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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以头版刊出了轰动全岛的新闻:台湾通向国际的空中大门——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遭到岛内黑道围标,至此,一场涉及甚广的黑道围标工程案爆发。
桃园中正机场是当时岛内唯一的一处大型国际化机场。随着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日益显得不敷需要。为进一步扩大机场规模,台湾“交通部民航局”开始规划二期航站工程,全部工程包括地上四层,地下两层,共兴建18个可停靠波音747客机的登机门,整个中正机场二期工程总预算新台币221亿元。建成后,台湾中正机场年运输旅客流量可增至14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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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工程的巨大利益引来黑白两道的暗中争食。1996年3月底,自中正机场二期工程传出黑道围标后,台湾公共工程招标中的重重黑幕逐渐曝光。
4月8日,台北地检署承办主任检察官陈文礼签发搜索传票,与“调查局”联合展开了第一波的搜索、约谈行动,中兴电工等五家厂商负责人被带回侦讯,中兴电工公司副董事长王人达、峻国机构负责人陈帝国及岛内数名黑道人士当天即被限制出境。
11日,王人达到案说明,检察官谕令以50万元交保。
13日,峻国机构负责人陈帝国被约谈,随即遭收押禁见。
15日,检调人员搜索涉案主要人员、“竹联帮”堂主冯在政住处及韬略集团总部。韬略集团负责人“白狼”张安乐(“竹联帮”成员)到案接受约谈,张否认有恐吓或参与围标事情,检察官限制居住。
经过侦查,台湾检调单位认为受委托对中正机场二期主体结构工程估价的中华顾问工程公司有明显超估之嫌。18日,“调查局”又搜索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四名工程师被带回侦讯,其中一人放回,一人收押,一人10万元交保,一人5万元交保。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则由总经理濮大威召开记者会,澄清从未与黑道人士往来,也从不参与黑道围标事情,他也无法接受工程有绑标嫌疑的说法。
4月19日,台湾“调查局长”廖正豪公开承认,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工程确有黑道涉嫌绑标的事情发生。
“调查局”提出的报告指出,从12天来的侦查侦讯结果看,已可确认黑道介入情形严重,且涉案层面广泛。
24日深夜,被视为本案关键人物的“竹联帮”仁堂堂主“二马”冯在政在台北市被逮捕。当天,中兴电工公司工程事业处副处长邱发山也因涉嫌参与围标,被约谈到案,经侦讯后,收押禁见。同日,廖福本、林源山、陈朝容和施台生四位“立法委员”因参加与该工程有关的太平洋建设公司等多家厂商的宴会而被点名,指其涉及工程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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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调查局”搜索“民航局”扩建工程处及5名负责办理招标作业的官员住处,追查其是否“绑标”。4名被点名的“立法委员”当日均提出说明,否认涉案,施台生、陈朝容两人还召开记者会,称宴会是应林源山之请参加的,事前并不知情。
经过两个多月的侦讯,6月6日台北地检署起诉了20人,其中包括王人达、陈帝国、邱发山、冯在政及“民航局”、中华顾问工程公司的多位有关负责人。4位“立委”及其他台湾政界人士则以查无实据,免于刑责。
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招标消息一公布,信兴机电公司负责人“北港蔡”就得议围标,并找了大陆工程公司合作,想主导竞标。整合其他商,两家机构遂邀请以峻国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为招牌的“竹联帮”成员冯在政出面协调。巧的是,太平洋建设公司也和台安机电公司合作,图谋抢标,也请了冯在政协调。
冯在政经过一番协商,决定让太平洋建设这一组得标,其他营造“陪标”,但机电工程部分则只给台安机电公司做一半,另一半分给其他参与围标的电机公司。孰料,协商过后,太平洋建设公司与台安机电公司突然反悔,图谋独揽机电工程,只肯让出一点点利益分给其他小承包商,至此整个围标计划被打乱。
就在局面混乱之际,素以“台湾民间第一大厂商”著称的中华工程公司也出来执意竞标。中华工程公司在岛内营造市场上受到孤立,在许多重大公共工程中屡屡因“不符资格”或“联合承揽”等因素被阻在门外,这次则是势在必得。一度传说,中华工程公司请出“竹联帮”绰号“白狼”张安乐,以压倒在黑道上辈分较低的冯在政,但双方均予以否认。张安乐只承认中华工程公司曾找他代为寻找合作的厂商。
当围标作业因各方势力无法摆平之际,中兴电工公司的王人达与峻国机构的陈帝国挟其雄厚的政商关系,也强势介入了围标过程,并主导由达欣工程与开工企业搭配得标,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很快达欣与峻国两家公司取得了优势地位,连中华工程公司也受到极大冲击。
显然,陈帝国与王人达动用了其在岛内的党政关系,包括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许水德在内的多位台湾重量级政治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华工程公司关说。前台湾刑事警察局长洪鼎元出面与威京集团总裁沈庆京接触,要求沈影响中华工程公司退出竞标。陈帝国并以几近高出一倍的价格拉拢冯在政,要其“回过头”向太平洋建设反游说,要其放弃参与竞标。
事情演变到这一地步,已非最初涉事厂商所能预料,尤其是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太平洋建设公司,最后竟沦为被劝退的对象,心中更是气愤难平。结果整个绑标、围标内幕才由大陆工程公司向外掀开,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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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黑道围标有两次最关键的餐会。
一次是3月28日晚在台北市敦化南路莲园;一次4月1日在太平洋建设集团崇光百货公司大楼太平洋联谊俱乐部餐厅江南轩。前者是要“协调”参与投标的空调厂商;后者则以劝退太平洋建设公司为目标。
在3月28日宴会中,冯在政等人先“个别拜访”有意参加投标的厂商,表达劝退的意思,随后集体邀约空调厂商到莲园聚餐,而符合资格的7家空调厂商并未到齐,席间除陈帝国、冯在政及空调厂商外,还有几家营造商老板,张安乐也出现在现场。
至于4月1日的宴会,唯一的目标是劝退太平洋建设公司。
太平洋建设公司原本与东元、台安三家大型上市公司共同组成投标组合,黑道已使不上劲,于是由台湾“立法委员”林源山邀请廖福本、施台生、陈朝容共同赴会,4位“立法委员”,加上冯在政、陈帝国等5人,和太平洋建设公司的一位总工程师,10个人刚好凑成一桌。
这次宴会的请帖由林源山的朋友、世青建设公司董事长詹德煌具名,地点也特别选在太平洋建设公司自己经营的餐厅,让外界误以为太平洋建设公司是主人,整个餐会前后相当严密。太平洋建设公司原本被邀的是董事长章民强,但当天章民强正好身体不适,几位副总经理也都不在,负责营造的钟荣丰早已避走到加拿大,因此指派一位总工程师代表出席餐会。
两次餐会是这次黑道围标的高潮,也是爆出黑幕的起点。
二期航站楼风波越演越烈,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三段的峻国机构或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充满了危机意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4月13日,陈帝国被收押,加上稍后李登辉又告诉“法务部长”马英九必须侦办到底之后,许多人都感到压力沉重。
陈帝国,1949年生,仅有小学程度,曾在建筑业做事。早年加入“厦门帮”,吃过不少黑道欺压的亏,后来却纵横黑白两道,以口头禅“既然无法避开黑道,不如有钱大家赚”,因而在名片上印着“陈进财,别号帝国”。多年来,他曾牵涉多起诈欺案件:1973年5月涉嫌偷窃工地钢筋,1975年5月因伪造文书被判刑4个月,1981年又犯下诈欺与过失伤害案。陈帝国一度曾与“竹联帮”前任“老大”陈启礼合伙经营承安消防器材公司,专营高楼逃生缓降机。适逢当局制定法令,规定二楼以上建筑全部要安装逃生装置,因而大发利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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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帝国与台北市高级警官关系也很深。就是靠着与黑白两道的广泛关系,频频劝退工程投标的竞争对手,先后拿下“国防医学院”、台糖精糖厂、八里及新竹焚化炉等大型工程,获利丰厚,颇受同行侧目。据透露,仅承包新竹、八里焚化炉的机电工程,获利就高达6亿元。
陈帝国多年混迹于黑白两道,如今工程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在黑白两道间左右逢源的人,不但黑道有人为他跑腿,白道也有人为他撑腰。峻国集团过去就常与中兴电工公司有生意往来,是中兴电工公司的下游承包厂商。
在竞标新竹、八里焚化炉工程时,最后只剩中兴电工与中船公司两家杀价抢标,几度争持不下,在最后关头,是陈帝国出面打电话协调中船公司退出,中兴电工公司才得以稍低于底价89亿元的优厚条件得标。事后,陈帝国也顺利取得了机电工程的承包权。
此次中正机场围标案中,陈帝国被多家商指为幕后黑手。
3月5日,领取投标单后,陈帝国与王人达、冯在政多次聚会讨论围标事宜。3月28日,陈邀集其他竞标商及协力商进行威胁、恐吓。4月12日,台湾警方搜索峻国营造公司及陈帝国住处,带回账册;13日,陈帝国被约谈,随后遭收押。
冯在政,绰号“二马”,在“竹联帮”中,算得上是近几年来少数比较活跃的大哥级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目前“竹联帮”18位中央委员之一。“二马”出身于花莲眷村,早年与其兄“大马”冯在朝一起加入“三环帮”,“三环帮”热闹了一阵后,因内讧而分裂。70年代,“二马”和几名同伙转而投入“竹联帮”,并成立仁堂、至堂等堂。不久,仁堂堂主“小项”项金平案发入狱,冯在政取而代之,升为堂主。帮内人人皆称其为人豪爽,义气,也非常好勇斗狠。1977年及1983年间,冯在政犯有妨害自由、持枪恐吓勒索等多项前科,两次入狱管教;1993年至1994年7月间又连续以强暴胁迫手段向商家敲诈勒索财物,被判定为情节重大的流氓受押。
出狱后,在陈帝国力邀下,冯在政进入工程发包领域发展。
1993年,为围标台湾南部第二条高速公路工程,冯在政于当年6月17日向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上大营造工程公司董事长黄政哲恐吓勒索1亿元,被黄拒绝后,于隔天指使3名手下持枪闯入上大公司,将黄政哲打伤。事后,黄惧于冯再找麻烦也不敢报案。1994年7月8日,冯在政又因围标台湾北区电信管理局台北仁爱路新建办公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率两名手下向南京东路四段得盛营造工程公司恐吓勒索5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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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间,冯在政介绍“竹联帮”天堂兄弟张恕中等结识卓越营造公司蔡义龙,合伙围标中正机场二期工程,因东怡营造公司拒绝合作,便指使“竹联帮”同伙数十人持枪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位于复兴北路的东怡营造公司所在地,连开数枪恐吓。
1996年4月13日陈帝国被收押后,冯在政已有预感,他也很难全身而退。冯在政很清楚整个案子将由他们这些“在警方记录中有案底的人”来扛起所有责任。19日,在“调查局”开始拘提冯在政的同时,有人也找上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向他们透露握有录音带,可以证明当局的若干党政要员涉及此案,对当局进行威胁,但大势仍不能挽回,冯在政终于成了阶下囚。
身为“竹联帮”核心人物的张安乐,在岛内媒体多次报道其与围标案有关后,于4月8日出面澄清:目前他在台北市长春路经营韬略集团营建事业机构,由于牌照才发下来,还没有拿到营造公会的会员手册,根本就没有资格围标工程,更没有涉足中正机场航站装修工程围标案。
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弊案初起之时,台湾“法务部调查局长”廖正豪曾对外发下豪语:全面展开工程扫黑,务必揪出所有工程的弊端,涉及围标的黑帮组织一定要通通打尽。但岛内马上就有人指出,如果“调查局”真的有办法扫除掉工程界的黑影,揪出幕后黑手的话,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次中正机场二期工程围标案,也不会有现在所谓的工程扫黑!如不能切断官商勾结的脐带,而只是依惯例以“扫黑”终了,丝毫不撼动上游的白道绑标,工程弊案必将春风吹又生,唯有等下次利益分不均之时,再来爆一次内幕了。
4月8日,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郑宝清召开记者会,指责当局只敢拿黑道小人物开刀,幕后真正官商勾结的黑手却不敢碰,并点了前台湾省长宋楚瑜的大舅子陈千山之名,称其为达欣工程集团旗下长信电机公司副董事长,在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工程案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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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富雄、郑宝清等又举行记者会,公开点名许水德、王金平、庄享岱等高官涉嫌“高官绑标”,介入关说,替参与围标的峻国集团及达欣工程劝退中工电机公司等。
台湾熟悉内情的人都在观望,对国民党能否下定整顿违法乱纪的决心普遍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整顿得越彻底,对国民党的伤害也会越重。
果不其然,到4月24日,“竹联帮”仁堂堂主冯在政落网,台湾一位承办二期航站工程围标弊案的基层人员,脱口说出“GAME OVER!”(游戏结束了),其中感慨之情,远超过抓到案情关键人物的欣喜。“二马”冯在政落网,这个近年来在台湾工程界大出风头的黑道大哥成了台湾当局堵住社会舆论、掩护参与工程绑标、围标,白道人士的代罪羔羊。
此后,公共工程黑幕问题很快便离开了台湾媒体的焦点,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围标案也进入了司法程序,整个案件还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弊案引爆后,岛内媒体又报道了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台北松山机场地下穿越道及汉宝至草屯隧道工程等多宗绑标、围标疑案,形成四大公共工程弊案。
岛内新竹、云林、高雄等县市也随即展开调查类似案件,连尚在规划阶段的高雄捷运工程也传闻遭到绑标。一时之间,全岛似乎所有的公共工程都与“黑道”、“围标”、“绑标”等联系在一起。
岛内舆论对当局的施政纷纷提出不满,指责近年来黑道势力迅速膨胀,是治安单位的失职,执政当局的纵容亦难脱干系,并认为国民党高层面对黑金势力向党内渗透,却始终不愿壮士断腕,姑息养奸,导致黑道,白道绑标,围标问题日趋严重。尽管有社会舆论的强力责难,台湾有关部门的表现仍是敷衍塞责。
4月8日台湾行政部门副负责人徐立德声称,就他所知,公共工程的弊案并没有外界所传说的那么严重,但提高工程招标的透明度是一定要走的路。
4月13日,台湾“交通部”只承认负责航站装修工程招标设计的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工作中存在缺失,不过仍强调“尚未发现有具体绑标的证据”。22日,“民航局长”蔡清彦表示,整个事件只能说是审查能力不足,绝无违法乱纪的意图。24日,蔡清彦还信誓旦旦地声称,如果中正机场二期工程招标过程中,确实有“民航局”官员介入绑标或围标,他愿意负该负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绝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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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四大工程疑案中,台北松山机场地下道工程4月8日宣布废标;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工程三度招标无功而返;汉宝至草屯隧道工程因有黑道介入围标,迟迟不能竞标。只有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在当局竭力护航下,有关部门只是对招标细则进行了一点补充,便在岛内舆论高度关注下于4月27日如期开标。计有荣工处、中华工程、太平洋建设和大陆工程等4家公司主导参与,荣工处与开立工程以新台币59亿元共同得标。
从这一弊案的过程可以反映出黑社会组织生财手段的历史性变化。
以往台湾黑道生财的方式,总是与赌博、色情脱不了关系。随着时代的进步,黑帮也跟着“升级”,开始涉事台湾的重大工程建设,“分享”台湾经济成长的果实。现在台湾真正的黑道大哥,已不再屑于包娼包赌,反而热中投入公共工程,“协调”厂商投标,哄抬得标价格,从中赚取可观的“管理”费用。
据透露,一般而言,黑道兄弟介入围标,行情是总承揽工程金额的10%,也就是一成。以被外界认为有黑道兄弟介入围标的东西快速道路汉宝至草屯隧道工程标而言,工程总经费为50亿元,如果是般正常的竞标,得标厂商顶多只能得“五折标”,即约25亿元。如果透过黑道以围标的方式来竞标,则可以抬高底标,最少能以“八五折”,即约40亿元得标,搞得好可达九折标,约45亿元。两相比较,黑道介入后的“回馈金”,即10%,约4亿元到4.5亿元。对黑道而言,简直比贩售毒品还要来得暴利。
据民进党公布的资料,以台湾当局的二期重大交通工程特别预算为例,决算审定额1684亿元,约有674亿落入了“黑道绑标围标共犯体制之手”,占1995年综合所得税1726亿的37%,以当年台湾平均每人税负占每人所得的20.17%换算,平均每人每年赚100元就须缴出8元给黑道共犯集团。
台湾各级民意代表承包工程或关说工程的陋习由来已久,积弊已深。岛内民众只要提起民意代表,总会把承包工程视为某些人的“当然副业”。
台湾当时有4000多家登记在案的营造厂商,但持有得以承揽重大工程牌照的甲级营造厂商只有300多家,扣除财务不健全、后继无人、缺乏竞争力者,实际在市场上运作的只有200多家,而业绩及规模足以承揽大型建设者还不到40家。
这本来是一个寡占的局面,按理根本不必围标与抢标,但就是因为当局规定“每一项工程至少须有5家以上的商领标(即参与投标),3家以上竞标,才具备法定条件”,而岛内营造市场需求充足,商为获取更大的利益,便衍生出一套市场法则。这就是先内部整合出一家内定得标厂商,或由主导厂商邀请其他4家甲级营造“陪标”,充当“人头”,这次得标者下次陪标,大家轮来轮去,利益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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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面下的利益摆得平时,各营造厂会相安无事,有关单位明知有问题,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基本上,台湾每个重大工程的背后都有黑、白势力有形无形的运作,岛内每一家叫得出名号的营造厂或建设公司,几乎都有黑白两道的关系,吃营造这行饭靠的就是关系,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够、关系不对,根本就没法混。
通常业者都会先打通中、下层的执行官员,上层的大官则由“立法委员”负责疏通,必要时会运用黑道恐吓围标,这就形成了黑白两道联手,官商民意代表勾结,上游浮滥编制预算,中游关说绑标,下游恐吓围标的共犯结构。
长期以来白道特权集团勾结垄断公共工程,有时因利益摆不平而引入黑道。近年来随着各方人马不断引进黑道的变化,已使黑道逐渐从当初下游的“雇佣兵”转而成为上游的“操盘者”,造成整个工程界的剧变。这就成为中正二期航站工程会引发正派工程界的反弹,从而掀起轩然大波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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