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巴西贸易保护局(DECOM)毫无预警地宣布,对来自中国、埃及和以色列的无纺布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这一决定并非象征性姿态,而是切中中国出口体系的要害——涉案产品不仅广泛用于婴儿尿裤、口罩、防潮建材,更深入汽车内饰、工业材料等领域,几乎覆盖了从日常消费到制造核心的各类下游市场。
更具针对性的,是中国在该产业的主导地位:2024年,中国无纺布出口量达142.8万吨,占据全球市场的51.2%;其中出口至巴西约12万吨,占比高达8.5%,使巴西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在这一背景下,巴方调查直接瞄准中国最大出口国身份,几乎等于对中国制造发出精准打击。
反倾销税率的设定同样异常强硬。根据巴方初步设想,中国出口商将面临每公斤0.69美元至4.81美元的反倾销税,而当前中国无纺布对巴出口单价普遍在1.2至1.5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如果最终裁定靠近税率上限,中国制造将失去全部价格优势,市场份额或迅速被巴西本地制造商或第三国竞争者吞噬。
针对性如此明确、力度如此激进,这不仅是一次反倾销调查,更像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产业脱钩实验”。从选择产业、对象、税率设定再到时间节点安排,无不显露出政治与经济双重动因下的战略打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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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在“非对称博弈”中吃亏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中国与巴西之间巨大的贸易顺逆差反差。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中巴贸易总额突破1700亿美元,其中中方自巴西进口额高达1240亿美元,出口仅为460亿美元,逆差达780亿美元以上。其中,大豆、牛肉、玉米、铁矿石等初级农矿产品是逆差主因,巴西已经连续多年是中国最大的大豆与牛肉供应国。
在这样极度不平衡的贸易结构下,中国政府历年来从未对巴西农产品发起过任何形式的反倾销调查,哪怕国内舆论对“低价冲击农民利益”多有质疑,官方依然选择维持对巴西的市场开放。而此时,巴方却借助低门槛、易操作的无纺布反倾销调查率先出击,直接对中国制造施压,这一行为显然形成了强烈的不对称性。
更关键的是,这一轮反倾销并非出现在激烈贸易冲突的周期内,而是发生在中方大单刚落、关系看似平稳的阶段。2025年初,中国刚刚与巴西达成包括铁路合作、农产品优先采购与新能源投资在内的千亿级协议,如今却迅速面临“政治背刺”,引发外界强烈质疑。
这已经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演化成一种信任结构的破裂。中国在维持开放的同时,换来的却是被系统性针对——这是“全球南方合作”叙事之下的现实落差。
巴西出手背后的经济算计
观察巴西此举的深层动因,不难发现,其根源并非单纯来自贸易数据本身,而是源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焦虑。
首先是产业层面的结构性焦虑。疫情之后,巴西本土制造业复苏缓慢,尤其是在纺织、塑料、化工等领域,由于原材料成本高、效率低,普遍面临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商品的持续冲击。根据巴西国家工业联合会的数据,2023~2024年期间,该国小型制造业利润率下降超过18%,就业岗位流失逾5万。在这种背景下,工会与行业协会对政府施压加剧,要求设置“贸易防火墙”以保护本地就业。
其次是政治周期压力。2025年正值总统利亚斯执政第三年,其民调在城市中产与工业制造业群体中持续走低。应对经济放缓、减缓通胀、创造就业,成为利亚斯政府当前紧迫任务。在无法迅速提振制造业竞争力的现实下,“反倾销调查”成为一种廉价、可控、对内好交代的政治工具。
第三,选中的无纺布产品本身也暗含政治考量。无纺布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替代性强,同时广泛用于医疗与民用消费场景,极易在公众中引发“价格冲击—本地工厂倒闭”的因果联想。这种选择既能展现“政府在行动”,又避免与大企业发生正面碰撞,是风险最小化的“政治符号行动”。
最终形成的局面,就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合谋下,反倾销成为“转移国内压力的武器”,而对象则是中国这个最容易对号入座的“全球制造中心”。
规则的名义,政治的实质
在WTO体系中,反倾销被设计为矫正市场扭曲的工具。然而现实中,这一制度已逐渐被滥用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合法外衣”。
据2023年WTO贸易救济年度报告,巴西是全球启动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五个国家之一,其发起案件中超过70%针对亚洲国家,其中中国占比达60%以上。反倾销几乎成为巴西调节产业结构、应对进口竞争的“标准动作”。
而无纺布案只是近年滥用趋势的缩影。在本案中,所谓“倾销差价”的测算依据、巴西市场的“损害认定标准”,以及中国制造的成本模型,均存在极大争议。巴方拟定的0.69~4.81美元的关税区间远高于多数中国企业平均出厂价,却未说明其“正常价值”的算法依据。
这一现象早已引发国际质疑。《金融时报》援引国际商会分析指出,南美国家近年有意识将反倾销机制当作“快速制裁手段”,绕开政治代价高昂的谈判或立法,而通过技术程序达成产业保护目标。尤其在中美博弈加剧、WTO仲裁机制迟滞背景下,这类做法越来越频繁。
换句话说,贸易规则本应保障公平,如今却演变为一场“谁先使用,谁占上风”的战术对抗。无纺布案,在巴西官方语境中是一次正当防卫,在全球产业链视角中则是一记打破规则均衡的突然袭击。
中国企业如何打破“低价易打”的困局?
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倾销调查,中国出口企业可谓进退维谷。一方面,若不应诉,将被默认裁定“倾销”,遭遇最高幅度惩罚性税率;另一方面,应诉流程繁琐、成本高昂,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几乎意味着“消耗战”。
更棘手的是,即便成功应诉,也难以逆转客户流失和市场信任动摇。对采购商而言,选择不稳定的供应国是一种风险;对本地客户而言,一旦关税生效,转向第三国是最经济的逻辑。换句话说,即便法律上赢了,生意也可能已经输了。
在此背景下,单纯靠企业个体应诉远远不够。中国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出回应:
一是制度层面,强化对反倾销滥用的国际申诉与规则建设。可通过RCEP、WTO或其他多边框架对“制度性工具的非制度性使用”提出异议,推动贸易救济规则的重新澄清与限定。
二是产业层面,加速无纺布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从仅提供基础原材料转向掌控终端产品标准,从低价取胜转向技术壁垒主导,摆脱“价格越低越容易被定义为倾销”的逻辑陷阱。
三是外交层面,重新审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对等性合作”。面对以农产品高顺差换来的“反倾销制裁”,应有更强烈的制度性对话和应对机制,重塑谈判对称性与行为边界。
这不仅是一场产业竞争,更是一场治理逻辑的对决。
规则的锋刃,指向何方?
巴西此次调查的真正警讯,并不在于“某类产品出口暂受阻”,而在于一个更大的问题浮出水面: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周期中,“规则”正被越来越多国家改写、滥用乃至武器化。而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体系的中轴,正在成为这一变化最直接的“试验田”。
中巴之间这一轮反倾销纠纷,远非技术性争议,它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下半场博弈的一次微观缩影:谁来定义规则,谁有话语权,谁能在供应链危机中保持信誉。
规则的刀柄,终究不能落入滥用者之手。否则,那些被“反倾销”所针对的不只是低价出口企业,而是整个全球化秩序的信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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