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他教了两个学生，一个建立了新中国，一个写出了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上午十点整，你可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是谁写的？”天安门城楼下，老电报员李斌压低声音问身边的战友。对方笑着答：“田汉，一个湖南人。”李斌又追问：“那田汉的老师呢？”回答只剩沉默。广场礼炮轰鸣，沉默背后的名字却格外清晰——徐特立。

炮声渐息，思绪被拉回半个世纪前的湘潭县谷子田村。1877年冬夜，连屋顶都透风的土坯房里，一个刚满五岁的孩童正抱膝取暖，他就是徐特立。母亲早逝，家境拮据，他和父亲靠几亩薄田度日。照理说，这样的家庭难以承担学费，可父亲还是把家里唯一完整的铜钱递到先生手里，“穷也要让娃识字！”一句话，彻底改变了儿子的命运。

在私塾里，徐特立对《左传》《资治通鉴》如饥似渴，甚至把课桌当床。村里老人常打趣：“一盏灯油能陪他熬到鸡叫。”十九岁时，他成了本地最年轻的教书人，但学堂里交不起束脩的孩子越来越多，他索性免了学费，还把家里腌菜挑进课堂当午饭。同乡有人劝他别“瞎折腾”，他淡淡一句：“不识字，日子永远翻不了身。”

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甲午败、庚子乱、湖湘新军潮起。1912年，徐特立在长沙创办师范学校，校门口挂着七个字：“为无学者谋读书。”报名表上常见一句话——“贫寒子弟，无钱”。偏偏这样的学生最受他青睐，因为他看得见自己早年的影子。

1919年“五四”风雷掀开新时代，已年过四旬的徐特立却背起行囊奔赴法国勤工俭学。英文磕巴、法文全无，可他敢进工厂打螺丝，也敢进公立图书馆查马克思原著。“活到老，学到老”，在他身上毫不矫情。旅欧五年，徐特立跑遍法、德、瑞士工人区，记录罢工、聆听演说，逐渐认定新思想才是中国的出路。

1924年回国后，国民党抛来高薪聘书，他只做了几个月便辞去。原因很直接：“他们要我做官，我只想教书救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躲过清乡追捕，辗转找到了在武汉办事的中共地下组织。翌年秘密入党，从此用粉笔、笔墨、步枪三种方式写下自己的名字。长征途中，年过五旬的他走在队尾，同行战士喊累要歇，他拍拍雪白的胡子：“我能走，你们更该走。”

就在长沙师范的课桌边，徐特立遇到一个目光坚毅、口音浓重的大个子——毛泽东。毛在校期间几乎把图书馆搬进宿舍，常与老师探讨“救国之道”。一次夜谈到凌晨，毛突然站起身握拳：“先生，山河不会永远沉睡。”徐特立笑而不语，却在《学生守则》里添了一行小字：“读书为改造中国而读。”

另一位学生田汉，则在1909年踏进长沙师范。比起兵书，他更痴迷莎士比亚、兰姆和新派话剧。徐特立从不阻拦，还借给他用湖南方言批注的《柯勒律治诗选》。日本求学期，田汉写信汇报：“先生，剧场也是战场。”徐特立在扉页回了四个字：“笔作号角。”1932年，田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剧本、歌词鼓动大众，“用韵脚炸开旧世界”，成为他私下最常说的话。

1935年底，《义勇军进行曲》定稿。曲调慷慨激昂，歌词只有两段，却击中千万国人的胸腔。创作完成当晚，田汉给老师寄去短笺：“望闻其声，如听您当年讲台呼号。”彼时的徐特立正在陕北窑洞里批改小战士的作文本，用蜡烛照亮信纸，眯眼读完，只轻轻一笑。

1947年正月，延安战云密布。中共中央决定转移前夜，边区干部为徐特立筹办七十寿宴。毛泽东提笔写下“坚强的老战士”，并亲手把横幅挂在土墙上。徐特立端起半碗小米酒，举向学生：“你我都要活着看到胜利。”一年半后，北京城头红旗漫卷，他真的比谁都早到，眼见一个学生宣告共和国成立，另一个学生的歌词响彻广场。

1953年，徐特立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每逢会议，他仍穿旧棉布长衫，袖口洗得发白。有人劝他换件呢子大衣，他摇头：“花钱买衣，不如买书。”同年冬季，他在给教育部的备忘录里提出“普及识字、尊师重教”，字迹依旧遒劲有力。

遗憾的是，1968年3月，在不断的劳作与过度操心中，这位老教育家走完了九十一个春秋。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失去了一位真正的人民教师。”

广场上国歌依旧响起，每个音符都在提醒：一位穷苦农家子弟的粉笔，能唤醒民族的脊梁；一句“笔作号角”，能击穿暗夜。徐特立未曾端过枪指挥千军，也未曾登上舞台领唱一曲，但他点燃了两束最耀眼的火焰——一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征途，一束回荡在新中国的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