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70岁高官，宠幸18岁侍女，次日侍女苦苦求高官写诗保命

有一位元朝老臣，七十多岁还偏宠十八岁的侍妾，云雨事过后，那少女第二天竟哭着央求他写首诗保命。这事儿放到今天，都让人跌破眼镜：一个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为何要给小妾留这么一张“死后凭证”？下面咱们慢慢说。

姚燧出生在金末元初的官宦之家，祖上在辽金两代都有官，到他这辈子，名声已经响亮了。三岁那年父亲早逝，伯父姚枢把他接到府里抚养，严师出高徒的口号在他身上一点没落下。十三岁时，他在河南苏门山遇见了当时声名远播的理学家许衡；十八岁一拜为师，就被推荐去秦王府当文学，从此走上仕途。

后来姚燧升得很快，先后做过奉议大夫、提刑按察司副使、翰林直学士、还有大司农丞。到了1295年，他又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召修《世祖实录》，文名挑不出第二个。大家都说，“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就连张养浩、赵孟頫这些后来名动天下的文人，也曾争着拜他为师。

不过，姚燧并不满足于当时流行的“金文”或“滑易骫骳”的风格，他更欣赏韩愈那种古奥硬朗、雄刚昂扬的笔法。于是从二十四岁起，他便苦读《韩昌黎集》，把文气练得浑厚饱满。他的文章行文如列阵，气脉贯通，结字放得开，词句都带着“京口瓜洲一水间”的雄深与雅健。

而此时，岁月在他鬓角添了雪，官场转得也到了收手的地步。退下来，他在家修史著文，享受着退休的清闲。谁想到，就在这晚年，他的生活里也掀起了一场小风波——一位十八岁的侍妾突然成了全家关注的焦点。

那天夜里，姚燧与小妾同入幽房，月白风清。据说只是一场寻常的云雨，却牵出后续一场惊心动魄的“请诗保命”戏码。次日清晨，小妾一脸愁容，拉着姚燧的手就哭：“公公，我求您写个字留个证，我怕万一怀上这孩子，您没了，别人会说我风流，甚至怀疑我和外人乱来。”

姚燧闻言微愕，他自己也知道年纪大了，早就无力再孕。可一旦真有个孩子，家里人万一瞎猜，她可就无处说理。想到这里，他点头应允，让小妾取来笔墨。小妾犹豫了一下，把绢帕攥在手里：“公公，写在这上头，我好保存，别人就不敢乱说了。”

只见姚燧拂袖提笔，眼角余光瞥着帛幅，沉吟片刻，挥毫而下：

“八十年来遇此春， 此春过后更无春。 纵然不得扶持力， 也作坟前拜妇人。”

这四句诗，字字真切：他承认自己老来得春，却坦言再无第二春，哪怕无力扶持，也要在坟前拜她为妻。小妾看了，泪眼朦胧，忙将绢帕收好，也算放下心来。

可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后，姚燧离世，小妾如愿生下一子。果不其然，姚家人却起了疑心：老太爷年逾七旬，还能留下遗腹子？这孩子到底是谁家的？更有流言说小妾偷情，一时间，风声鹤唳。

危急关头，小妾从袖底取出那方绢帕，展开给众人看。只见那几行遒劲有力的楷书——“此春过后更无春”——昭然若揭，谁还能质疑？姚家上下无不诧异，连平日里最爱刁难她的几位嫡妾，也乖乖闭嘴，给了她母子一块落脚之地。

这件事在坊间传开后，人们议论纷纷：古代三妻四妾，多见；可“老夫少妻”的配比，依旧让人皱眉；更让人称道的，是那名前朝翰林，用诗为亲身之事留证的智慧。诗句之中既有不避讳的承诺，也有对生死的坦然，既是对小妾的一种保护，也成为了她母子生命的护身符。

换个角度看，若非姚燧在生前落笔为凭，小妾恐怕只能忍受流言蜚语，最终落得凄凉下场。也正因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一个朝廷重臣，会在暮年仍挂念一段云雨情愫？为何那位少女，会在欢悦之后，为自己留下一份如此珍贵的“安全协议”？

或许，这正是人性的复杂所在——权力至上时，连一纸诗词都能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后世有人评说姚燧“晚节不保”，也有人称赞小妾“机智过人”。可站在当时的语境里，这首诗不过是一种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自救手段；而姚燧的挥毫，也只是想给那一夜的欢愉，和可能降临的小生命，一点体面和底气而已。

纸短情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哪怕古人习以为常的多妻制度里，也有柔软的一面，和理性的一刻。用诗句为虚无定格，也为尘世留下一道温情的侧影。至于那方绢帕如今下落何处，已无从考究，但它所映射的古人情与义，却在风尘之外，留给我们千年唏嘘。

信息来源： [1] 《元史·姚燧传》 [2] 何新，《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