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01
1936年的上海，夏末的暑气还未散。
巴金刚结束《家》的修订，正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小阁楼里，校阅稿件。
桌面上，堆着厚厚一摞读者来信。
他像往常一样拆开信封，里面多是讨论小说情节的评论，或是表达敬仰的感言。
直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出现，才让他停下了手中的红笔。
信是这么写的：
“敬爱的李先生：我读遍了您的著作，《家》里的觉慧让我看到了反抗的勇气。我演了《雷雨》里的四凤，却因此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未来该往哪里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
信的语气有些倔强，落款没有真名，巴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
这个女孩的遭遇，一下子让他想起了《家》里面，那些挣扎的年轻生命。
于是，他拿起笔，认真地写了回信，鼓励她坚持自我，勇敢面对困境。
这一来一回，书信，便成了两个人情感的连接。
女孩在信里，分享读书心得，诉说生活琐事，偶尔会画一幅简笔画，或是贴上一片干枯的枫叶。
巴金也很有耐心，像兄长一样解答她的困惑，讲自己的创作经历，还叮嘱她注意身体。
随着通信越来越频繁，巴金渐渐知道了女孩的真名，她陈蕴珍，在宿舍里排行第三，朋友们都叫她“小三子”。
这是个活泼开朗，心地善良的温州姑娘。
不久，陈蕴珍在信中愈发大胆，字里行间，藏不住对这位大作家的崇拜与爱慕。
同年8月，陈蕴珍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少女，梳着齐耳短发，穿着蓝布学生装，眉眼清亮，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随信而来的，还有一句直白的邀约：“我想和您见一面，不知您是否愿意？地点定在新雅饭店，时间由您定。”
巴金看着照片上的少女，没有犹豫，一口便答应了。
到了见面那天，他提前十分钟到了新雅饭店，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当陈蕴珍出现在门口时，他一眼就认了出来，她比照片上更显灵动，手里攥着一个布包，略显局促地四处张望。
巴金起身招手，少女眼睛一亮，快步走了过来。
“李先生，您好。”她微微鞠躬。
“坐吧，别拘谨，就像写信时一样就好。”巴金温和地说，给她倒了杯茶。
他原本准备了许多鼓励的话，可真见了面，却被少女眼里的真诚打动，大多时候只是听她说话。
陈蕴珍渐渐放松下来，从布包里掏出自己的读书笔记，指着上面的批注，问他的看法。
当说起被开除的经历时，她眼里闪过一丝委屈，但很快又扬起脸：“不过我不后悔，四凤的反抗是对的。”
那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巴金全程称呼她为“我的小友”，对她特别关怀。
分别时，陈蕴珍主动说：“李先生，以后我还能给您写信吗？”
“当然，我很乐意收到你的信。”巴金笑着点头。
此后，陈蕴珍的信来得更勤了，有时一天一封。
她会在信里说“今天路过出版社，看到您的身影，没敢打扰”，也会写“我买了您喜欢的薄荷糖，下次见面带给您”。
巴金的回信，也多了几分温情，提醒她“天冷加衣”，还会分享“今天吃到了一道不错的菜，下次带你来尝”。
周围的朋友，渐渐看出了端倪，出版社的同事还打趣他：“巴先生，那位十多岁的女孩，怕是对你有意思哦。”
巴金只是笑笑，但一收到她的信时，就会不自觉地加快拆信的速度。
显然，他对她也有些心动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的局势动荡。
巴金决定南下广州，继续从事文化救亡工作。
他在信里，告诉陈蕴珍这个决定，字里行间带着对时局的忧虑。
没过几天，他就收到了陈蕴珍的回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您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巴金又惊又喜，他知道陈蕴珍的家人，不会同意她一个女孩子跟着自己颠沛流离，便写信劝她留在上海。
不过，陈蕴珍的态度倒是异常坚决，她直接带着简单的行李，直接找到了出版社。
然后，她对巴金说：“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他们虽然不放心，但也知道我劝不动。李先生，我不是一时冲动，我想和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
看着少女眼里的坚定，巴金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就这样，巴金带着陈蕴珍，见了自己的家人。
一顿简简单单的饭菜，什么仪式也没有，就算是非正式的订婚宴了。
这一年，巴金33岁，陈蕴珍20岁。
02
1938年10月，日军逼近广州。
巴金带着陈蕴珍，和一群文化界的友人，紧急包了一艘木船，前往桂林。
十多个小时的航程，一路上躲避敌机轰炸，换船、等船，整整九天，他们才抵达桂林。
上岸时，两个人的衣服都沾满了尘土，陈蕴珍的脸上，还蹭到了锅底灰。
即便是这种时候，萧珊还笑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用油纸包的馒头，递给巴金：“我藏的，你快吃。”
巴金一时无比感动。
那时的桂林，成了抗战时期的“文化城”，聚集着很多的文人墨客。
巴金在这里继续写作，创办刊物。
陈蕴珍帮他整理稿件，接待访客，把简陋的住处，打理得井井有条。
那段日子，日子虽然清贫，却充满了希望。
后来，陈蕴珍考入了西南联大，给自己取了笔名“萧珊”。
这个名字，从此伴随她一生。
有一次，巴金去昆明探望萧珊，她还拉着他的手，一脸骄傲地对同学们介绍：
“这是我的李先生，我请他给大家讲一课。”
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巴金讲自己的创作经历，讲《家》里的人物原型，萧珊一直坐在第一排，眼里满是对他的崇拜。
课后，有同学问她：“萧珊，你和巴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她笑笑说：“是信呀，一封封写出来的缘分。”
那段时间，他们聚少离多，书信再次成了主要的沟通方式。
萧珊在信里，写联大的趣事，结尾总会加上一句：“我想你，盼你平安。”
巴金在给她的回信里，也会倾诉对她的思念，讲桂林的局势，还叮嘱她安心读书。
1940年，日军对桂林进行大规模轰炸，一时动荡不已。
巴金的住处，不幸被炸毁，许多稿件和书籍，付之一炬。
那时，他心情低落，整日沉默寡言。
萧珊得知消息后，不顾学业，连夜从昆明赶到了桂林。
推开门，看到满身灰尘的巴金，她没有哭，很快走过去抱住他：“你不要难过，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这话让巴金灰暗的心情，很快变得豁然开朗了。
过后，萧珊帮巴金收拾残局，重新找了住处，还把抢出来的零散稿件，一张张粘好，全部整理成册。
晚上，两个人坐在油灯下，巴金写稿，萧珊就在一旁缝补衣服。
有时，彼此偶尔抬头对视一笑，所有的苦难，都在这温情的一笑中淡去。
随着战事越来越紧张，两个人只能离开，又辗转到了重庆。
到达后，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萧珊在一所中学教书。
日子总算稳定下来，这时，朋友们都开始催促他们结婚。
不过，巴金向来怕热闹，烦礼仪，不愿大张旗鼓。
萧珊自然体谅他，便提出：“我们旅行结婚吧，简单又有意义。”
于是，1944年5月，巴金委托小弟李济生，印了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送给亲朋好友。
然后，他便携萧珊，前往贵阳。
选择贵阳，一是这里距渝、昆、桂三城市的中点，交通方便。
二是巴金1942年到贵阳时，曾没能去花溪而遗憾，这次正好弥补。
他们的目的地，是贵阳城南郊的花溪镇，两个人很快住进了一家名为“小憩”的旅馆。
旅馆建在幽静的公园里，是一座洋房式的建筑。
里面房间不多，客人也稀少，整个旅馆就成了他们的专属天地。
两个人就在这里，穿着平时的衣服，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结婚仪式。
当晚，他们步行半个小时，到花溪镇的小饭馆里，点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
灯光下，两个人从容地夹菜、碰杯，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彼此心心相印。
饭后，他们散着步回到宾馆，就那么轻描淡写地谈着未来的日子。
巴金说：“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把我们的经历都写进去。”
萧珊靠在他肩上：“我会一直陪着你。”
期间，他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
按照原本的打算，萧珊去四川旅行，巴金则回到桂林继续写作。
分别那天，巴金送萧珊上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过了很久，才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新婚乍别，他略感惆怅。
过后，他利用等待入院做“矫正鼻中隔”手术的两天时间，开始了中篇小说《憩园》的写作。
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出院后，他又寄寓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从早到晚埋头写作，把对萧珊的思念，全都融入了笔墨之中。
不久，萧珊从重庆两次来信，要他去重庆相聚。
巴金看了，立刻改变主意，动身前往重庆。
他们的家，安在了民国路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其楼梯下的一间狭长小屋子里。
整个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又黑暗又潮湿。
出版社经理田一文，觉得这间房子实在不像样，就提出把自己在楼上的房子腾出来，让给他们。
不过，被两人婉拒了。
在这里安顿以后，萧珊又托人买了几只玻璃杯，算是正式组织起了这个小家庭。
在重庆的日子，虽然住处简陋，生活清贫，却充满了烟火气。
萧珊每天早早起床，做好早饭再去教书，晚上回来就帮巴金整理稿件，给来访的朋友倒茶递水。
巴金白天写作，晚上陪萧珊散步，给她讲小说里的情节，相处很温馨。
有一次，萧珊得了重感冒，发烧卧床，巴金放下手头的写作，悉心照顾她。
他学着煮姜汤，整夜守在床边，一刻不敢离开。
萧珊醒来后，看到他如此照顾，便说：“稿子要紧，别耽误了工作。”
巴金握住她的手，说：“你比什么都重要。”
他们仍然相视一笑，彼此都觉得幸福。
0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重庆全城欢腾。
当天，巴金拉着萧珊的手，跑到大街上，和大家一起庆祝。
看着漫天飞舞的纸屑，听着人们的欢呼声，萧珊喜极而泣：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以回上海了。”
巴金用力点头：“对，我们回家，能过安稳日子了。”
于是，1946年，巴金和萧珊，带着满心的欢喜，重新回到了上海。
他们在霞飞路附近，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虽然房子不算大，但阳光还算充足，窗外就是法国梧桐。
萧珊亲手布置，买了简单的家具，在窗台上摆上几盆鲜花，墙上挂着两人在花溪的合影。
巴金则重新打理文化生活出版社，继续搞创作。
这一年，萧珊怀孕了。
巴金高兴得像个孩子，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摸她的肚子，和宝宝说话。
他推掉了许多的应酬，每天早早回家，就为了陪萧珊。
那时，萧珊孕吐严重，吃不下东西。
巴金很心疼，就开始学做菜，变着花样做饭给萧珊吃。
晚上，他会给萧珊读自己写的稿子，听她提意见，两人常常讨论到深夜。
1947年，他们的儿子李小棠出生了。
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巴金和萧珊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巴金给儿子取了小名“小棠”，萧珊为了照顾孩子，暂时放弃了工作，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每天早上，她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好早餐和巴金的午饭便当。
中午，她哄小棠睡午觉后，还会帮巴金整理稿件，自己都没有休息。
等到晚上，巴金回来了，他们就一起给小棠洗澡，讲故事。
那段日子，算是两个人婚后，最安稳幸福的时光了。
1949年以后，巴金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时的他，积极参与文学界的工作，常常外出开会讲学，变得异常忙碌。
萧珊自始至终支持他的工作，她一个人承担起全部家务，照顾孩子，几乎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对巴金来说，萧珊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一生的知己。
每当巴金写好了稿件，他都会先拿给萧珊看，还让她提出意见，不管她说什么，巴金都会认真听取。
有一次，巴金写《寒夜》，写到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感情纠葛时，一时没有了灵感，写作陷入了瓶颈。
这时，萧珊陪他聊了一整夜，讲自己对婚姻和生活的理解，不断地为她提供灵感，尤其是女性视角的情感。
巴金听了，顿时豁然开朗。
后来，《寒夜》写完了，巴金还坦言说，这里面有萧珊的影子。
1955年，巴金携手萧珊，搬到了武康路的一栋洋房里，房子比以前更大了，还有一个小花园。
萧珊就在花园里，种了许多花，还有一些蔬菜。
每天清晨，她都会在花园里浇花除草，日子很惬意。
巴金就在书房里写作，偶耳看看萧珊，两个人互不打扰，却息息相通。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棠渐渐长大，一家人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
只是，这样幸福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