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佛离奇失踪！1998年海淀区“3·25”石雕佛像被盗案侦破始末

北京市海淀区的西北部山区，山峦平缓蜿蜒、林木丛密、山溪清澈，这里钟灵毓秀，最是逃遁尘世、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之处。海淀区聂各庄乡的车耳营村就坐落于重峦叠嶂之间，一股山泉水绕村而流，家家门前流水潺潺，户户瓜果满架，真有桃花源的遗风，村子虽小，名气却大：这里不仅是旧时去京郊名山妙峰山进香古道的起点，更是以镇村之宝——北魏太和造像，闻名于中国的史学界、建筑界和艺术界。

北魏太和造像是车耳营村北石佛殿内的一尊石雕佛像，石佛同山西云岗石窟佛像群同代，是北京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尊石佛，也是京西凤凰岭风景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1998年3月25日晨6时35分，看守北魏太和造像的张玉英(姚家第四代看佛人的妻子）来到放置佛像的石屋门前，发现门被打开，里面的石佛也不见了踪影，她赶忙告知了丈夫姚明智。

3月24日晚上近11点时，姚师傅在睡觉前还习惯性地去看了看石佛，那时并无异样。听了妻子的话，他急忙赶去查看，在证实佛像确已被盗后，姚明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姚家四代人看守的佛像被人盗走，令全村人万分震惊。国宝级文物失窃，也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

那一天下着濛濛小雨，王军带领一批刑侦总队(时称刑侦处)和海淀区分局的刑警奔赴现场，市公安局前来督战的是一名副局长，北京市文物局的局长也同时赶到了……

看守佛像的姚家人早已在雨中守候多时，他们神情悲伤。第一个发现佛像不翼而飞的张玉英看到警察到来，止不住地哭诉，说一家人看守佛像看了四代了，到自己手里竟把佛像看丢了，自己对不起先辈，也对不起佛爷……在身旁安慰她的姚明智，听到妻子的这些话也不禁悲从中来，七尺男儿竟也按捺不住地泪如雨下。毫无疑问，这一家人对佛像的感情很深，真挚的恸哭让在场的乡亲和民警无不动容。

走进那座西洋式的石屋，本案的现场，眼前的破败景象又一次令民警们对姚氏夫妇的悲伤感同身受：这本是一间小石亭，门锁已被撬开，室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弥散着淡淡檀香气息，看得出来看守人和村民对佛的爱护。然而原本安置石佛像的小石亭中央，此时已不见菩萨踪影，石雕莲花须弥座上空空如也。屋内的供奉箱倒在一旁，箱内捐款分文不剩；地上散落着三个拜佛用的果盘和两根撬棍，还有一些崩碎的石片……

查看仅存的莲花座，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座技艺精美作工精良的石雕瑰宝。现场可以看出佛像是被人从莲花座上撬下来的。

石佛遭受到的劫难仅止于此吗？地上的石片只来自于佛像和底座的连接处吗？石像是怎么离开石屋的？

王军和在场的侦查员们交换了一下意见，他们都和他一样神色严峻，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石佛不在了，石屋却没什么毁损；和石屋的几扇门窗相比，石佛都显得过于庞大，把一吨多重的佛像完整地扛出屋去绝无可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石佛在石屋内就被砸了，砸成几块，然后再分头搬运出去。

推断出这座尚未谋面的失窃国宝如今已是支离破碎，强烈的痛心和愤怒之情在在场的刑警心头涌动着。

石佛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被偷走了？偷石佛的是什么人？石佛如今在哪里？

偷走如此庞大的石佛，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办到，而应是多人协同作案。

经过勘察，现场留有五种可疑足迹，杂乱无章的负重足迹最后延伸到石屋西面一道低矮的小墙，可以看出是越墙逃离。由于雨水的干扰，墙后足迹并不清晰，隐约指向公路方向，到了公路上，再无明显痕迹可辨。

难道就这样断了线？

不。

王军一直坚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足迹固然重要，但并非大多数案件的唯一线索。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任何犯罪都会留下不止一种线索，从种种蛛丝马迹出发，抽丝剥茧；再结合广阔的社会背景，条分缕析——周全严密的侦查必将令犯罪分子无所遁形！

勘察完现场，王军和专案组专家立即开会，得出了初步的推论：

第一，鉴于石佛的重要价值，文物走私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案犯应该懂得北魏石佛，对石雕有所认识；一般人看石佛也就是觉得好玩好看，不会想到那会很值钱，无所谓。

因此，据公安局掌握的情况推论，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而在警方在对当地进行摸底时，发现了山下有一采石场，在此工作的是河北省保定市兴阳人。

这情况一上来，王军就很有“感觉”，因为根据警方平常的情况积累，兴阳人犯罪有两大特点：一是和偷车相关，二就是和石雕相关。王军曾去过兴阳查案，碰见当地七八岁的小孩，问他们长大了干什么，小孩竟然理直气壮地回答：“去北京偷车！”再问偷车干什么，小孩的回答也挺干脆：“偷车娶媳妇儿！”就是这个兴阳，石像也搞得特别好，自古就以精湛的石雕技艺闻名全国，那里的人大多会些石雕，对石佛像等古代文物比较懂行，全国不少文物盗窃案都和兴阳县人有关。这一次石佛失窃，山下又正好有兴阳人施工，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推断兴阳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在寻找破案线索的过程中，一位村民黄先生也提供了重要情况。

据他说，3月25日凌晨1时许，他开车回家，见距存放石佛的石屋1500米左右处停放着一辆浅颜色的客货两用车。他忙上前询问：“您是不是车坏了，用帮忙吗？”

这时，一名40多岁、身高1.70米左右的中年男子说：“谢谢啦，已找人来修了。”

黄先生没太在意，以为可能是到村里拉货的车，便回家睡觉去了。

在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确定，本案系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运输工具是一辆客货两用车，作案人员在6人以上，他们很可能是河北兴阳县人。

确定了破案的目标和方向，侦查员迅速向公安部汇报并发出了协查通报，请求各方面协助缉拿，防止文物被非法倒卖出境。同时，向北京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警方通报案情，防止文物被偷运。

专案组也展开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在案发地区留一部分侦查员继续摸排，寻访采石厂有谁在案发后下落不明，或者在案发前两天有谁突然到此来帮忙如今已离开的，在案发当天或前后有什么兴阳人来此停过脚、打听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有什么特征，等等。

另一方面，北京市公局刑侦处和海淀公安分局分派了更多的警力开往兴阳县，在兴阳县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展开工作。兴阳县地域广大，没有确切线索和证据，警察也不能随便搜查，一来扰民，二来打草惊蛇。于是侦破案件的谋略就非常重要，王军在先期工作阶段来到兴阳安排部署，会同专案组同事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呆了近十天才因别的案子回到北京主持工作；刑侦二大队副队长王毅带领几名侦查员，更是在兴阳县奔波了3个多月。

在兴阳的日子里，一部分侦查员化装成文物贩子，打着“收购文物”的牌子，或者蹬一三轮，或者开一面的，成天在街上转悠，和当地人搞好关系，打听石像的下落。真有人来卖文物的，侦查员们也不能收。为啥？既没钱买又耽误正事，只好不断挑刺、压价把来人气跑。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探，终于确定了有一座来自北京的古代石佛就在当地。另一部分侦查员则装扮成购买石造像的大老板，在兴阳县比较著名的买卖石像的阳平镇、底村、南故张村等地搜寻石佛像的蛛丝马迹，想方设法混迹于当地的文物买卖大户中勘察了解情况。

另外，警方在追踪佛像的消息也经由政府媒体高调传播。如此三管齐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兴阳，黑白两道都要找大佛的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使盗窃倒卖石佛的人受到震慑；

二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不肯轻易将石佛出手。

果然，3个月内，国内外文物市场和各缉私战线并无北魏太和造像的音讯，警方的谋略初战告捷：把石佛限定在较小的空间里，不让其外流，确保将破案难度降到最低限度；同时不断击溃犯罪嫌疑人的意志，和他们打心理战。

3个月之后，刑警们又使出新招儿，他们广造舆论，说北京来收购石佛的大老板已经走了，同时警方追踪佛像的消息也日渐势微。而实际上，侦查员们的工作由明转暗，一刻也没有停止侦破工作。

这一招儿果然奏效，潜藏的案犯终于忍不住了：9月27日，也就是佛像失窃的186天后，刑警们得到消息，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格，出手一尊破碎的石佛像。

刑警们很快就与卖佛像的人接上了头，几名犯罪分子也随即落网。

在犯罪嫌疑人兴阳县平乡村村民刘学文家的南墙下的地道里起获了佛像。除了这座国宝，在这里同时起获的还有十几件国家二级、三级保护文物。令人惊讶的是，在起获失窃佛像时，还发现了一批复制品。在短短数月里，深谙石刻之术的犯罪嫌疑人不但雕刻出了一模一样的石佛，还精心地用酸浇、土埋的办法将其造旧。据其交代，这些假冒的文物早已联系好了买主，打算卖给一位台商。

1998年9月29日，在佛像失窃的188天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阎伟、刑侦处二大队大队长滕浩，带着在外流落了半年多的北魏太和石造像回到北京。

王军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到失落的破损石佛那天正下着大雨，他和同事们驱车护送佛像回家，午后到达车耳营村时，天空也逐渐放晴。姚氏一家和村民们看到失而复得的菩萨，个个悲喜交加。

石佛回家后，北京市文物局立刻请专家鉴定“会诊”。专家一致认为，佛像可以完整地粘接起来，恢复昔日风貌。但是，由于在土中埋藏时间太长，彩绘矿物质原料已受侵蚀、氧化，色彩将永不复昔日之艳丽。根据专家意见，由于石佛受损严重需要得到更精心的照料，也不宜再存放在没有起码的安全防护措施的车耳营村。于是北京石刻博物馆组织专家对佛像进行修复后将其收藏于馆内；后来，新建的首都博物馆落成，饱经沧桑的北魏太和造像又转入此间，和其他珍稀国宝荟萃一堂，有了更加安全的安身之所。

在查获被盗走的北魏太和造像的同时，1999年9月27日夜，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有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3人。经过公安人员的审讯，几人供述了他们密谋盗窃北魏太和造像的犯罪事实。

据他们交代，1998年2月，邢孟辰等几个人在一起密谋，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尊年代很久的石佛能卖大价钱。3月18日，邢孟辰、汪立强来到放置石佛的聂各庄乡车耳营村查看地形，熟悉道路。后来，邢孟辰、刘学文到河北省定州市包租了一辆客货汽车，3月25日星夜开往北京。

到达海淀区聂各庄乡车耳营村后，于凌晨1时许，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3人又会同纠集的刘君名、刘志名、刘青文、刘林进等人，携带撬棍及木制手推车等作案工具窜至放置佛像的石屋门前，把门撬开。由于石佛太重，在撬搬时将该造像摔成5块。参与盗窃的刘志名还把石屋内供奉箱撬开将款盗取。

邢孟辰等人连搬带拉将佛像运往河北，到达兴阳县附近的新乐县后，又将石佛装在一辆拖拉机上，上面盖满了沙子，到达兴阳后，按预谋的约定，将石佛造像埋藏在刘学文家院内。

1999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了北魏太和造像被盗一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流窜到京，秘密窃取国家珍贵文物，并造成文物损坏，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邢孟辰还曾与他人结伙以暴力威胁手段抢得国家文物，其行为又已构成抢劫罪。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4月15日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邢孟辰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学文、汪立强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三被告人均不服。邢孟辰、刘学文以未参与预谋，原判量刑过重为理由提出上诉；汪立强则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理由，亦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后认为，原审被告人邢孟辰和刘学文参与预谋盗窃的事实，有邢孟辰、刘学文的多次供述和同案人的供述在案证实；邢孟辰、刘学文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造成该文物的损毁，情节严重，二人所提未参与预谋及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均应予以驳回。邢孟辰参与预谋，纠集了刘学文，事先与他人到犯罪地熟悉地形、探路，并准备了运输工具，在撬搬石像的过程中，亦有积极行为，邢孟辰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不是从犯；上诉人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所提原判量刑偏重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的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1999年9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北魏太和造像的盗窃犯、抢劫犯邢孟辰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邢孟辰成为新刑法实施后，北京市首名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

抓获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当天，本案其余几名同案犯闻风而逃。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从未放松对漏网之鱼的守候，几年间，外逃案犯一一落网：2000年6月8日，参与盗窃石佛在外逃匿的犯罪嫌疑人刘君名被缉拿归案，同年11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2004年6月初，另一潜逃案犯刘青文偷偷回到家中，6月7日被警方抓获归案,逃匿6年之后终于落入法网。据刘青文自己交代，逃走后他过起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凭着会石雕的手艺，在山东、山西等地打工。6年前他参与盗窃石佛的动机是想分得5000元钱，在盗窃过程中，他手持钢筋撬开了放置石佛的石屋的门锁，并参与了搬运藏匿石佛的盗窃过程。

2004年11月9日，检察机关以刘青文犯盗窃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青文伙同邢孟辰、刘学文、汪立强、刘君名(均已判刑）及刘志名、刘林进（均另案处理）等人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北魏太和造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检察机关所指控的罪名成立。根据被告人刘青文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刘青文判处无期徒刑。

因为盗窃而遭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宣判，这桩国宝失窃案案犯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