“猪花贸易”早已消失，但人口贩卖依然以新形式存在，每年全球仍有数十万人，特别是女性与儿童被卷入非法劳工与性交易链条中。
在东南亚某些山区，中国女孩被以“婚姻”之名贩卖至边境地区；在欧洲，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女童被控制在地下妓院中，过着与百年前“猪花”无异的生活。
历史应该被铭记，被反思，为了警醒。
任何时代，当权力失控、秩序崩塌、人命被视作交易筹码时，悲剧都可能、也必然重演。
信源：清末一艘外国轮船,载着47位中国幼女,揭开一段海外屈辱史——中华网热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