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的“两大区”与苏联的“五国”：中亚版图的演变是怎样的？

在欧亚大陆的内地，有一片挺广阔的区域，叫做中亚，这个区域面积大概有400万平方公里上下，生活着差不多7800万人口，它可不单单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汇路口，还是当下地缘政经方面的关键所在。

翻开历史地图，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引发了我们的思考，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通过武力，拿下了在此设立了“草原总督区”与“突厥斯坦总督区”，这两大区域。可是没过半个世纪，取代它的苏联却大张旗鼓，将这些地方“划”成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五个加盟共和国。

从“二”到“五”，这可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帝国治理逻辑迭代？苏联的划分，到底算是民族自主的福音不？还是“分而治之”的深远谋划？这片土地上的好多纷争，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埋下了隐患？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回溯到沙俄铁蹄踏入中亚的那一刻，19世纪中后期，沙俄与大英帝国在亚洲展开“较量”，为了南下印度洋和巩固边疆，沙俄将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希瓦三个汗国逐一吞并。

到了1882年，沙俄在中亚的版图基本就稳定下来了，弄出了俩挺大的总督区，一个是“草原总督区”，主要管着北边的哈萨克草原游牧区；另一个是“突厥斯坦总督区”，设在塔什干，管着南边人口多的绿洲农耕区。

这类划分方式比较粗放，是典型的军事殖民逻辑，沙俄当局并不关心当地复杂的民族构成，只在意怎样高效驻军、征税以及劫掠原料，特别是棉花，“两大总督区”的界线是依照地理，也就是草原、绿洲，还有军事便捷来划分的，并非依照民族。

不过1917年十月改革的一声炮响，旧的帝国秩序就不再存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对的是比沙俄时期更为难办的乱摊子，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涌动，巴斯马奇运动等抵抗接连发生，对新政权的稳固可不太友好。

列宁和斯大林察觉到，沙俄的旧地图不能再用，他俩得搞出一套全新的控制策略，既要符合“民族自主”的意识形态承诺，还得把任何有可能挑战莫斯科权威的统一势力，给完全打掉。

随后于1924年，开启了一场对中亚未来百年产生影响的“民族土地划界”。

这场划界行动表面的逻辑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苏联的民族理论觉得得帮“落后”的民族，明确边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大量苏联的民族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地理学家被派往中亚，去对当地居民进行细致的“民族辨认。

不过在那层理想主义的表象之下，存在着十分冷酷的政治现实主义，那就是“分而治之”。

苏联的决策者敏锐察地发现，沙俄的“突厥斯坦”这一概念，正是催生“泛突厥主义”的温床，要打破这种统一所带来的威胁，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其“切碎”。

语言被他们视作“手术刀”，同属突厥语族的族群被予以细分，游牧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分别拥有了各自的共和国。

而原本在中亚绿洲中混居，且文化关联紧密的乌兹别克人（突厥语族）和塔吉克人（波斯语族），被强行依照语言给分隔开来。

这种区分十分的繁杂，甚至“创造”了民族。正如历史学家阿迪布·哈立德说，在1924年之前，许多中亚人最先认可的，是自身所在的绿洲（比如撒马尔罕人）或者部落，并非清晰的“乌兹别克族”抑或“土库曼族”身份，苏联的划界，实际上就是“先画一条线，再整出民族”。

地理在本次划分里充当着“帮凶”角色，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费尔干纳盆地，这个中亚特别富足、人口十分集中的“聚宝盆”，从地理层面而言，是一个完整单元，可是在苏联的地图上，它却被七零八落地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还有吉尔吉斯斯坦。

这种划分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就是让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法单独把控这片核心区域，彼此相互依靠又相互制约，同时还特意弄出好多飞地，（像塔吉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沃鲁赫），就如同钉子一样，嵌入到邻国土地里头。

1991年苏联解体，那原本在苏联内部并无太大问题的“行政界线”，瞬间变为壁垒清晰的“国际边界”。

历史的十分奇异的地方就是，苏联当年为“分而治之”埋下的伏笔，在近一个世纪后集中爆发了，中亚五国独立后，费尔干纳盆地的水资源要怎样分配、边界线模糊不明确、飞地归属等问题，变成了叫人犯难的事儿，甚至还演变为武装冲突的引线。

举个例子哈，就像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关于沃鲁赫飞地的冲突，它的根源差不多能完完全全，追溯到1924年的那张地图上面。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沙俄设置两个大总督区，是由于军事上的战胜以及原料掠夺的粗放式殖民；而苏联废除旧制度、将其划分成五个国家，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政经手术。

它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还藏着“分而治之”、防止中亚出现统一地区力量，来挑战中央的战略意图。

苏联通过民族识别和土地划界的方式，成功把统一的“突厥斯坦”给划分成了五个相互牵制的国家。

苏联时期，那五个国家达成了工业化与教育普及，却也永远丧失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当下中亚五国仍在竭力摆脱这份“地图遗产”，试图在被“划定”的边界之内，重新去摸索合作与共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