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胸襟：三位名臣的容人之智

△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堂之上有两位宰相声名最著，一位是性情沉稳、持重谦和的王旦，另一位是刚直不阿、敢言直谏的寇准。彼时王旦主政中枢，凡遇朝政决策，寇准常于朝堂之上直言批评其举措疏漏，小到文书措辞不妥，大到政策考量不周，从不因王旦位高权重而有所避讳；可每逢宋真宗询问朝臣优劣，王旦却总将寇准的才干与忠诚挂在嘴边，称其“遇事敢为，无避祸之心，乃社稷之幸”。

这般“批评与称赞”的反差，连宋真宗都看在眼里。一日退朝后，真宗留王旦单独议事，忍不住笑道：“朕瞧寇准每回议事，总对你诸多挑剔，可你却日日在朕面前夸他，这未免太过‘偏私’了些？”王旦闻言躬身行礼，而后从容答道：“陛下此言差矣。臣居相位十余年，处理政务繁多，疏漏之处必然不少。寇准若因私情隐瞒，才是误国；他如今直言不讳，正是对陛下、对社稷毫无二心的表现，这般忠诚正直，臣怎能不敬重？”真宗听后连连点头，更叹服王旦的容人之量。后来王旦病重卧床，宋真宗亲往府邸探望，问及身后相位人选，王旦强撑着病体道：“寇准刚正，能纠朝政之偏，若用他为相，必能为陛下分忧。”真宗依其言，任命寇准为相，而寇准也果然以雷霆手段整肃吏治，推行良策，成了北宋有名的贤相。

△武则天垂拱年间，娄师德以沉稳宽厚著称，任宰相之职时，与同为宰相的狄仁杰素来不睦。狄仁杰出身科举，才华横溢，却总觉得娄师德“行事太过温和，无决断之力”，日常议事时常常对其意见反驳，甚至在官员任免等事务上暗中排挤，不愿让娄师德的人得到要职。娄师德对此却始终不以为意，既不与狄仁杰争辩，也从不在武则天面前提及此事，依旧如常处理政务。

一日，武则天在紫宸殿召见狄仁杰，闲谈间突然问道：“狄卿，你自任宰相以来，政绩卓著，可你知道，朕当初为何执意要提拔你为相吗？”狄仁杰略一思索，躬身答道：“臣自入仕以来，凭文章才学逐步晋升，又蒙陛下赏识，才得以身居高位，臣感念陛下知遇之恩。”武则天闻言莞尔，命内侍取来一个锦盒，递到狄仁杰面前：“你打开看看，便知缘由了。”狄仁杰打开锦盒，里面竟是十几封奏折，每一封都是娄师德所写，内容皆是推荐他担任要职，字里行间满是对他才干的认可，甚至直言“狄仁杰有宰辅之才，若得重用，必能辅佐陛下成就大业”。狄仁杰捧着奏折，手不住地颤抖，羞愧得满脸通红。事后他对友人感叹：“娄公竟在暗中这般提拔我，我却因一己偏见对他冷淡排挤，他却从不计较，这般胸襟，我远不及也，实在令人拜服！”自此之后，狄仁杰彻底改变了对娄师德的看法，二人后来同心辅政，成了武则天时期的得力之臣。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起兵叛乱，安史之乱席卷中原，大唐王朝陷入危局。彼时郭子仪以朔方节度使之名领兵平叛，而李光弼与他同为唐朝名将，此前却因军中职权划分、战术主张不同，积怨颇深，私下里形同水火，碰面时连一句寒暄都没有。战乱爆发后，朝廷急调李光弼所部归入朔方军麾下，一夜之间，郭子仪成了李光弼的顶头上司。

李光弼得知消息后，心中满是不安——他深知自己过去多次在公开场合与郭子仪争执，甚至曾直言反驳其战术安排，如今郭子仪手握生杀大权，必然会借机报复。思来想去，李光弼只能硬着头皮，亲自前往郭子仪的军营请罪。进了大帐，他不等郭子仪开口，便双膝跪地，声音带着几分颤抖：“郭将军，过去我多次冒犯您，如今您执掌兵权，我自知罪该万死。只是我家中老小无辜，求您高抬贵手，饶他们一命，我便是死也无憾了！”

郭子仪正在查看军情地图，见李光弼这般模样，连忙放下手中的笔，快步上前亲手将他扶起，语气恳切地说：“你我皆是大唐将领，如今国难当头，叛军已占领东都洛阳，若我们还因私仇互相猜忌，如何能平定叛乱、保全社稷？你精通兵法，善于领兵，眼下正需借重你的才干，我们岂能因私人恩怨误了国家大义？”说罢，郭子仪当场下令，将朔方军的一半兵力交予李光弼统领，并上表朝廷，保荐他任河东节度使，让他独领一军抵御叛军。

此后，二人携手作战，屡建奇功。最终，他们联手收复长安、洛阳等重镇，平定了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这对曾经的“仇人”，也因共赴国难的经历，成了生死与共的莫逆之交，他们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的故事，也成了中国历史上被后人代代传诵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