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乘飞机逃往台湾，洪学智要将其击落，叶剑英：不行

有一架飞机要飞往台北，却迟迟未被拦截，究竟是为什么？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奔往台湾，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呼：“干脆动手，用战斗机把他逼降；要不就高射炮轰下来！”可叶剑英却冷静地一句话打住了： “没有中央批准，不能干。”这背后，藏着一位“儒帅”的谨慎与胸怀，更有他与蒋介石、与时代的牵绊。

提到叶剑英、蒋介石，多数人只知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各据一方，可你可能不知道，这两人的“恩怨”要追溯到1924年黄埔军校。那时，蒋介石任校长，叶剑英做教授部副主任兼教官。叶剑英上课有板有眼，讲军事理论有理有据，很快成了蒋介石的“红人”。北伐一打响，蒋介石把他提为总预备队参谋长。南昌会战打到一半，总预备队司令王柏龄、王俊固执己见，攻城失败，蒋介石一听，气得不行，痛斥二人，却当众表扬叶剑英，还特许他佩剑晋见。叶剑英身着笔挺戎装，佩一支长剑，意气风发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笑着拍肩膀：“果然一表人才！一师缺个师长，就你了。”这可让人垂涎三尺，官位蹿得快得吓人，谁不想？可叶剑英却摇头：“多谢栽培，可我身体不大好，暂时还做参谋长吧。”蒋介石请来医生一验，说没事，叶剑英才勉强点头。几天后，蒋介石又召见他：“我决定把俘虏编成二师，部队管束难，只有你行。”叶剑英才当了这支新编第二师代师长。

可好景不长，上海传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叶剑英把自己关进屋子，灯光忽明忽暗，他紧盯着报纸，心中翻江倒海：跟蒋介石继续干下去，荣华富贵就在眼前；可革命要怎么办？他最终果断决定通电全国反蒋，并在江西吉安发动武装暴动。他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不图什么，只图革命。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当了反革命，是他自己找打的！”可暴动很快被国军镇压，叶剑英逃往武汉，投入共产党怀抱，从此两人一线分明。

抗战期间，叶剑英成了八路军参谋长，1940年被请去重庆参加国民党全国军参谋长会议。那时张云逸去不了，叶剑英手臂骨折，本可借口缺席。参谋雷英夫却坚决：“叶参谋长不但要去，而且得准备打一场舌战，必须事前摸清蒋介石的底细！”叶剑英同意，带人收集情报，发现蒋介石要在会议上总动员，找借口打共产党、打八路军。会议堂里，蒋介石开场就说：“冬季对日攻势一塌糊涂，你们比我清楚。”台下百十来名参谋长随声附和，给八路军扣帽子，一气呵成。轮到叶剑英时，他只是静静听，不发一言。散会后，他吩咐雷英夫写发言稿：表面缓和，实则坚决，动之以团结真情，晓之以抗战大义。雷英夫整夜未眠，写出两万字《作战与摩擦问题》，叶剑英试讲几番才定稿。

下场更精彩。次日开场，叶剑英一开口就讲八路军两年半歼敌8万余人、缴枪械2万余支、破坏敌交通1170次……他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台下将领们震惊不已，窃窃议论，神色已从怀疑转向惊叹。军令部代次长刘斐无奈喊时间到，叶剑英却指着蒋介石问：“委座，我还没讲完，怎么办？”蒋介石怕丢面子，只得硬撑：“继续讲。”叶剑英越讲越激动，最后慷慨陈词：“抗日是第一位，摩擦是从属的局部问题，不能因为局部矛盾把全国拖入内战，那是蠢事！”蒋介石被迫翻看证据，气得“娘希匹，成何体统”，场面宣告叶剑英全胜。董必武后来感慨：“古有诸葛亮舌战群儒，今有叶剑英只身闯会议，亦出众也！”

多年后，1949年，蒋介石已无力回天，决定飞往台北。12月10日下午2时，凤凰山机场的联系电话对接白云机场，双方固然彼此熟悉，报天气、回家乡，也就直言不讳：“那架飞机是蒋总裁的，今天下午从成都起飞，3点左右到广州上空，直奔台北。”消息传到洪学智手里，他打着拢头问叶剑英：“总司令，让我们拦截还是开炮？”叶剑英皱着眉头：“得请示中央。中央不同意，就不干。”洪学智急了：“先斩后奏，再说让头号战犯跑了太可惜！”叶剑英却坚定：“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中央没回音，就不干。”就这么一句话，放过了蒋介石。就这样，蒋介石在飞机轰鸣中，顺利飞离大陆。

叶剑英为何在关键时刻选择克制？是对中央命令的郑重，是对形势的精准把握，更是他胸中那颗稳重如山的“儒帅”之心。没有激情一时的冲动，也没有放纵个人私念，正因为如此，他既在舌战中赢得群儒，又在拦截令未至时，尊重了中央授权。或许，这才是叶剑英与蒋介石这对“老冤家”背后最有意思的纠葛：同是军人，却一人热血急躁，一人冷静如水。两条路，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局。 信息来源：[《叶剑英传》]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