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30年，她第一次这样亲手揭开伤疤！

视频｜77 柯诺

采写｜柯诺

25年前，舒淇在电影《千禧曼波》中饰演都市女孩Vicky。影片开场，她行走在基隆陆桥，甩动长发、大步前行，不时回眸的神情中，交织着迷离、叛逆，与对未来的隐约渴望。

正是从《千禧曼波》起，舒淇遇到了她艺术生涯的伯乐——侯孝贤导演，由此从香港类型电影跨越至作者艺术片的世界，绽放异彩。此后，她凭借《最好的时光》摘得最佳女主角奖，通过《刺客聂隐娘》闪耀国际影坛，并连续受邀担任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电影舞台。

当年那座基隆陆桥，定格了舒淇青春中最动人的一瞬，也引领她跨过千禧年，奔向更加耀眼的新世纪。如今，这座桥因电影而得名“曼波桥”。舒淇，带着她的第一部导演电影《女孩》，再次回到这里，架起摄影机，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身份跨越。

《女孩》的故事创作灵感来自舒淇的童年经历，影片中的女孩名为林小丽，生活在80年代末的基隆港，有一个酗酒家暴的父亲，一个时常责骂她的母亲，在迷惘与压抑中长大。她的成长轨迹，也悄然触动了母亲内心未曾愈合的创伤。

在侯孝贤导演的鼓励下，舒淇鼓起勇气第一次动笔撰写剧本，《女孩》的写作历经十年，反复打磨、几易其稿。最终，电影不仅顺利完成，更接连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并斩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

今年正值舒淇入行三十年，也迎来丰收之年。舒淇说：“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这也和我的生活观有关系，我特别快乐，懂得感恩，身边有好多贵人帮助我。”

从演员到导演，舒淇将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生命体验和艺术能量，都倾注到《女孩》之中。此前，她已经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分享了诸多幕后故事。在我们这次短暂的对话中，决定换个角度，从影片里的两处点睛之笔——“曼波桥”和“红气球”为切口走进这部电影，重新认识舒淇。

1905电影网《对话》栏目专访舒淇

曼波桥的联结

《女孩》的故事在曼波桥开启，也在此走向结局。这座桥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个承载宿命与选择的视觉场景。它是母女命运的时空交叉点，既联结着她们相似的原生家庭困境，也预示着她们不同的生命路径。

拍摄前，舒淇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承担双重隐喻的路：母亲与女儿争吵后，女儿出走，母亲追寻，两人在不同时间于同一地点交汇——女孩勇敢向前，走向未来；母亲转身拐入岔路，仿佛陷入漩涡，难以脱困。

勘景时，舒淇意外重遇《千禧曼波》的陆桥。她发现，这座桥的结构恰好能够实现她心中的视觉叙事。“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神奇，当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它既能让我联结到侯导，也可以为电影联结到一个非常好的收尾。”

舒淇注意到，如今的曼波桥加装了铁网，与当年拍摄《千禧曼波》时有所不同。“铁网已经生锈，带着一种我想表达的那个年代特有的铁锈般的味道。而且桥就在铁网里，所以我把它设计成女孩每天上学的必经通道，就像她被困在笼子里。而十多年后，她已经在网外，在网球场上去过另一种人生了。”

林小丽与母亲之间，是一种互为镜像却又彼此伤害的关系。母亲自己尚未真正长大，却被迫成为母亲。童年的阴影、丈夫的暴力、生活的重压，层层笼罩着她。她爱女儿，却不知如何表达，只能沿用自己从小承受的方式去对待林小丽。

而林小丽面对严厉的母亲，内心并没有真正的恐惧与怨恨，她更多是希望带着母亲一起逃离父亲。母亲饰演者汤毓绮9m88这样形容：她们像两条互相拉扯的线。女儿在旁边时，母亲觉得好烦；可一旦放手，母亲又仿佛失去了自己。

舒淇也并未将林小丽的父亲彻底塑造成一个脸谱符号化的男性形象。他在家里是施暴者，在外是“好好先生”，一度想戒酒，尝试回归正常生活。

舒淇分享了其中的细节设计：他回到家打开冰箱，习惯性想拿一瓶啤酒，但他没有，换成了水；有一天天还没黑他就回家了，看见桌上还有女人未做完的加工活，还顺手帮忙做一点。当他准备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却又受到刺激，瞬间变回原形，向女人施暴，出去喝酒、发泄。

故事写到这里，走向舒淇原先设想的结局——男人醉酒驾车出车祸，同时女人将女孩送离这个家。

“我想留下一个悬念：他到底死了没有？小丽还需要被送走吗？”舒淇透露，制片人叶如芬和剪辑指导张叔平在看过结局后建议她改写，他们认为应该给观众一个情绪出口。

关于新的结局，舒淇构思了许久。她在书桌前静坐六小时，思考如何为这个故事写下更圆满的收笔。忽然，舒淇想到自己那个总爱说“反话”的母亲。“她从不正面回答我，从不会告诉我她心里真正的想法。我想把这一点写进结尾。”

于是，我们看见十多年后，长大成人的林小丽回到家中，与母亲重逢。时过境迁，她质问母亲为何当年没有保护好她，为何连一句“对不起”都不曾说。母亲却认为，女儿如今过得好就好了，为何不能体谅她的不易。

这些代际之间的隔膜、难以言说的伤痛，正是许多中国式母女关系的缩影，都浓缩在这个不是和解的无言结局里。

说到这，舒淇提起一件关于她母亲的往事：“在拍《回魂计》时，我母亲来探班，刚好在拍一场我被老公狠狠毒打的戏。她在旁边看，我的发型师跟她说：‘阿姨，这场戏你女儿被打了不要看。’结果我妈回答：‘我小时候打得比这更狠。’”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自我保护反应。舒淇把这视为母亲“独特”的生活哲学，用幽默掩饰真实感受，用盾牌阻挡真实想法。话语间，舒淇流露出对母亲的理解，也有一丝无奈。

红气球的幻想

“晚上8点多，整个城市寂静了许多，隐隐约约摩托车的声音从远而近，小丽突然绷紧了神经，自己手忙脚乱地躲进旁边的衣柜里......母女三人一起待在房间里，等着外面的男人消气。”

这段剧本情节，来自舒淇对童年的真实记忆。“为了躲避我爸喝醉酒回来，可能会打我，我小时候常常躲在衣柜里。”为保护小演员，电影没有直接呈现女孩挨打的画面，而是通过声音与意象的强化，传递父亲所带来的暴力。

“在衣柜里，我的听觉会特别灵敏，我爸踢到塑料瓶或铁罐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所以我希望这场戏的音效，能营造出环绕感。在黑暗里，女孩听到所有声音的细节，恐惧不断上升——直到那只手伸过来，就代表她已经被殴打了一顿。”

舒淇回忆道：“我小时候曾梦到被纸娃娃掐，醒来后照镜子，发现自己脖子上真的有三个小红点。”她将《女孩》定义为“奇幻写实电影”，除了父亲那只手的阴影意象，片中还融入了很多来自她童年幻想与梦境的元素，为林小丽构筑出一个虚实交织的内心世界。

例如，林小丽透过学校墙上的破洞，望见了年轻时的妈妈；她偷吃面包时，远处有一只乌鸦静静注视；她走在妹妹身后，看见妹妹的书包里突然飘出一只红气球。

红气球的意象巧妙而富有诗意。它既是对侯孝贤《红气球之旅》的致敬，也象征着林小丽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

林小丽是一个不爱笑的女孩，同学林莉莉说她“连笑起来都那么苦”。这与爱笑的妹妹形成鲜明对比。“长期在压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脸上会有一种苦相，一种孤独感。选角时，我看到白小樱有很深的黑眼圈和眼袋，看起来就像从来没睡好过的女孩，于是选择了她。我再从她的个性出发，去完整塑造林小丽。”

尽管林小丽的人物形象有着舒淇本人的写照，但她强调自己与角色的性格截然不同，她从小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忘记悲伤。“哪怕我被揍得伤痕累累，哪怕我出车祸，我都可以在痛苦中找到欢笑声。我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人，否则可能早就崩溃了。”

小时候，舒淇会偷拿妈妈的一块钱去买糖果。“一块钱可以买十颗糖，一颗颗慢慢吃，那一刻是特别快乐的。”长大后，她读到一本书《秘密》，学会吸引力法则的精髓：“如果一直感到痛苦，就会很痛苦。可是如果我一直秉持正能量和希望，总有一天，好运就会降临到我头上。”

在舒淇出道第三十年，她的转身和《女孩》的诞生，收获掌声、鲜花和奖杯，好运都不是偶然，而是她选择勇敢的必然。这样一个回溯、解剖自我深处创伤的历程，并非如舒淇预期的“疗愈”，反而更多的是痛苦，“就像曾经的伤口又被挖开了”。

舒淇坦言，对有过相似经历的观众而言，看这部电影或许是“残忍”的。她仍然希望《女孩》能提醒每一位父母：以正确的方式向孩子表达爱。身体上的伤痕或许会愈合，但心里的创伤不会轻易消失，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疤痕。

从当年躲在衣柜里的女孩，到站在曼波桥上执掌电影的导演，舒淇将自己对成长最切身的感受和体悟，都装进了《女孩》，随着那只红气球——载着伤痛与希望，飘过时光，最终抵达属于她的、自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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