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后,他在阿根廷拥有两栋写字楼、四家珠宝店、三个加工厂和大约60万亩的牧场,名下品牌叫"Liren",还娶了后来成为总统姐姐的女人。1986年,他带着妻子回到贵州思南,村口烧鞭炮,人群自发迎接,他出钱修学校、建医院、铺路、设立教育基金,低调却实在地把一部分钱投回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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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0年代,他的模样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人字肩、穿着旧衬衫天天盯着车间的年轻人。1972年,一次慈善拍卖会上,他和一位出身文化界的女士聊起艺术、政治,这段闲聊慢慢有了交集,1975年两人低调结了婚。婚后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庆祝,生活更多是在把生意往更大处推。珠宝店一家接着一家开,原本的小作坊慢慢改成流水线,他把手里的钱一部分继续投到加工,一部分转向土地:买荒地、打围栏、养牛羊,把零零散散的资产拼成了牧场。
往回翻,是在阿根廷起家的那些年。1955年,他从印度上了一艘货船,作为船员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唐人街,语言开始起作用。战俘营里学的英语,这回成了和更多人打交道的通行证。他发现当地有种红色的宝石——红纹石,很少人把它系统化做成面向南亚市场的饰品。他想起印度人爱红色、讲吉祥,于是把这种石头做成项链、耳环,起名叫“玫瑰之泪”。先是在小店里卖,慢慢打开了印度侨民圈子和部分南美顾客,三年内攒到了第一笔资金,买下加工坊,把品牌注册成了"Li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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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是在印度漂泊的那些年。1953年他离开朝鲜半岛后留在印度,生活清苦。战俘营的经历成了他身上的一个标签,很多人对他有戒心。找工作不容易,他住在拥挤的贫民区,白天教英文,晚上帮人修皮鞋或做些零工。教书时,他会把英文和中文对照写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给学生带去实用的表达;修鞋时,手脚利索,能在狭小的摊位里把线头缝好。靠这些零碎的收入,他攒够了坐船离开,去下一站寻找机会。
再退一步,是巨济岛战俘营的那段记录。1951年随志愿军入朝作战时,突围中被俘,被编为86号。因为会说英语,营方让他做“文化教员”,负责和监狱方交流或做文字工作。这个身份在后来回忆里成了个敏感点——回国的人会怎么看,会留下什么印象,这些事都得掂量清楚。1953年,他面临选择:回大陆、去台湾,还是去第三国。他选了印度,选了那条能暂时避开复杂政治标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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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背景也有据可查。1926年,他出生在贵州思南一个以卖药材为生的家庭,家里常见做生意的人,耳濡目染中学会了和人打交道。少年时就对外语有兴趣,语言天赋明显。1949年他从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本来想往学术或翻译方向走,可时代把人推向了别的轨道:进了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当通信官。后来部队并入解放军,跟着编制走,1951年被派往朝鲜战场。
这些年走过的路,像是几段不连贯却连成线的镜头:有教书时那本手写笔记本、有修鞋铺里常用的老钳子、有货船舱里睡过的狭缝、有第一颗把红纹石切成圆形时的失败和改进、有第一次和荒地卖主讨价还价的情景。1986年回到故乡时,他站在村口,听别人说起当年走散的故事,更多是在听。有人握着他的手说了句“你回来了”,那句话里没有官方礼节,只有普通人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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