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丨张枣：诗人注定改变母语

“也许，诗人不能改变生活，但诗人注定会改变母语，而被改变的母语永远都在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张枣

“词语抛下我们不管” ——霍夫曼恩塔《一封信》

在我们承担中国诗人这一称号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去叩问这样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跟我们的母语到底在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在表面上会像一张签证一样将孤悬海外的诗人和孤注一掷留守在国内的诗人分隔开来，实际上却将大家紧密地搂抱在一起。

首先，母语是什么？

对我们而言，她是汉语。她是那个我们赖以生存和写作，捧托起我们的内心独白和灵魂交谈的母语。她也就是那个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暴力的重压，备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从我们的生命启程的那一瞬起，母语便将世界和事物的最初形态和方式显现给我们，是的，强加给我们，让我们在自由和镣铐中各自奔赴自己的命运。但母语是我们的血液，我们宁肯死去也不肯换血。

母语在哪儿？

她就在我们身上，她就是我们，是我们挑起事件的手指，是我们面临世界的脸孔。对于个人而言，活着的母语从来就不是一个依附于某个地理环境的标志，是附体于每个人的。而我们是每个人。我们漂流异乡可能有五年了，十年了，百年了，或者我们今天才加入流浪的队伍，或许我们仍滞留在中国，在那个惯常被误认作是母语的腹腔之中，那儿母语在日常的喧嚣之中吞云吐雾，或者在黄昏的广旷中声嘶力竭，在那儿，我们的心不同样在流浪吗？母语请求我们歌唱，而在那儿，不依旧是“无声的中国”吗？对于一个永为异乡人的个人而言，母语是一支流浪的歌。她在我们心中。

“太初有言。”母语第一次逼视并喊出“山，水，鸟，人，神”的时候，古致翩翩，令人神往。词与物欣然交融，呼声中彼此相忘。真理同我们共同午睡。我们的神话以奇异的抒情方式开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通过这一短促、自信、精确并且余音袅袅的口吻，我们那些早已失传的诸神在阳光朗朗的匿名的自叙中同时向我们昭示了我们诞生的秘密，大地、粮食、祖先、君王与我们的生存关系，并承诺了“百禄是何”那露珠般来自天空的祝福。

我直觉地相信就是那被人为历史阻隔的神话闪电般的命名唤醒了我们的显现，使我们和那些馈赠给我们的物的最初关系只是简单而又纯粹的词化关系。换言之，词即物，即人，即神，即词本身。这便是存在本身的原本状态。存在清脆的命名拋掷出存在物和宇宙图景，哪儿没有命名，哪儿便是一片混沌黑暗。为我们点亮世界的母语是我们生存的源泉。但母语在给我们足够活下去的光亮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作为人的最危险本质——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觉悟。

而在任何自觉发生之前，母语只可能以必然的匿名通过对外在物的命名而辉煌地举行自指的庆典，在这里，外在化的命名和自指性的命名是同一的，主体或客体不成其对立。对任何匿名性诗行主观化的别具用心的阐释皆不能捕捉其“窈窕淑女”的自在性和“宛在水中央”的远逸性。而这二者属性就是母语原初命名的关键属性。虽然我们的母语在原初状态以匿名方式命名这一事实被历史操纵者置于暧昧不明之中，却在阳光灿烂的古希腊，在人类的另一个母语中得到了证实。在那里，匿名被转喻成荷马，一个盲歌者，一个完全无法把握世界表象的人，却能侃谈百工艺事、政术战略和人神之交往。诗人只有开宗明义地吁请诗神缪斯假道于自己才能舒展被歌吟的世界蓝图。而这一过程再次使他还原成匿名。

我们的自觉首先爆破的是匿名；我们破壳而出，与世界和母语构成对立面。表征这个对立的不仅仅是诗人即歌者的抒情个性的确立，同时也有一个体现民族文化宿命的听者即读者巨人的出现。在古希腊，这个巨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倾听倾听到了人神隔离的尾音，存在本身逃遁后留给万物的空响；这个倾听是一场追问。于是诗的模仿说诞生。模仿谋求超越表象的世界而指向一个理念的世界，一种卓然独立于此种现实的另一种完美即绝对现实。于是，真正的现实只可能恒久地处于被寻找之中。写作不是再现而是追寻现实，并要求替代现实。在这场纯系形而上的追问中，诗歌依靠那不仅仅是修辞手法的象征和暗喻的超度（metaphoric transcendence）而摇身变成超级虚构。这虚构将双手伸向另一种现实的太阳，人的生存便会因偶赐的光亮而顿显意义。古希腊第一抒情高手品达（Pindar）写道：

人昙花一现。他是什么？他不是什么？人是梦中之影；但当天帝撒下光明照耀人之上空生存便变得甜美如蜜。

但我们母语中第一个听者的耳朵却没有朝向虚构。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对远古诗歌的阐释一笔勾销了它的匿名性而使其获得他本人意识形态的签名。诗歌变成尧舜周道的直接传声筒进而构建了“超稳定性”封建中心话语的核心。诗歌“兴、观、群、怨”，它化下刺上的社会功能和经验主义导向无法再使诗指向诗本身。“诗言志”要求诗人言君子之志，言有德者之志，得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公式，以致诗人的前语言状态通往作品之路成为一个固定的通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而失去了纯粹想象力的冒险。作品中的“我”不是那“虚构的另一个”，经验之我与抒情之我被混为一谈。读者只有遵循“楚云巫雨皆有托”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辨认文学信息。“兴、比、赋”哭穷途而归，事物原封未动，其本身没有得以超越。缀文者与观文者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杜撰了一个连环套从而形成正宗文学传统。

道家由于相信道无所不在地潜存于现实界的万事万物中，便迎合了儒家杜绝另一种现实的口味，从而无意中为封建诗教机制增添了润滑油。甚至禅宗，也由于其“不落言筌”的实质而不能与中心话语形成对抗。中国古典诗歌没有寻找、追问现实，也没有奔赴暗喻的超度。我们的母语是失去了暗喻的母语，我们的民族是没有暗喻的民族。没有暗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纯文学。

“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最深层动机是寻找暗喻。我们的母语被大换血，大病初愈后渐露生机：她开放，活泼，既可以回瞻过去吸取滋养，又能够投身于日常口语和翻译文学的扑面春风里。她在结构上全力靠近西语，甚至诗的音乐性也具备了临摹的可能：产生意义的不再是单音的字，而是单音或多音的词。她形式上的开放以及意识形态的空虚使她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消极超验思潮即所谓“世纪末的苦汁”（鲁迅语）一拍即合。深刻的文化差异被忽略，自信、多产、误解、偏差共同推动新文学的大跃进。

但是由于缺乏马拉美将语言本体当作终极现实的专业写作态度，由于不甘心扮演现代恶魔诗人（Poète Maudit）的角色，作家的创作主体便在社会现实的演变中逐渐让位于作为经验之我的知识分子社会良心、道德表率的正面形象。

母语递交给诗人的是什么？是空白。谁勇于承认这个事实，谁就倾听到了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伟大控诉。

今天，个人写作的危机乃发轫于母语本身深刻的危机。它将给诗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无情地分开“死者”与“生者”的行列：要么卑颜屈膝，以通俗的流利和出口成章的雄辩继续为官为话语添油加醋；要么醉生梦死，以弱智的想象力为一个小气、昏庸、虚无、躁动的时代留下可怜的注脚；要么自命为新形式的馈赠者，却呼啸成群地彼此派生、舞弊、喂养，甘心做种族萎靡不振的创造性的殉葬品。但真正的诗人必须活下去。他荷戟独往，举步维艰，是一个结结巴巴的追问者、颠覆者，是“黑暗中的演讲者”（北岛语）；他必须越过空白，走出零度，寻找母语，寻找那母语中的母语，在那里“人类诗篇般栖居大地”（荷尔德林语）。

今天诗人仍在期待什么？一个听者。如果歌者是马，那么听者就是骑手。只有共同融入正午的奔跑，奔跑的含义才能抵达暗喻而呈现栩栩如生的形象。

也许，诗人不能改变生活，但诗人注定会改变母语，而被改变的母语永远都在说：

“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里尔克语）

▲ 张枣（1962.12.29 — 2010.3.8），中国当代诗人、学者、诗歌翻译家，“巴蜀五君子”之一，著有诗集《春秋来信》。

文字丨选自《张枣随笔集》，张枣 著，颜炼军 编，东方出版社，2018年。原文有删减。

来源公众号丨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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