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山里的青年》外一篇

我之创作与市场无关，我有幸是一个能够我手写我心的作家；我之创作与任务无关，我也有幸是一个可以完全自主地进行创作的作家。

大约三年前，我和王山同志（前《中国作家》主编）曾前往某省景区参加一次关于人类与河流关系的会议。不久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山里的青年》，发表于《新民晚报》。

在那篇散文中，写到我和王山同志认识了当地一名优秀的导游，他获得过省里的导游奖；热忱地建议我俩一定要认识一下他大学的学兄，也是他所尊敬的青年——在景区儿童活动中心工作的老师。热忱的导游之所以尊敬他的学兄，用他自己的话说，乃因学兄“人特别好，各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于是，我俩就认识了他“学习的榜样”——端的是一名样貌儒雅、文质彬彬，谈吐笃诚的青年。又因他俩的热忱建议，我和王山认识了他俩共同的朋友，一位开豆腐坊的姑娘。在远离都市喧嚣的景区，青年之间竟有那等真挚友谊，使我和王山深为所动。

两名青年和那位姑娘形象都好，都是本省二本师范的毕业生，都在大城市闯过人生，都因为不同的缘故（主要是父母的身体原因）回归当地，重新开始他们平凡而又平静的生活。当然，他们并不讳言的最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的高房价和他们实际上并不高的工资，去除了一切必需开销，每月所剩无几。然而他们并不自卑，并不觉得自己便是人生的输家了。恰恰相反，我和王山，一个早已承认自己是老头和一个坚定拒绝自己是半老头（王山）的长者，从他们的话语和表情中，感受到的分明是一种极难得的人生淡定、清醒和从容自信。

是啊，相对于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浮躁分子的北京而言，那三个青年使我俩着实意外了。那一处景区是真实存在的，那三个青年是真实存在的，一些因那景区的存在而在家门口就能挣到一份钱的曾经的山民是真实存在的，一位有回报社会之心的民企老板是真实存在的，连那一幅对联也是真实存在的：

山静似太古

日常如小年

北宋唐庚的这两句诗，由那三名青年的老师以古味十足的字体写成对联，贴在那时的儿童活动中心的门两侧，让人浮想联翩：王山同志还把那副对联照了下来。那被学习的榜样给我们老哥俩留下了更深刻印象——因为他的工作与儿童有关；因为他工作在贴有那么一副对联的房间里。

我在《山里的青年》这篇散文的末尾写道——真希望有一位好姑娘爱上那样的好青年；真希望有编剧关注到他们那样一个群体，并创作一部电视剧，为他们的人生鼓劲。

自然，我的第一种希望只能是个人祝福而第二种希望不太会引起关注。于是，现而今，我亲自将他们“写”入了三十集的电视中。

也自然的，“写”是指创作。这将是我创作的最后一部电视剧。

为什么是电视剧而不是小说呢？毋庸讳言，现如今看小说的人更少了。我想要为他们的人生鼓劲的心念却日益强烈——所谓创作冲动是也。某些作家每每将自己的某部作品献给某人或某一群体；那么，我之最后一部电视剧本，便是献给以上那样的农家儿女的。我任三届政协委员期间，“三农”问题是关注和调研的重点，对于农村和农民是间接了解的。现而今，还要加上农家儿女的就业问题，这是近年来突出的中国问题，那么便是“四农”问题了。教育资源之不均衡，注定使绝大多数农家儿女难以考上优质大学。他们即使孜孜以学，能考上省内的一般大学亦属不易。而那样的文凭，注定了将使他们在大城市的求职处于不利之境。保安、快递员、工地劳动者中，多有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很快就会到了不年轻的岁数，漂泊感会使他们过早地疲倦了。

那么，后来他们都去哪儿呢？人生怎样了呢？

好现象是——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某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极可利用的农村，逐渐成为旅游热门地，确实为一些居村农民及他们的儿女提供了就近挣一份工资的机会。但是，一些者，不多也。

未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机会将会多起来吗？机会多了，收入会多吗？我替我所关注、关心的农家儿女们祈祝着。

一个更好的现象是——某些宜居农村不但成了中老年城里人经常租住的地方，也吸引一些有志于创业的青年成了那里的新居民，他们带着电脑、自拍设备、音响设备或画夹及种种创作之念成了那里的新居民。

我之创作与市场无关，我有幸是一个能够我手写我心的作家；我之创作与任务无关，我也有幸是一个可以完全自主地进行创作的作家。

杜甫晚年有诗言：

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

我并不忧国——我相信中国之未来。在年近八十的岁数，还能一字字一行行地在A4纸上“写”出一部剧本来，为自己所关注的农家儿女们的人生鼓劲，实乃大欣然也，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