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五虎，两位走上起义道路，另外三虎的结局各有不同

“1949年12月的成都城还能守得住吗？”警戒哨上的年轻卫兵低声问连长。时间只有短短几秒，连长盯着南面的暮色，摇头不语。这座西南重镇上空已传来隆隆炮声，川军的最后抉择就埋藏在这样的对话里。

提起民国军阀，北洋系统的混战常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却往往忽略长江上游那片盆地的血雨腥风。四川由于地形闭塞，自成军阀生态，派系林立——武备系、速成系、保定系、军官系各自为王。内耗之烈，仅1916年至1935年便爆发过四百七十多场大大小小的战事，枪声几乎没停过。兵源虽足，可财力有限，为了筹饷，征税层层加码，老百姓苦不堪言。

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五位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领袖被外界称为“川军五虎”。需要澄清一下，这里的“五虎”并非战术或勇猛度排名，而是对权势与地盘的排序：刘湘、刘文辉、王陵基、杨森、邓锡侯。1933年“二刘争川”后，刘湘胜出并短暂统一四川，号称“四川王”，其余四人各自盘踞。

分兵割据带来隐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们对本土利益的敏锐嗅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政治站位，直接塑造了五虎在1940年代末的截然结局。

先谈两位选择起义的军阀。刘文辉出身速成系，驻守西康多年，对川藏交通线了如指掌。1949年初，蒋介石令他和邓锡侯固守川西通道，拖住解放军。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与川西地方士绅频繁接触，西康境内舆论“休兵谋生”。此前刘文辉已因川陕省的物资被中央军大幅抽调而心生怨气，加之蒋介石不肯兑现“川康自治”承诺，他便与老友邓锡侯多次密会，商量“留给四川一条生路”。

同年12月9日，刘、邓在雅安宣布起义，所部三万余人按原建制接受编入人民解放军；川西粮仓、机场、仓库随即移交，直接削弱了国民党在西南的后勤能力。西南军区年代久远的内部档案显示，解放军从雅安缴获的卡车和牲畜合计超过八百辆／匹，加快了部队翻越大相岭的节奏。不得不说，这一转折是成都战役不到半月即告结束的重要推手。

建国后，刘文辉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重点负责岷江水系整治；邓锡侯则在四川省交通、农垦系统任职，主持都江堰扩建一期工程。二人虽脱下戎装，却将军旅时期的地域情怀转换成基础设施蓝图，流域堤坝和山地公路陆续落成。刘文辉1976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邓锡侯1964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与起义二虎形成对比的是刘湘。1937年“七七事变”后，各省援军赴前线，刘湘率二十四万川军东进，仅半年就投入淞沪、南京、太原几条最危险战线。枕戈鏖兵加之本身积劳，1938年元月，刘湘死于伤寒加并发症，终年四十七岁。临终言“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誓不还乡”，在四川乡间的口口相传里至今仍能听到。刘湘没有经历解放战争，命运戛然而止，却给五虎的走向加上“以死殉国”的注脚。

再看王陵基。此人出身武备系，战术较为老派，和刘湘、杨森都算同辈。1949年11月，川东防线崩溃，他未及向重庆撤退，旋即被西进的解放军俘获，关押于功德林。与张学良、杜聿明同班学习的他，属于在押职衔最高的四川将领。在思想改造期间，王陵基常向战俘同伴埋怨：“咱们在四川打了半辈子内战，到头来还是落个学文化。”1964年十二月，他被特赦，三年后病逝，总算在故乡度过晚年。

最后是杨森。自称“巴蜀老骥”，人如其名，好战也好色。抗战时他参与宜昌会战，勉强守住长江要道，但因与卫立煌不和，被蒋介石调回后方。1949年西南溃败，他仍誓言“山河若失，誓随主公”，遂随空运大队飞往台北。岛内政坛没给他实际兵权，杨森索性重操旧业，经商置产、练气功、娶娇妻。九十岁那年娶一位高中女生并再度得子，在茶馆里成了最热的谈资。1977年春，杨森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九十三岁，落叶并未归根。

同为川军出身的五个人，为何一个选择牺牲，一个被俘，一个远走，另二人却举义拥新？线索不难寻：首先是与中央政府关系。刘文辉、邓锡侯与南京中央长期矛盾，利益冲突大；杨森对蒋介石近乎盲从；王陵基摇摆不定，错过最佳谈判窗口。其次是对本地利益的理解。川西地少人多、经济落后，持续战乱对任何地方实力派都是负担，刘、邓看得透。再者，个人性格也起决定作用。邓锡侯谨慎，刘文辉务实；杨森好赌，好在权力下注；王陵基执拗，却略显优柔寡断；刘湘则过于拼命。

有意思的是，川军在民国后期同样经历专业化训练、德式装备、财政整顿，但地方割据的惯性让他们始终摆脱不了“大团结小算盘”的矛盾。解放战争席卷西南时，这种情况被放大，一念之间，方向各异。

从1912年到1949年，四川军阀整整走了三十七年弯路。五虎的不同结局就像剖面试剂，让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瞬间显影：忠诚、算计、务实、犹豫、固执在同一片山河上立体呈现。历史不会给个人太多彩排机会，站错队就是命运分水岭，站对了也未必能万事顺遂，但至少留下一条可向后人交代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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