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的历任院长都是谁？

“1956年9月的午后，新生报道处传来一句玩笑——‘听说新院长是一位少将？’”短短一句话，道出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在那个秋天的全新气象。若想弄清这所学院的掌舵人究竟换过几位，还得把时针拨回更早，拨回到延河水畔的1938年。

延安电影团，是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支电影队伍，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祖籍”。谭政挂名团长，袁牧之、吴印咸等人举着摄影机奔忙在前线和后方，留下胶片上最早的红色影像。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又在东北办了两期摄影训练班，培养了四十多名青年摄影师，为新中国的电影教育埋下种子。

1949年炮火渐息，文化部电影局于1950年在北京设立电影学校，校门口那块牌子曾写着“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开门办学第一年，陈波儿临危受命，成为首任院长。她出生在潮州，早年走红上海滩，以一袭旗袍在银幕上演《青春线》。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波儿扛着剧本走进根据地，用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鼓动民心。1950年她把这些经验带进课堂，既讲台词也讲政治。可惜天不假年，1951年11月的一场心脏病让她倒在上海讲座现场，年仅41岁。

陈波儿去世仅十天，白大方以代院长身份挑起重担，1951至1956年整整五年。他是河北沧县人，学画出身，延安抗大毕业后跑到新疆从事情报工作。1942年盛世才翻脸，他被关进监牢，靠地下党救出才逃回延安。乱世淬火，使得白大方在办学时对纪律要求格外严格。有人说当年北影（那时还叫北京电影学校）最难混的不是考试，而是白大方随时出现的宿舍检查。

1953年3月，学校正式改名“北京电影学校”，标志着中国电影高等教育雏形确立。三年后，新中国第一次院系大调整完成，学校升级为“北京电影学院”。就在这关键节点上，少将王阑西上任。他出生于河南兰封，早先是八路军政治部干部，打仗时写标语，停战后写教材。1956到1959年，他把军队那套政工思路嫁接到艺术教育里，新生入学第一件事竟是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人揶揄“电影学院像军营”，其实这正契合当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风貌。

进入1960年代，国家踏进特殊年代。章泯在1960年接过院长之印，一干就是18年。四川峨眉人，1926年入党，方言浓重，嗓门奇大，从未拍过片却精通戏剧理论。他最著名的课堂是把学生拉到舞台上重排《雷雨》，然后一句句剖析“封建残余”。那几年摄制经费紧张，章泯干脆带师生下厂矿纪录劳动群众，用16毫米胶片完成毕业作业，“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口号在北影被贯彻到极致。

1978年，春风吹进校园。电影学院复课闹腾，急需有人主持日常事务，卢梦临时上场代行院长，两年后把位置让给成荫。成荫出身山东曹县，鲁艺戏剧系毕业，军代表转导演，《钢铁战士》拿下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他在1980到1983年进北影任职，对外推介中国影片，对内恢复表演、导演、摄影三大传统系科，还首办“青年导演创作班”，培养了第五代中的部分骨干。

1983年，沈嵩生接过院长职位。浙江海宁人，金陵大学电影播音专修科出身，留学背景开阔了视野。八十年代学院第一次大规模更新设备，沈嵩生四处拉设备赞助，“彩色胶片要想到手，得靠自己求人。”他常这样苦口婆心，对着行政干部一遍遍敲桌子，最终在1987年让学院拥有全国第一条学生自用彩色冲印线。1992年，他把印有“感光科学研究中心”标牌的钥匙交到继任者刘国典手里。

刘国典任期1992至1997年。剧务出身的他务实低调，主推学科交叉。“别只盯着摄影机，”刘国典在一次动员会上说，“地质、建筑、动画都能和电影讲故事。”正因如此，动画系在他手里重组，随后诞生一批技术导演，与欧美合拍的三维动画第一单也是那时谈成。

1997年伊始，王凤生从国家教委调任北影。吉林农安人，清华大学水电站专业毕业，他非电影人却懂管理学，于是推进ISO质量标准、岗位聘任制，动了不少人的“铁饭碗”。教职工议论颇多，但教学秩序第一次有了KPI形式的硬指标，录取分数线连升三年，社会培训项目数量也翻倍。

2002年，摄影系教授张会军走马上任。他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老北影”，镜头里有胶片时代最后的温度。张会军把重点放在国际化：与美、法数所电影学院签署互换协议；设立“北京电影节·学院单元”；引进4K数字摄影机作为课堂标配。后续的产业化重组、影视投资实验室等项目，也在他的主持下起步。

现任院长钱军，湖北荆门人，学者型干部，继续推进校企、校地合作。近年业内常提“北影科研属性加强”，背后便有钱军主打的项目制科研思路——教师带项目，学生跟组，成果直奔市场。学院从延河边的小分队成长为今日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孵化器”，历任院长的决策与风格，层层叠加，见证了中国电影教育八十余年的浮沉与嬗变。

这十余位掌门人背景各异：有红极一时的女演员、有行走战场的政工干部，也有建筑专业的大学生。正是多元成分交汇，才让北京电影学院能在时代跌宕中跨出一步又一步，把银幕上的中国故事拍得更厚重、更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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