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 魏忠贤，厂公变形记

1627年，崇祯即位后仅数月，“逼死”魏忠贤。

魏忠贤缺乏足够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国家层面的政治经验，单凭一些不入流的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就真的可以操盘内忧外患中的大明帝国了？

清康熙四十年（1701），一位叫张瑗的巡城御史在北京郊外巡视时突然震惊地发现，在西山碧云寺一侧，有一座极其壮丽宏大的魏忠贤坟墓。

出于巨大的政治责任感，张瑗立即上疏康熙，痛心疾首地表示“乃畿辅近地，尚留此秽恶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要求毁碑平坟。这一请求立即得到了康熙的批准，将魏忠贤的大墓彻底铲平，再无任何遗迹。

2017年12月11日是厂公魏忠贤逝世390周年，墓虽早已湮灭，却也不必担心厂公的身后凄凉。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想必处处都有公公的隔代知音们在虎目含泪，为千古奇冤打call。

百度贴吧里有一个“魏忠贤吧”，标语叫“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吧内文章的标题多为《魏忠贤不死明朝不灭，东林党才是祸国殃民的废物》《东林党人误国，如果魏公公没死就好了》《魏忠贤：大明帝国的最后守护神》此种经典画风；一篇大概是吧主写的镇吧强文更是大走煽情风，“即便抛开魏忠贤的功过不说，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是他的精神，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出身，混到权倾朝野的人物，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智慧、辛酸和汗水？”

这分明就是厂公大人的生祠啊！

也就在这十年间，魏忠贤成了网络历史学界的翻案宠儿，热度直追十多年前的李鸿章。最近的一个高潮是，《绣春刀2》在2017年7月上映前后，微信朋友圈里似乎是猝不及防地来了一波“魏公公翻案风”，将深藏在百度贴吧与知乎中的厂公粉们纷纷召唤了出来。

东林党和魏忠贤似乎成了价值观的两端。一位知乎网友说得煞是有趣，“十岁时，魏忠贤的形象，全凭电视剧描述，一个非常不堪的大坏蛋。十五岁，读了几本书，多数是其残害东林党人的事，魏的形象更加不堪。二十岁时，接触的史料多了，又觉得东林党人更祸国殃民。如今二十五岁了，再也不敢轻易给历史人物下结论了”。

一般来说，“厂公粉”都是“东林党黑”。他们或许一知半解地读过《万历十五年》中的一些说法，坚定地认为，东林党是明亡的最大罪人，空谈误国，大搞党争，对抗皇权，反对对富人收税。而魏公公呢，厂公粉们从不粉饰他的道德情操，这的确没啥好洗的，封锁言路、滥杀大臣都是肉眼可见的史实，但他们坚决反对拿私德说事。最离奇的观点是，魏忠贤代表着帝国底层群众与东林党代表的士绅阶层作斗争，正因为公公反对将税收加在农民身上，力主向士绅阶层开征“工商税”，才招致东林党人的疯狂报复。

厂公粉还夸大地演绎了一个源于野史的段子：崇祯死前非常后悔杀魏公公，收葬公公遗骸，葬于西山碧云寺，正式平反了这一桩千古奇冤。他们认为，崇祯的遗言金句“然皆诸臣之误朕也”说的不就是东林党吗？这不就是说明皇上在后悔杀了中流砥柱魏公公吗？

我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喜欢东林党。东林党人和晚清的清流很像，自命清高，陈义过高，似乎总是一副真理在手的样子，高谈阔论，但大多数人又严重缺乏治国实操能力。

为南明殉节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在《幸存录》中批评东林党的“空谈”，认为东林党和魏忠贤都对关外满洲人等棘手国事拿不出确切应对办法，“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其无济国事，两者同之耳”。

但黄宗羲则反驳称，“天（启）、崇（祯）两朝不用东林以致败”，“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不得不说，同为“君子”，夏允彝的反思更为沉痛深刻，而黄宗羲的说法还是君子小人这一套传统说辞，缺乏现实层面的解释力。

从明末的政局来看，东林党人不是没有拿到过执政的机会，虽然时间并不长，从天启元年（1621）到天启四年（1624），亲东林党的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朝堂上曾出现过东林党自称的“众正盈朝”之局面。但从政绩来看，平平而已，并没有因为“众正盈朝”而制造一次中兴甚至是盛世。

当然，黄宗羲们也可以说，“众正盈朝”的时间太短，而且始终受到了不靠谱皇帝特别是魏忠贤一党的严重干扰，并未真正全面掌握政权、一展抱负。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说，即使东林党如黄宗羲所说完全掌握了朝政，“我不认为，当时他们有救得了明朝灭亡的确实战略”。

更关键的点在于，东林党缺乏实操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执政可能性。小野和子就说，“他们还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在政界中也没有掌握主动权，结果，不得不惨败于寄生于君主权的阉党之手”。

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直指东林党是一群“老实的书呆子”“只知道树本党的严威，可是没有办事的实力，徒得罪了很多人”。东林党甚至根本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以省的界限分了许多小组织，这种无实力的纸糊老虎一碰就破了”。

但退一万步说，东林党人也就是迂腐和才能平庸而已，要说如厂公粉们口中的那样“大明亡于东林党”，实在缺乏任何意义上的可靠证据，还不如“大明亡于鼠疫”或“大明亡于小冰河期”这些故作惊人之语来得靠谱。更何况，天启四年之后，魏忠贤大权独揽，东林党人都被魏公公清洗得差不多了，哪里还有什么机会“祸国殃民”？

明亡于党争，本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论断，但至少算是“公允”地将阉党和东林党各打五十大板，暗示双方都不是好人。但到了厂公粉那里，却被进一步加码为“明亡于东林党”，直接撇去了阉党的责任，真是好手段，俨然是当代版的《三朝要典》了。

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的说法有点最后总结的意思，“两派的争斗，萎缩成没有意义的权力斗争，这也是无法否定的。而其责任，与其在东林党方面，不如更多要从阉党方面追究”。

“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党争，不如说亡于阉党之手。”

说东林党人缺乏治国能力，这或许没错，但难道魏公公就有了？不知道从何时起，魏公公突然被捧成了政治天赋异禀的老成谋国者。事实是，魏忠贤的那种“私德有亏，才华横溢”的政治形象多半是今人出于某种政治想象逐步建构出来的。魏忠贤缺乏足够的文化素养，又没有任何国家层面的政治经验（宫廷内部是有的），单凭一些不入流的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就真的可以操盘内忧外患中的大明帝国了？

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忠君爱国的魏忠贤突发奇想，依大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旨让他们进献马匹，逼得这些太监同僚直骂娘。朝廷由此倒真的得到了不少马匹，但结果呢？由于管理不善，献马又多以老病充数，等到了辽东，“随至倒死者相望，军士啖马者比比也”。用苗棣先生在《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国战当前，“魏忠贤表现出来的多是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并不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

东林党人的短暂执政虽然没有什么政绩，但魏忠贤执政时代的大明国势总体上也是江河日下。厂公粉们的一大政绩理由是，要不是公公力挺和慧眼识珠，无名小卒袁崇焕怎么可能在宁远大败努尔哈赤。对此，我只能说，袁崇焕的恩主明明是魏忠贤的政敌孙承宗，如果一定要说魏公公有功的话，也只能说他没有刻意地像对付东林党那样去迫害袁崇焕。

樊树志先生在《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中诘问道，辽东战事不归魏忠贤指挥，“奇怪的是，所有的功劳统统记在魏忠贤的功劳簿上”。甚至连皇帝也参与了进来，“近日宁锦危急，实赖厂臣调度有方，以致奇功”。

贪天之功也就罢了，魏忠贤还指使言官排挤袁崇焕，给袁崇焕穿各种小鞋，以树立自己是唯一功臣的地位，吃相非常难看。

说好的魏忠贤慧眼识珠呢？

至于魏忠贤为何没有换掉袁崇焕，还真不是魏忠贤为国惜才，主要还是因为袁大帅放得下身段，深知“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个朴素的道理，又是给魏忠贤主动在宁远建生祠，又是写信吹捧“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不仅各种挠到了魏忠贤的痒处，还被魏忠贤视为自己人，这才保住了自己镇守宁远的位置。

但如果这也算功劳的话，对厂公才是莫大侮辱吧。因为我也并不认为，魏忠贤会刻意地想把大明朝搞坏，刻意地让明军打败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忠贤也想把国家搞好，也想靠收复辽东树立个人的政治权威，只是他的执政水平太差罢了，特别是，他的那种党同伐异的狭隘格局已严重摧毁了大明朝的政治生态。和同样热衷于党争的东林党人相比，魏忠贤那可是要搞肉体毁灭的，哪里是东林党这种逼人辞职就天下大吉的书生玩法。

《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一书说，魏忠贤的执政“从根本上摧毁了士大夫精英阶层对朝廷的期望，举国上下陷入难以言说的绝望之中，离心离德。大明朝濒临灭亡的边缘”。

就厂公粉们对魏忠贤的各种吹捧，有一点我倒是基本同意，魏忠贤的确没有什么改朝换代的野心，无论是对天启帝，还是对崇祯，他对皇权大体上还是忠诚的。原因也很简单，他的所有权力基础都是依附于皇权而产生的，离开皇权几乎无法自处。天启帝喜欢在后宫做木匠活，魏忠贤虽有了权倾天下的权力，但几次躲过东林党等政敌的关键一击还都是靠跑到皇上那里摇尾乞怜，只有当皇上点头，他才敢对东林党报复回去。若换了一个喜欢自己操控一切的主子崇祯，魏忠贤这种二流政治替身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看，面对崇祯的步步紧逼，魏公公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九千岁”的赫赫威权犹如建在沙堆上的高楼，再然后，就是厂公粉们口中的千古奇冤了。

厂公粉们似乎乐于被视作道德虚无主义者，对士大夫的道德主义有着天然的鄙夷与仇恨。可惜的是，他们喜欢的那个作为大明中流砥柱的魏公公并不真实存在，而他们攻击的东林党人或许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身上的一切弱点，但也未必个个都是他们最喜欢拿出来说事的钱谦益，而他们喜欢的阉党中也有的是阮大铖此种无德无能之人。

魏公公最害怕的人杨涟死于狱中，有遗言：“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

士大夫的风骨与道统，又岂是魏公公们能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