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解放战争命运的四场战役，都是哪位将帅指挥的

“老赵，真能一夜之间横跨长江？”——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总攻的前线指挥所里，一名通讯员压低嗓音。另一名参谋答道：“命令已下，百万大军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三年。”一句短短的对话，道尽解放战争后期的士气与决心；也预示着此前三场恶战已经把结局写在了天空，只差最后一笔。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双方初期兵力相近，装备差距巨大，国民党手握美械，解放军武器参差，却以机动灵活著称。不到三年，优势倒置。究竟是哪几场战役让天平迅速倾斜？先从结局看起，再回溯脉络，答案自然浮现。

一、渡江战役：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坐镇总前委，第二、第三野战军合计一百多万人参战。长江天堑自古为险，蒋介石号称“固若金汤”，却只屯七十余万部队，而且换防仓促，新兵居多。刘陈两员大将抓住敌军换防的空档，把炮火、木帆船、机动船全部调到夜幕下的江面。4月21日拂晓，第二十七军首先突破，随后叶飞、粟裕各部穿插纵深。汤恩伯沿岸布防三道火网被迅速撕裂，南京国民政府大厦灯火未灭即被迫熄灯。不到两周，国府由南京迁往广州，长江以南形同开门揖盗。渡江并非单一战术动作，而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收官检验。若无前面三场胜利，百万大军难有充足弹药，也难有如此从容的兵力调度。

二、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打响，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五十余万人。蒋介石投入的第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等部共五十五万人，装备精良，妄图依托沈阳、长春、锦州三角防御圈硬拖时间。林彪没有硬拼，而是先切锦州、堵山海关，截断东北与关内陆上通道。10月15日锦州失守，营口海路又被炮火封锁，国民党东线部队瞬间成“孤岛”。随后东野各纵队采用“口袋战术”围长春、围沈阳，傅作义在北平想驰援却被华北野战军掣肘。55天后，蒋介石东北主力覆灭。辽沈一胜，解放军获得三大笔收益：其一，十余万件重武器；其二，东北原有工业体系；其三，完整铁路干线。不得不说，工业和铁路的结合，让后续大兵团机动成为可能。

三、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此役规模、烈度、持续时间均为解放战争之最。总前委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人称“五虎”。蒋介石赌上全部筹码，派黄维、杜聿明、李延年、邱清泉四大兵团共80余万兵力企图“中原决战”。粟裕抓住敌军兵团分进合击的松散态势，先在碾庄一口气吃掉黄维兵团九万人；陈毅则配合中原野战军切断津浦、陇海铁路交叉点，使得蒋军难以合流。1月上旬，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围，数日之内——“吃草根都得投降”——杜聿明亲口所言。淮海收官，国民党主力从战略层面被掏空，北方、东部二十多个省份的门户同时洞开。中央工委电文中一句“形势发展万分有利”并非客套，而是对蒋介石最后一线希望的判决书。

四、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野主力入关后，与聂荣臻领导的华北野战军合兵一处，总兵力逾百万。傅作义在北平、天津、塘沽布防约50万人，企图依靠城墙和海港形成“半岛堡垒”。林彪改变以往速决方针，采取“以战促谈”策略，先用第四野战军横扫东北后留下来的重炮在天津一城集中火力，仅二十九小时便攻破；随后封锁塘沽海口，切断傅作义海上退路，再由聂荣臻负责政治争取。1月22日，傅作义宣布和平解放北平，城区设施与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留。平津收束，华北全境统一，党中央得以自西柏坡北迁，为建立新政权奠定地理基础。

四大战役依序相连，如攀高梯。辽沈奠定生产与后勤，淮海摧毁主力与骨干，平津解决政治与地理，渡江则一举斩断国民党政权命脉。纵观四役，有一个共通点——统帅部的高度集中指挥与战区前委的灵活决断相结合。林彪、罗荣桓善于战略穿插，把“各个击破”演绎到极致；刘伯承、陈毅调兵如流水，兼顾南北两翼；粟裕数次建议被采纳后，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己方；邓小平虽未佩军衔，却屡次在关键节点拍板，显示政治与军事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对话式电报在四大战役指挥中屡见不鲜。“情况瞬息万变，四小时一电”几乎已成默契。试想一下，若无无线电、译电员、机要交通员的昼夜值守，前线指挥很可能截成盲棋。战场不仅是枪炮的较量，也是信息效率的对撞。这一点，许多老兵后来谈起仍啧啧称奇。

回到1949年4月，长江炮火中，蒋介石派机对江面狂投炸弹，却无法阻断密密麻麻的木船。5月3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南京，雨花台飘起春末的柳絮。至此，解放战争大局彻底改写。

有人问，四大战役能否有别的排序？从军事学角度看，无论顺序如何，指挥权与决策力始终是焦点。没有正确的战略，中原再富、长江再险，也只是多延长几个月的苦战。军事教科书常把这几场战役放在一章或并列讲解，原因就在于它们犹如连环扣，环环相接，一旦首扣崩裂，后面便难以为继。

遗憾的是，国民党在辽沈失败后，仍幻想依靠“长江—大别山—浙赣线”再筑一道防线；然而，淮海后已经再无精锐可用。战略误判与战场执行脱节，是败局不可回避的根由。

四场大战役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将领梯队迅速成长。林彪由一线指挥员蜕变为全局统帅；粟裕在淮海战役中敢于“请缨改攻”而闻名；刘伯承把“精确射击”概念移植到集团军层面——他强调“算计到火力系数”，这在当时属于领先理念。正是这些将帅的互补与协同，写就“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传奇。

今天再看这四场战役的数据：参战总兵力约三百五十万，国民党损失逾二百万人，解放军也付出了六十多万的牺牲。冰冷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等待与哀哭。硝烟散去，功过自然由后人评说，但指挥者的果断、士兵的血性与民众的支持，共同促成了历史的拐点。

历史从来不是抽象名词，而是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作出的具体决定。辽沈、淮海、平津、渡江，这四场战役之所以能改变解放战争的命运，既靠林彪、刘伯承、陈毅、粟裕、聂荣臻、罗荣桓、邓小平等人的指挥，也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战士的生命托付。局势之所以彻底逆转，正因为指挥与执行形成了罕见的高度一致，才让这段近现代史留下了最为壮阔的篇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