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范仲淹,世人多铭记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千古绝唱,却少有人知,这句胸怀天下的誓言,诞生于一段食不果腹、昼夜苦读的少年岁月。他两岁丧父、母亲改嫁的坎坷身世,以及在应天府学舍 “五年不脱衣就枕” 的苦学经历,不仅是个人逆境成长的写照,更藏着宋代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精神的萌芽。
范仲淹的人生转折,始于对身世的知晓。北宋初年,他出生于苏州吴县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范墉曾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却在他两岁时猝然离世。彼时家道中落,母亲谢氏无依无靠,只得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至山东常山朱家,范仲淹也因此改从朱姓,取名 “朱说”。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早早体会到世间冷暖,却也磨砺出坚韧的性格 —— 据明代《尧山堂外纪》记载,少年时期的范仲淹便与朱家子弟不同,他人嬉戏玩乐时,他总在角落捧书细读,对锦衣玉食毫无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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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三岁那年,范仲淹偶然从他人闲谈中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如遭雷击。他望着母亲多年来为生计操劳的白发,想到父亲早逝的遗憾,更耻于自己寄人篱下却浑然不知,当即泣拜母亲,决心离开朱家,凭自己的能力考取功名,恢复范家姓氏,让母亲过上体面生活。这一拜,既是与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承诺,他收拾简单行囊,独自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南都学舍,开启了 “断齑画粥” 的苦读生涯。
南都学舍是北宋著名的书院,汇聚了各地学子,却也有着严苛的学习环境。范仲淹在这里的苦读,绝非寻常意义上的勤奋 —— 他给自己定下了近乎自虐的作息:每天天不亮便起身诵读,直到深夜繁星满天仍不辍笔,五年间竟从未脱过衣服上床睡过一次安稳觉。困倦难耐时,他便拿起桌上的冷水浇在脸上,让刺骨的凉意驱散睡意;粮食不够时,他便将仅有的一点粟米煮成稀粥,待粥冷却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充饥,佐餐的只有腌菜碎末(即 “断齑”)。同窗见他生活清苦,于心不忍,送来美味佳肴,他却婉言谢绝:“我若今日享受了美味,日后再吃粗茶淡饭,便难安下心来读书了。”
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自律,并非为了追求科举功名的个人荣耀,而是在通读六经的过程中,逐渐生出 “为生民立命” 的宏大志向。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曾写道,自己在学舍中研读《诗经》《尚书》时,每读到古代圣贤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论述,便忍不住掩卷长叹,暗下决心 “一旦得志,当以天下为己任”。彼时的北宋,虽处于 “仁宗盛治” 的表面繁荣,却暗藏土地兼并、边患频发、冗官冗兵等危机,底层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让范仲淹在苦读之余,始终牵挂着朝堂之外的民生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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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二十七岁的范仲淹以 “朱说” 之名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踏入仕途的第一件事,他便上奏朝廷,请求恢复范姓,认祖归宗,完成了对母亲的承诺。此后数十年,从地方官到宰相,他始终践行着少年时在学舍中立下的志向:在泰州,他主持修建海堤,抵御海潮,让数万百姓免受水患之苦,当地百姓将海堤称为 “范公堤”;在杭州,他巧用 “以工代赈” 之法,缓解饥荒,既让灾民有饭吃,又修缮了城池庙宇;在朝堂,他主导 “庆历新政”,试图改革吏治、整顿财政,虽因触动既得利益而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而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一生的精神写照。庆历六年(1046 年),范仲淹被贬邓州,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后,邀他作记。彼时的他,虽身处逆境,却未减忧国忧民之心,在《岳阳楼记》中挥毫写下这句名言,将个人的荣辱得失抛诸脑后,只留下对天下苍生的牵挂。这既是对少年苦读岁月的回望 —— 正是那段 “断齑画粥” 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百姓疾苦,也是对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升华,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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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读范仲淹的少年往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在逆境中逆袭的励志故事,更看到一种 “于困厄中见格局” 的精神力量。他两岁丧父、寄人篱下的坎坷,没有让他沉沦;“断齑画粥” 的清苦,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在苦难中看清了自己的使命,在苦读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种 “先忧后乐” 的精神,穿越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在顺境中安逸度日,而是在逆境中坚守初心,在困境中胸怀天下。范仲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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