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被俘名将众多，蒋介石公开要救只一人，陈再道对他敬重有加

“1949年6月3日午后，陈将军，羊山集的那支师还有动静吗？”警卫员贴着战壕边低声问。陈再道抬头，眯眼望向硝烟深处，“宋瑞珂还在那里，他不会轻易掉头。”

一句对话，勾出双方苦熬了七十多个小时的拉锯。豫东战场，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一九九师据守高地，师长宋瑞珂仗着工事、弹药与顽强意志，将陈再道的两个纵队硬生生顶在阵地前。解放军侧翼动作受阻，前线指挥电话里头几回传来着急的声音，可陈再道偏不粗鲁蛮撞，他反复研判地形，等的就是敌人补给链彻底断裂那一刻。

天色转暗的第三夜，南边狂风忽起，扬尘遮住天空。陈再道所部趁夜斩断敌唯一退路，炮兵标定三处火力点同时开火，步兵一波冲锋后接近堑壕，7日凌晨，宋瑞珂按例巡阵时再无回旋余地，只能下令举白旗。从此刻算起，蒋介石身边少了一位可倚重的“黄埔骁将”。

宋瑞珂被押送功德林，名单贴到南京、又转到台北。很快，蒋介石把自己在台湾的幕僚唤到官邸，话不多，“人多了救不过来，我只要宋瑞珂。”史料记载，这番指示甚至盖了“手批绝密”章。对比同批被俘的师长、军长们，蒋的态度格外鲜明：其余可谈条件，惟独宋必须设法带出。为何如此偏疼？答案要从这位山东汉子的履历说起。

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招生。宋瑞珂在济南纺织厂里做车房杂工，日薪不过九角钱。连年罢工让他尝足被克扣的苦头，他想换条活路。恰在此时，旧学堂老师来信：“武汉要招兵读书，快来试试。”宋瑞珂背着一包干粮南下，考试、体检一路闯关，最终榜上有名。同期学员里日后星光熠熠，大多成了国民党骨干，他也不例外——毕业即被陈诚挑进教导师，年仅二十二岁便戴上少校领章。

1938年武汉会战，第一九九师防守汉阳。那年春夏之间，长江水位暴涨，平沙原满是淤泥，日军多次试探强渡未能奏效。宋瑞珂三次冒雨巡堤，亲自监督架设机枪巢。阵地坚守到最后一刻才被命令撤出，他随手捡来门损坏的九二式步枪扛在肩上，掉队的士兵见了心中暗暗服气。此役过后，军中盛传一句话：“跑不动的跟宋师长走，至少能活。”

到了枣宜会战，第一九九师再度冲到最前。三个团伤亡过半，主力收缩到四个营仍不退，却因后方决策摇摆而白白付出巨大代价。那种“死里求生”的作风，正合蒋介石对“嫡系精锐”的期待。也正因为此，1949年宋瑞珂成了“台北必救名单”上的唯一军级将领。

羊山集一战落幕后，陈再道在战后笔记里写下三行字：“对手是黄埔三期，极难啃。弹药耗尽仍欲反突围，可敬，可叹。”只言片语，却能看出并非客套。要知道陈再道出身贫苦，自幼在田间放牛，十七岁扛起梭镖参加农民自卫军，没进过一天正规军校，全靠摸爬滚打练出战术嗅觉。对他而言，硬把课堂里出来的“科班悍将”拿下，既是胜利，也是验证自身能力的试金石。

功德林关押期间，宋瑞珂态度沉稳。有人劝他写信求情，他只是摆手：“兵败被俘，求也没用，看看形势再说。”1959年国庆前夕，中央大规模释放战犯，他榜上有名。次年初，他接受安排，到湖北襄阳担任省级文史馆馆员，专攻抗战史料整理。多年后，湖北地方志里写道：“宋瑞珂整理日军占领区档案逾三百万字，纠正多处战史讹误。”这段文字让许多人惊讶——昔日的国民党王牌，晚年却替新中国编订《武汉会战要录》。

陈再道偶尔赴武汉开会，与几位旧识小聚。1963年秋，他在黎黄陂路的一家茶馆遇见宋瑞珂。两人寒暄不多，只聊当年羊山集的雨夜。陈再道端杯示意：“那仗硬，没想到风向忽变。”宋瑞珂笑笑：“风向变了，还能做什么？投降也是命。”旁人听来轻描淡写，其实皆是身处乱流却不得不随势而行的无奈。

1966年，宋瑞珂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省报讣告只用了四行字，却特意写上“曾参加抗日，贡献卓著”。对比同辈许多结局黯淡的旧军人，这样的评价算得上体面。陈再道后来翻到报纸，沉思片刻，合起报页。那段写满硝烟的岁月，就这样在两位对手——亦可说是惺惺相惜的战士——的交错轨迹中，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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