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久之，魏相公叔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子先言于君曰：‘吴起，贤人也，而君之国小，臣恐起之无留心也。君盍试延以女，起无留心，则必辞矣。’子因与起归而使公主辱子，起见公主之贱子也，必辞，则子之计中矣。”公叔从之，吴起果辞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惧诛，遂奔楚。
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其间沉浮着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也沉淀下诸多值得后世镜鉴的政治积弊。
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审视那些决定国运走向的历史瞬间，常常会发现，在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宏大叙事之外，一些隐匿于权力阴影下的“小人物”，竟也发挥着意想不到的关键作用。
战国时期，魏国国相公叔痤身边的一位家奴，仅凭一番窃窃私语、一个精心设计的局，便轻而易举地逼走了堪称国之柱石的千古奇才吴起，便是其中极具警示意义的典型案例。
这一事件，犹如一扇微小的窗口，清晰地揭示了“官场家奴”现象这一寄生在权力肌体上的顽疾痼瘴。
这种现象，实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沉疴遗毒之一，其影响之深远、破坏之剧烈，切莫等闲视之。
这些依附于权贵、侍奉于左右的“家奴”们，为了巴结、讨好主子，巩固自身的依附地位，往往绞尽脑汁、罔顾大局，将维护主子的一己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之上，其手段之机巧、心术之幽微，可谓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吴起剧照
一、公叔痤家奴构陷吴起的警示意义
《资治通鉴》等史籍所载的公叔痤家奴设计排挤吴起一事，情节清晰，脉络分明，将“家奴”干政的运作模式与巨大危害展现得淋漓尽致。
魏相公叔痤娶了魏国公主，身居高位，但他对才华横溢、军功卓著的吴起深怀忌惮，视其为相国权位的巨大威胁。
此乃官场中常见的嫉贤妒能心理，然而，将这种阴暗心理转化为具体阴谋的，并非公叔痤本人，而是他身边的一位家奴。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这位家奴的进言：“起易去也。起为人刚劲自喜。” 此言一语中的，精准地把握了吴起的性格弱点——刚直强硬，且自信甚至有些自负。
这正是“家奴”们通常具备的“技能”：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主子心意，并能敏锐地洞察他人的性格缺陷。
随后，该家奴献上了一条环环相扣的毒计：首先，让公叔痤向魏武侯进言，强调吴起是贤能之人，但魏国国小，恐怕难以留住他，建议国君以招其为婿（“试延以女”）的方式进行试探。
家奴预判，若吴起无心久留，必然会推辞这门婚事。
其次，在吴起奉召入府时，公叔痤需事先与公主合谋，故意让吴起目睹公主如何轻贱、羞辱身为丈夫的公叔痤。
这一场景的设计极具心理冲击力，意在向吴起传递一个强烈信号：魏国公主骄横跋扈，轻视臣下，若娶公主，将来必受其辱。
果然，吴起见到公主如此对待位高权重的相国，心生畏惧，当魏武侯果真提出嫁女之意时，吴起“果辞公主”。
这一计策的成功，关键在于家奴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其运作的精准拿捏。
他利用了魏武侯可能存在的对人才忠诚度的疑虑，利用了吴起刚直自尊、不愿受辱的性格特点，更利用了公主的特殊身份及其可能展现出的傲慢行为作为“道具”。
整个阴谋的实施过程中，家奴并未直接攻击吴起，而是巧妙布局，引导吴起自行做出远离魏国权力核心的选择，可谓“杀人于无形”。
公叔痤“从之”，采纳了家奴的计谋。吴起在拒绝公主后，虽魏武侯“疑之而未信”，但猜忌的种子已然种下。
吴起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惧诛，遂奔楚”。
一位能够助魏国开疆拓土、巩固霸业的顶级军事家、政治家，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家奴”之计逼走他国。
家奴这一阴谋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吴起入楚后，得到楚悼王重用，推行“吴起变法”，短时间内使楚国国力大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威震诸侯。
而魏国则自毁长城，失去了一次重大发展机遇。
其后，魏国在军事上屡遭挫折，霸权地位逐渐动摇，虽偶有振作，但整体趋势可谓一路下坡，最终难逃被秦国覆灭的命运。
回溯这段历史，公叔痤的家奴为了主子的个人权位，献计逼走国之干城，其行径固然可鄙，但其背后所反映的“家奴”现象对政治生态的侵蚀、对国家利益的损害，更值得深究与警醒。
公叔痤剧照
二、“家奴”现象的历史根源与生存土壤
“家奴”现象并非偶然个案，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壤之中，与传统的权力结构、人身依附关系及官僚文化密不可分。
一是缘于封建专制与人身依附关系。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家天下”模式，君主视国家为私产，官僚体系内部也充斥着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
官员与其幕僚、仆役、门客、家丁等之间，往往形成一种主仆关系。
这些“家奴”的身份、地位、财富乃至身家性命，都紧密地与主子捆绑在一起。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种极强的利益关联，使得他们必然将主子的利益（尤其是私人权位利益）置于首位。
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法定职位或公共授权，而是源于主子的信任与宠幸。
因此，讨好主子、维护主子地位，就成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
二是缘于权力运行的封闭性与信息垄断。在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下，权力运行往往呈现出封闭性特征。
主子身处高位，信息来源有限，需要依靠身边人处理事务、传递信息、提供建议。
这就为“家奴”们提供了接近权力核心、甚至影响决策的通道。
他们可以通过筛选信息、编造谎言、进献谗言等方式，影响主子对人对事的看法，从而为自己或主子谋取私利。
公叔痤的家奴正是利用了其接近权力核心的便利，才能献上那样一个影响深远的阴谋。
历史上许多宦官、外戚、近侍干政，其基础也在于此。
三是缘于官僚文化中的“圈子”意识与私利至上。传统的官场文化中，浓厚的“圈子”意识——如门生故吏、乡党宗族、主仆依附等——常常凌驾于公共利益和制度规则之上。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评判是非的标准往往不是国家律法或公序良俗，而是是否有利于自己所属的“圈子”或主子的利益。
“家奴”作为主子最亲近的“圈子”成员，其思维和行为模式深受此影响。
他们缺乏对国家和公众的责任感，其忠诚是狭隘的、私人的。
为了“圈子”利益，可以不惜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公叔痤家奴的行为，就是这种文化的极端体现。
四是缘于制度缺失与监督乏力。封建社会虽然也有监察制度，但对君主及其亲信、权臣及其“身边人”的监督往往非常薄弱，甚至形同虚设。
对于“家奴”这类非正式权力角色，更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
他们的活动常在幕后，手段隐蔽，难以被外界察觉和制约。
即使恶行败露，也往往因主子的庇护而免受惩处。
这种制度环境的缺失，客观上纵容了“家奴”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魏武侯剧照
三、“家奴”现象的典型表现与巨大危害
“家奴”现象在历史长河中形态各异，但其核心表现与危害却有共通之处。
谗言惑主，陷害忠良。
这是“家奴”最经典的破坏方式。
他们利用亲近主子的便利，抓住忠直之臣的某些言行或性格特点，加以歪曲、夸大，进献谗言，离间君臣关系或上下级关系。
吴起之被迫害，即是典型。
类似案例史不绝书，如秦朝赵高陷害李斯，东汉宦官构陷党人，南宋秦桧及其党羽迫害岳飞等，背后都有类似“家奴”角色或思维在起作用。
其结果往往是正直有为之士遭受排挤打击，朝堂之上小人得志，政治风气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