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走后,这屋子一下子就空了。空得让人心里发慌。
七年,我前前后后搭伙了三个女人,送走了三个。从一开始满怀希望地想找个伴,到最后心灰意冷地总结出她们的“三大定律”,我以为自己把晚年这点事儿给看透了。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有三。我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为一个女人,像年轻时那样,心里又酸又堵得慌。
可我错了。
直到我亲手把最后一个,也是我曾以为最合适的一个人赶走,独自坐在这空荡荡的客厅里,闻着空气中还没散尽的、她做的饭菜香,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我那套自以为是的“定律”,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事儿,还得从我老伴儿走了那年说起。
第1章 空巢
老伴儿是五年前走的,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从确诊到人没了,也就半年光景。那半年,家里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兵荒马乱,天昏地暗。等她真的走了,那根紧绷的弦“啪”地一下断了,整个世界又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
儿子周浩在深圳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老伴儿的后事是他请了长假回来办的,忙前忙后,人瘦了一大圈。临走前,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眼圈红红的,一个劲儿地嘱咐我:“爸,您得好好吃饭,别凑合。钱不够就跟我说,我给您打。有空多出去走走,找老李头他们下下棋。”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空得像个漏风的口袋。
他不懂。这种空,不是钱能填上的,也不是下棋能堵住的。
老伴儿在的时候,我从没觉得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有多大。她爱拾掇,阳台上总有几盆花,红的绿的,看着就热闹。厨房里总有“咕嘟咕嘟”的炖汤声,客厅里总有她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电视剧的絮叨声。我嫌她烦,说她看的那些情情爱爱的电视剧没营养。她就瞪我一眼:“就你有营养,天天看新闻联播,国家大事都让你一个人操心完了。”
现在,这些声音都没了。
我一个人吃饭,常常是早上熬一锅粥,从早喝到晚。菜也懒得做,随便炒个鸡蛋,或者干脆用开水泡点剩饭。屋子懒得收拾,灰尘在阳光下跳舞,我也懒得管。电视打开,新闻联播还是那个点,可再也没人跟我抢遥控器,跟我拌嘴了。
有时候,我能对着墙坐大半天,一句话不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拿起手机,翻开通讯录,从头翻到尾,儿子太忙,怕打扰他工作;老伙计们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烦心事。最后,还是把手机默默放下。
那种寂静,是会咬人的。它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钻进你的耳朵,钻进你的骨头缝里,让你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给遗忘了。
有一天晚上,我起夜,迷迷糊糊中感觉胃里绞着疼。我撑着墙走到客厅,想找点热水喝,结果一头栽倒在地板上。冰凉的瓷砖贴着我的脸,我疼得说不出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要是我今天就这么死在这儿,得等到什么时候才有人发现?是不是得等尸体都臭了,邻居闻到味儿报警?
这个念头让我从骨子里感到一阵寒意。
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急性肠胃炎。周浩急匆匆地飞了回来,在病床前守了我两天。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里又是心疼又是愧疚。他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事业,我不能再成为他的拖累。
出院后,小区里的热心肠王阿姨来看我,旁敲侧击地问我:“老周啊,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个事儿。你看你,这次多悬啊。就没想过,再找个伴儿?”
说实话,我想过。但“再婚”两个字,太重了。我这把年纪,财产、子女,都是麻烦事。我只是想找个人,能一起吃口热饭,说句热话,生病的时候身边有个人能递杯水,不至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王阿姨看我没吭声,以为我抹不开面子,就笑着说:“现在不兴那个了,叫‘搭伙过日子’。不领证,就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跟年轻人谈恋爱似的,多简单。”
“搭伙过日子”,这五个字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我心里的那把锁。是啊,不求天长地久,只求当下安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就这样,在王阿姨的撮合下,我见到了我的第一个搭伙对象——李琴。
第2章 第一课:免费保姆
李琴比我岁,五十六,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长。人长得干净利落,说话也爽快。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的茶馆里,王阿姨陪着。李琴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
“周大哥,我的情况王姐都跟你说了吧?”李琴开门见山,“我老伴儿也走了好几年了,女儿嫁到外地,就我一个人。我也不图啥,就是想找个人,老了能做个伴,说说话。”
她的直接让我很有好感。我也坦诚地说了我的想法:生活费我出,家里的水电煤气物业费都算我的,她不用花一分钱,就当是住在我这里,我们互相照顾。
李琴笑着点点头:“行,就这么说定了。不过周大哥,我这人有点职业病,爱干净,可能有点啰嗦,你别嫌我烦。”
我当时觉得,爱干净是好事啊,啰嗦点证明她关心你,怎么会嫌烦呢?
李琴很快就搬了过来,她东西不多,就两个行李箱。她住次卧,我住主卧。她一来,这个冷清了许久的家,立刻就有了烟火气。
地板被她擦得能照出人影,窗户玻璃亮得像没有一样。阳台上我那些半死不活的花,被她修修剪剪,浇水施肥,不出半个月,居然都重新开了花。最重要的是,厨房又开始飘出香味了。
作为退休护士长,李琴对饮食健康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每天三餐,定时定量,少油少盐。早上是杂粮粥、水煮蛋和一小碟凉拌菜。中午两菜一汤,荤素搭配。晚上必定是清淡的汤面或者小米粥。
一开始,我吃得特别香。一个人凑合久了,能天天吃上这样精心准备的饭菜,简直是天大的福气。老伙计们来家里串门,看到屋里窗明几净,饭桌上热气腾腾,都羡慕得不行,一个劲儿地夸我找了个好伴儿。
我也觉得挺满足。李琴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的衣服她会按时洗好叠好,我血压高,她每天早晚都催着我量血压,记录下来。家里缺了什么,不用,她早就买好了。我每个月给她三千块钱作为生活费,她都一笔一笔地记在小本子上,月底拿给我看,清清楚楚。
然而,时间长了,问题就慢慢浮现出来了。
李琴的“关心”,渐渐变成了一种无孔不入的“控制”。
我喜欢吃红烧肉,肥而不腻,是老伴儿的拿手菜。有一次我嘴馋,念叨了一句。李琴听到了,第二天就做了。但那肉,是用开水焯过好几遍,一点油星子都没有,用她的话说,叫“健康版红烧肉”。我夹了一块,淡出个鸟来,简直是在吃药。
我跟她商量:“琴啊,偶尔吃一次,放点油和糖没事的。”
她立刻板起脸,像在训斥不听话的病人:“周建国,你都多大年纪了?还跟小孩一样贪嘴!你血压多高自己不知道吗?我这是为你好!”
我被她噎得半天说不出话。
还有,我喜欢晚饭后喝一小杯白酒,活活血,解解乏。这习惯保持了几十年了。李琴来了之后,就把我的酒瓶子全收了起来。我问她,她说:“酒精对心血管的危害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必须戒了!”
我说我喝得不多,就一小杯。她就把一堆医学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拍在我面前,全是关于饮酒危害的。那架势,不像是在商量,像是在下达命令。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开始插手我的钱和我的儿子。
有一次周浩给我打电话,说他公司有个项目,资金周转有点紧张,想先从我这儿拿五万块钱,年底就还我。我寻思着儿子开口,肯定得帮,就答应了。
这事儿被李琴听见了。等我挂了电话,她就坐到我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建国啊,不是我说你。周浩都多大了,成家立业的人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动不动就找家里要钱?你这钱是你的养老本,可不能乱动。你得为自己以后想想,万一生个病什么的,手里没钱怎么办?”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他是我儿子,有困难我能不帮吗?再说他是借,又不是不还。”
李琴撇撇嘴:“话是这么说,可这钱借出去,什么时候能还回来就不好说了。现在的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的。你得给他点压力,让他自己去想办法。你不能总这么惯着他。”
她的话,听着好像句句在理,都是为我好,可我听着就那么别扭。这毕竟是我的家事,她一个“搭伙”的,管得是不是太宽了?
那五万块钱,我还是给了周浩。李琴为此跟我冷战了好几天,做的饭菜也愈发清汤寡水,像是故意惩罚我。
压垮我们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件小事。
那天我同学聚会,多喝了几杯,回家晚了点。一进门,就看到李琴黑着脸坐在沙发上。我带着酒气,想跟她解释两句。她却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周建国!你看看你现在几点了!一身的酒气!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许喝酒,不许喝酒,你怎么就是不听!你是不是觉得我管着你,你烦了?我告诉你,我管你,是看得起你!要不是看你一个人可怜,我至于天天在这儿给你当牛做马吗?”
她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心上。“当牛做马”,这个词让我瞬间清醒了。
是啊,她每天做饭、打扫、照顾我,可不就像个保姆吗?而我呢,给她提供住处,给她生活费,不就像个雇主吗?我们之间,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
我们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聊不到一块儿去。我看新闻,她看养生堂。我喜欢听京剧,她嫌吵。我们更像是合租的室友,或者说,是一种雇佣关系。她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健康管家”和“保姆”的角色,而我,则需要用顺从和听话来支付她的“情感劳动”。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找人搭伙,是想找个伴,不是想找个妈,更不是想找个管家。
第二天,我心平气和地跟她谈了。我说:“李琴,我们可能不太合适。你是个好人,把我照顾得很好,但我想要的生活,可能不是这样的。”
李琴愣了一下,随即冷笑一声:“我明白了,你就是嫌我管你管多了,不自由了,是吧?周建国,我算是看透了。你们男人啊,就是想找个不花钱的保姆,伺候你吃,伺候你喝,最好还对你百依百顺,不管你死活。我告诉你,没那么好的事!”
她收拾东西走的那天,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看着她决绝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她说错了吗?好像也没全错。我确实是享受了她的照顾。但我想要的,绝不仅仅是这些。
这次经历,让我得出了我的第一个结论:很多过了五十五岁的女人找男人搭伙,其实就是想找个稳定的长期饭票,顺便发挥自己的“余热”,找个人管着,证明自己还有价值。她们需要的不是伴侣,而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
第3章 第二课:情绪垃圾桶
送走了李琴,家里又恢复了冷清。但说实话,我反而松了口气。虽然又回到了一个人吃饭的日子,但至少,我想吃红烧肉就能吃,想喝口小酒也没人管了。自由的滋味,还挺不错。
可没过半年,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又卷土重来。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叫天天不应的无助感,足以摧毁所有的“自由万岁”。
在另一个老同事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张岚。
张岚五十八岁,退休前是小学语文老师,身上有股淡淡的书卷气。她说话温声细语,总是带着微笑,让人感觉很舒服。她的丈夫是病逝的,跟我的情况很像。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从过去的年代,到现在的社会,再到对子女的看法,都能聊到一块儿去。
和李琴的精明干练不同,张岚显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她不太会做饭,家务也做得马马虎虎。但她会泡一手好茶,会弹点钢琴,还会写几笔毛笔字。
她搬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跟李琴在一起时截然不同。我们不再是“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关系。我们更像是精神上的伙伴。我们一起去逛书店,去博物馆,天气好的时候,还一起去郊区爬山。她会给我念她写的诗,我会跟她讲我年轻时在厂里当技术员的趣事。
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又年轻了。我不再是一个只需要被照顾吃喝拉撒的孤寡老人,我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能与人交流的男人。
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最理想的搭伙方式——精神上的契合远比物质上的照顾更重要。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又错了。
张岚的温柔和善解人意之下,隐藏着一颗极度敏感和脆弱的心。她的前夫,据她所说,是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对她常有语言暴力。这段婚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创伤。
起初,我只是她的倾听者。她会跟我说起过去的种种委屈,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我安慰她,开导她,告诉她一切都过去了,以后会好的。
可渐渐地,我发现她需要的不是开导,而是一个可以无限承载她负面情绪的容器。
她几乎每天都要跟我回忆一遍她的过去,那些被她前夫辱骂、贬低的细节,她能翻来覆去地说。有时候,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说话声音大了一点,或者看电视时没有及时回应她,都能触发她的应激反应。
她会突然沉默下来,眼圈发红,幽幽地问我:“建国,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没用?是不是也嫌我烦了?”
我百口莫辩,只能一遍遍地解释,一遍遍地安抚。
她极度缺乏安全感,需要我用持续的、高浓度的关注来证明我对她的在乎。我跟老伙计出去下棋,她会一个小时打三个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多聊了几句,她就会旁敲侧击地问,是不是我儿子不喜欢她,想让她走。
最让我感到窒息的,是她试图将我完全改造成她理想中的伴侣,以弥补她过去的遗憾。
我老伴儿的照片一直摆在床头柜上。有一天,张岚小心翼翼地跟我商量:“建国,你看……这照片,能不能先收起来?我看到它,心里总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人。”
我理解她的感受,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那是我结发三十多年的妻子,是我孩子的妈。我跟她说:“岚,她是我过去的一部分,你是我现在的生活。这两者不冲突。”
她听了,眼泪就下来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在你心里,我永远也比不上她。”
无论我怎么解释,她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情绪里。那之后,她变得更加敏感多疑。我的一举一动,在她眼里都可能被解读为“不在乎她”的证据。
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我每天回到家,都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说错,哪个表情不对,又点燃了她的情绪炸药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过日子,像是在拆弹。
我开始怀念和李琴在一起的日子。虽然她管得宽,但至少家里是清爽的,生活是有规律的。而现在,我的精神被无休止地消耗着。
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
那天我们因为晚饭吃什么起了一点小争执,我说想吃面条,她说想喝粥。本来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她却又扯到了过去:“你总是这样,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前夫也是这样,家里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从来不问我的意见……”
她又开始哭哭啼啼。那一刻,我积攒了几个月的疲惫和烦躁,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吼道:“够了!张岚!你能不能别总活在过去了?你前夫是你前夫,我是我!我叫周建国!你要是觉得我跟你前夫一样,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你到底是想找个伴儿,还是想找个影子,天天陪你演苦情戏?”
我的怒吼让她愣住了。她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挂在脸上,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完我就后悔了。我知道我话说重了。但那一刻,我真的受不了了。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是她秀丽的字迹:“建国,对不起,也许你说得对,我还没准备好开始新的生活。祝你找到真正适合你的人。”
看着那张纸条,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我同情她的遭遇,也理解她的脆弱。但我真的没有能力去治愈一个成年人几十年的心理创伤。我只是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普通老人,我不是心理医生,也不是救世主。
这次经历,让我得出了我的第二个结论:还有些女人,她们找伴儿,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疗伤。她们把男人当成一根救命稻草,一个情绪垃圾桶,希望用一段新的感情,去填补旧感情的窟窿。可她们不知道,一个满身是伤的人,是没办法拥抱别人的。
第4章 第三课:儿女的跳板
经历了李琴和张岚,我对“搭伙”这件事,基本上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跟自己说,算了吧,周建国,你这辈子就是个孤寡的命,认命吧。
我就这么又单了一年多。直到王秀梅的出现。
王秀梅是楼下棋牌室老板娘介绍的。老板娘说:“老周,这次这个绝对靠谱!人特实在,不作不闹,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我本来不想去,但架不住老板娘的热情。想着见一面也没什么,就当多个朋友。
王秀梅六十岁整,比我岁。个子不高,微胖,脸上总是带着和气的笑,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她以前是国营菜市场的售货员,退休后在家闲着。老伴儿也是前几年走的,有个儿子,在本地工作,结了婚,但还没买房,跟他们小两口一起住在她那套老破小里。
第一次见面,王秀梅就很坦诚:“周大哥,我也不绕弯子。我找人搭伙,想法很简单。第一,一个人太孤单,想找个人说说话。第二,我那房子太小,儿子儿媳住着,我跟他们挤在一起,三代人,生活习惯不一样,矛盾多,我想搬出来住,给年轻人一点空间。”
她的话说得特别实在,没有张岚那些虚头巴脑的文艺腔,也没有李琴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感。我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
我也把我的想法跟她说了,尤其是前两次失败的经历。我说:“我这人毛病多,抽烟喝酒,还不爱被人管。而且我也不想再当谁的情绪垃圾桶了,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
王秀梅听完,笑了:“巧了,我也不爱管人。我寻思着,都这把年纪了,谁还没点自己的习惯?只要不伤天害理,碍不着别人,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呗。至于情绪,谁还没点情绪?但日子是往前看的,老揪着过去不放,那是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一拍即合。
跟王秀梅搭伙,是我最舒心的一段日子。
我们事先约法三章。经济上AA制,我负责房子的所有开销,她负责买菜做饭的费用,谁也不占谁的便宜。生活上互不干涉,我下棋我的,她跳她的广场舞,给彼此留足空间。儿女的事情,各管各的,但可以作为朋友互相出出主意。
王秀梅是个极有生活智慧的女人。她做的饭菜,是那种最家常的,带着“妈妈的味道”。她知道我爱吃红烧肉,就隔三差五做一次,烧得油光锃亮,软糯香甜,但会配上好几个清淡的素菜,跟我说:“解解腻,荤素搭配才健康。”
她从不管我喝酒,但会默默地在我喝酒的时候,给我端上一杯温好的蜂蜜水,说:“喝完酒喝点这个,第二天头不疼。”
她不强迫我改变任何习惯,而是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健康,更妥帖。
我们之间,有种难得的默契。我一个眼神,她就知道我想喝茶了。她一皱眉,我就知道她可能是腰不舒服了。我们一起买菜,一起散步,一起看电视,会为剧情争论,也会为某个笑话一起哈哈大笑。
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但又不像李琴在时那样,干净得像个样板间,让人拘谨。王秀梅会保留一些“生活气息”,比如我随手放在沙发上的报纸,她会帮我叠好,但不会收走。
我一度以为,我们的日子会就这么一直安稳地过下去。我甚至开始想,要不要跟她去领个证,真正地成为一家人。
然而,平静的日子,被她儿子买房的事情打破了。
她儿子看上了一套新楼盘的房子,首付还差二十万。小两口自己的积蓄,加上她拿出来的养老钱,凑来凑去,还差十万块。
那天晚饭,王秀梅显得心事重重。吃完饭,她犹豫了很久,才开口跟我说:“建国,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你说。”我心里大概猜到了一些。
“你看,我家那小子,买房还差十万块钱。我想……能不能先从你这儿借一下?就当是我借的。等我那套老房子卖了,或者等他们单位的公积金下来,马上就还你。可以给你写借条,算利息也行。”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和不安。
听到“借钱”两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
前两次失败的经历,像警报器一样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李琴对我的钱的控制欲,张岚对我情感的索取,难道到了王秀梅这里,就变成了对我财产的图谋?
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着这个主意?先用温柔体贴稳住我,取得我的信任,然后就等着她儿子买房这个时机,顺理成章地向我开口?我们之间这种看似和谐的“搭伙”,难道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她儿子当个跳板?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疯狂地在我心里滋长。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我觉得无比亲切的女人,突然觉得她变得陌生起来。她脸上的笑容,她日常的关心,似乎都成了处心积虑的伪装。
我的心,一下子就冷了。
我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秀梅,我们当初说好的,儿女的事情,各管各的。这是你的家事,我一个外人,不好掺和。”
我的话一出口,王秀梅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只是低下头,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没有说话。屋子里的空气,降到了冰点。
第二天,她依然像往常一样做好了早饭。我们默默地吃完。她收拾好厨房,然后走进次卧,开始收拾她的东西。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次卧里传来的窸窣声,心乱如麻。我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不能再上当了,我得守好我的养老钱。另一方面,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又觉得心里堵得慌。
她收拾好行李箱,拉到客厅门口,换上鞋。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
就在她拉开门准备走出去的那一刻,我还是没忍住,说了一句:“你……你也是为了这个来的吧?”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寂静的屋子里,却显得格外刺耳。
王秀梅的身体僵了一下。她慢慢地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红红的,但眼神却异常平静。
她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然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周建国,你把人心想得太脏了。”
说完,她拉着箱子,头也不回地走了。门被轻轻地带上,发出“咔哒”一声。
那一刻,我得出了我的第三个,也是我当时认为最根本的结论:女人过了五十五岁,之所以还愿意出来找男人搭伙,前面两个原因都是表象,最核心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儿女。她们自己或许别无所求,但她们会把伴侣当成资源,当成可以为自己孩子铺路的跳板。一旦时机成熟,她们就会露出最终的目的。
我以为,我终于看透了这一切。
第5章 迟来的真相
王秀梅走后,我过了几天“清净”日子。
我告诉自己,我做得对。我守住了我的底线,保护了我的财产,避免了重蹈覆辙。我一个人,也挺好。
可这种自我安慰,骗不了我的心。
屋子里到处都是王秀梅的影子。厨房里,她用惯了的围裙还挂在墙上。阳台上,她养的那几盆吊兰绿油油的。我的床头柜上,还放着她给我买的降压药。
我做的饭,难吃得自己都咽不下去。我这才发现,我的胃,早已经被她养刁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耳边总能响起她那句“你把人心想得太脏了”。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我真的把她想得太脏了吗?还是我只是做了一个理性的、正确的决定?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却找不到答案。
一个星期后,周浩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他是我唯一的儿子,虽然离得远,但我们每周都会通个话。
“爸,最近怎么样啊?王阿姨呢?”视频里,周浩的声音听起来很正常。
我愣了一下,含糊地说道:“她……她回她儿子家住几天。”我没脸告诉儿子,我又把人给“气”跑了。
周浩“哦”了一声,似乎没察觉到什么异样。他顿了顿,又说:“爸,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什么事?吞吞吐吐的。”
“就是……前两天,王阿姨的儿子,叫李明是吧?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心里一紧:“他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周浩挠了挠头,说:“他就是跟我解释一下借钱的事儿。他说,他妈跟他提过,想从您这儿周转一下,但他妈后来又跟他说,这事儿不妥,不能给您添麻烦,让他自己再想别的办法。李明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怕他妈跟您提了这事儿,让您心里有想法,所以特地打电话跟我解释一下,说他们绝对没有算计您钱的意思。”
周浩继续说道:“李明还说,王阿姨为了给他凑首付,已经把自己那套老房子给挂在中介那卖了。她说那房子本来也是留给儿子的,早给晚给都一样。她还跟李明说,等房子卖了,钱给他们,她就搬到您那一辈子住下了,以后就跟您踏踏实实过日子,再也不分开了。”
“他说……王阿姨那天回家,眼睛都是肿的。他问她怎么了,她什么也不说,就说自己没用,把事情办砸了,让人看轻了。”
周浩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原来,她不是来图我的钱。她开口借钱,或许只是一种试探,一种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试探。她甚至已经为我们的“以后”,做好了所有的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断掉自己的后路,全心全意地跟我过日子。
而我呢?
我用我那套狭隘、自私、充满猜忌的“定律”,给她泼了一盆最冷的冰水。我用最刻薄的语言,侮辱了她最真诚的一片心。
我以为我看透了人性,其实,我只是被自己过去的失败经历蒙蔽了双眼,变成了一个可悲的、只懂得用恶意去揣测别人的懦夫。
“你把人心想得太脏了。”
王秀梅那句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这一次,它不再是刺,而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
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很暖,可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我想起了李琴。她那么拼命地管着我,控制着我的生活,是不是因为她当了一辈子护士长,习惯了掌控一切?或者,她只是害怕晚年失控,害怕失去价值感,所以才想用这种方式,牢牢地抓住一个人?她的控制欲背后,是不是一种深深的不安?
我又想起了张岚。她沉溺在过去的伤痛里,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倾倒给我。那是不是因为,她太孤独了,太需要一个人来证明她值得被爱?她的敏感和脆弱,是不是一种绝望的呼救?
最后,我想到了王秀梅。她那么好,那么真诚,却被我伤得那么深。
我搭伙了三个女人,我以为我总结出了她们的三大原因:找个免费保姆,找个情绪垃圾桶,找个为儿女铺路的跳板。
直到这一刻,我才幡然醒悟。
我错了。大错特错。
她们哪有那么复杂?她们想要的,其实和我一样。
她们只是想在晚年,找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在生病的时候,身边能有个人递上一杯水,在漫长的、寂静的黑夜里,能听到身边传来另一个人的呼吸声。
她们想要的,无非就是一个“伴”,一个温暖的“家”。
而所谓的“原因”,不过是我这个自私的男人,为自己的失败和狭隘,找的借口罢了。
第6章 番茄鸡蛋汤
想明白这一切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走进厨房。
我想给自己做一碗番茄鸡蛋汤。
这是最简单的一道家常汤,却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在用心过日子的标尺。老伴儿在的时候,她做的番茄鸡蛋汤,总是先把番茄用油煸炒出红亮的汤汁,再加水,最后淋上打散的蛋液,出锅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酸甜开胃,百吃不厌。
李琴也做过。她严格按照健康食谱,番茄是水煮的,鸡蛋也是直接磕进水里,不放一滴油,寡淡得像药汤。
张岚几乎不做饭,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数是下馆子或者叫外卖。
只有王秀梅,她做的番茄鸡蛋汤,味道和老伴儿做的几乎一模一样。她说,这是她跟她妈学的,最老式的做法,最能吃出番茄的本味。我喝第一口的时候,差点掉下眼泪来。
我手忙脚乱地洗番茄,切块,打鸡蛋。油下锅,我却忘了要烧到多热。番茄下锅,我忘了要炒到什么程度。水加多了,蛋液也倒得太快,结成了一大块一大块的。最后出锅,撒上葱花,看起来倒是有模有样。
我盛了一碗,吹了吹,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
咸了。咸得发苦。
我端着那碗汤,坐在空无一人的餐桌前,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我不是在哭那碗汤有多难喝,我是在哭我自己,有多么愚蠢和可笑。
我以为我经历得多,看得透。实际上,我只是一个被孤独吓破了胆,又用层层铠甲把自己包裹起来的胆小鬼。我害怕付出,害怕被伤害,所以就预先给所有人贴上“有所图”的标签,只要她们的行为稍稍触碰到我的“防御机制”,我就立刻把她们推开,然后告诉自己:“看吧,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用这种方式保护了我的房子,我的存款,却把我晚年最珍贵的东西——一个获得温暖和陪伴的机会,亲手给扔掉了。
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她们呢?
李琴也好,张岚也好,王秀梅也好,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在人生的暮年,努力寻找着浮木的孤独者。她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有各自不堪的过去,有难以启齿的诉求,但这并不代表她们的心就是肮脏的,她们的动机就是不纯的。
她们只是在用自己笨拙的方式,试图为自己凄冷的晚年,再争取一点点光和热。
而我,却像个冷酷的判官,轻易地就给她们定了罪。
那天下午,我把家里彻彻底底地打扫了一遍。我把李琴留下的那个血压计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我把张岚送我的那盆文竹,搬到阳光最好的地方。然后,我拿起手机,翻出了王秀梅的电话号码。
我的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很久,却迟迟没有按下去。
我该说什么?说对不起?说我错了?太苍白了。伤害已经造成,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又有什么用呢?
也许,我该做的,不是去乞求她的原谅,而是先学会,如何与自己和解,如何做一个值得被爱、也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真正成熟的老人。
我没有打那个电话。
我开始学着自己做饭。我上网查菜谱,从最简单的学起。番茄鸡蛋汤,我试了七八次,终于做出了差不多的味道。虽然还是比不上王秀梅做的,但至少,能入口了。
我开始主动给周浩打电话,不再只是等他打过来。我跟他聊我的生活,聊我做的菜,聊小区里的新鲜事。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我开始走出家门。我报了社区的老年大学,学书法。在书法班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一起练字,一起讨论,下课后还一起去公园溜达。我的生活,渐渐地被新的内容填满了。
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因为我开始明白,陪伴,不仅仅是找个人搭伙。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能与世界产生新的连接,也是一种陪伴。
第7章 一通电话
时间就这么过了三个月。
我的书法练得有模有样,还被老师表扬了好几次。我的厨艺也大有长进,甚至能做几个像样的硬菜了。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时间去感叹孤独。
但我心里,始终有个角落,是留给王秀梅的。我常常会想起她,想起她和气的笑容,想起她做的饭菜的味道,想起她临走时那句平静却伤人的话。
我欠她一个道歉。这个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清晰。
这天,是中秋节。
周浩给我寄来了月饼和茶叶,又打了好几千块钱,让我买点好吃的。书法班放了假,老伙计们也都各自回家团圆了。偌大的城市,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晚上,我做了四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清蒸鲈鱼,一个素炒西兰花,还做了一碗番茄鸡蛋汤。我拿出那瓶被李琴藏起来又被我找出来的白酒,给自己倒了一小杯。
菜还是那些菜,酒还是那杯酒。可是一个人的中秋,终究是冷清的。
我吃了几口,就再也吃不下了。看着对面那张空着的椅子,我心里空落落的。如果王秀梅还在,此刻,我们应该正一边看着晚会,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吧。她一定会嗔怪我,说我做的红烧肉太油了,但又会忍不住夹上好几块。
我放下筷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鬼使神差地,我再次拿起了手机,翻出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我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准备挂断的时候,那边传来了王秀梅的声音。
“喂?哪位?”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带着一丝疲惫。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此刻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喂?说话呀?不说话我挂了啊。”
“……秀梅,是我。”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挤出几个字,“周建国。”
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她那边有电视的声音,很嘈杂。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语气很平淡:“哦,有事吗?”
“没……没事。”我有些语无伦次,“就是……今天是中秋节,我……我想跟你说声,中秋快乐。”
“嗯,也祝你中秋快乐。”她的声音依旧听不出什么情绪。
又是一阵沉默。我知道,如果我再不说点什么,这通电话可能就这么结束了。
我鼓足了所有的勇气,深吸一口气,说道:“秀梅,那天……是我不对。我混蛋,我小心眼,我把人心想得太坏了。我……我跟你道歉。”
电话那头,还是没有声音。
我急了,继续说道:“这几个月,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以前就是个自私的胆小鬼,我怕这怕那,结果把最好的东西给弄丢了。我……我不是人。”
我说着说着,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
“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王秀梅的声音,似乎柔和了一些。
“过不去!”我几乎是喊了出来,“秀梅,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也不敢求你原谅,更不敢让你回来。我就是想告诉你,你是个好女人,特别好。是我配不上你。那天我说的那些混账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挺好的。房子卖了,给我儿子付了首付。我现在租了个一居室,离他们不远,平时帮他们带带孩子,也挺充实的。”
“那就好,那就好。”我喃喃地说。
“你呢?”她忽然问,“你还好吧?还找人搭伙了吗?”
“没,再也不找了。”我苦笑了一下,“我这人啊,不配跟人搭伙。我现在一个人过,学着做做饭,练练字,也挺好。”
“一个人,还是要注意身体。”她叮嘱道,“饭要好好吃,别凑合。降压药记得按时吃。”
听到她这几句再平常不过的关心,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嗯,我知道。”
我们又聊了几句家常,气氛不再像开始时那么尴尬。最后,她说:“不早了,孩子要睡了,我先挂了。”
“好,好。”
就在她要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冲口而出:“秀梅!那碗番茄鸡蛋汤,我学着做了,可总是做不出你那个味儿。”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若有似无的轻笑。
然后,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愣愣地坐在那儿,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知道,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但这个道歉,我必须说出口。这不仅仅是为了求得她的原谅,更是为了跟我自己那个狭隘、偏执的过去,做一个了断。
第8章 没有定律
那通电话之后,我和王秀梅没有再联系。
但我心里,却像是搬走了一块大石头,变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依然过着我的独居生活,上老年大学,和老伙计们下棋,自己买菜做饭。只是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我不再把独居看作是一种惩罚,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我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也开始学着在孤独中,寻找乐趣。
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定律。人心,更是复杂难测,绝不是几个简单的标签就能概括的。
所谓的“女人过了五十五岁还找男人,无非就三个原因”,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浅薄和可笑。
那不过是一个像我一样的、受过伤的孤独老人,为了保护自己而竖起的防线,为了解释自己无法理解的情感困境而找的借口。
或许有人图的是安稳,有人图的是慰藉,有人心里装着儿女。但这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抗孤独,寻找温暖,渴望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里,能有一个人,可以牵着手,一起看夕阳。
这一点,男女都一样。
半年后的一天,我正在社区活动室里和人下棋。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边传来一个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
“喂,是周叔叔吗?我是李明,王秀梅的儿子。”
我愣了一下:“哦,是小李啊,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吗?”
李明在电话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周叔叔,是这样。我妈前几天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烫伤了,挺严重的,起了好多泡。她一个人住,我不放心。我跟媳妇儿又要上班,没法时刻照顾着。我想着……您看您方不方便,能不能……过去帮我照看一下她?就白天,我们晚上下班就过去。”
我握着电话,心里“咯噔”一下。
“她……她现在怎么样?严重吗?去医院了吗?”我一连串地问道。
“去了去了,医生给上了药,包扎好了,就是说这几天手不能沾水,吃饭什么的都不方便。”
“地址发给我!”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挂了电话,我棋也不下了,跟老伙计们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往家赶。
我冲进厨房,打开冰箱。还有排骨和冬瓜。我又跑到楼下的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鲫鱼、嫩豆腐和一些青菜。
然后,我提着大包小包,按照李明发来的地址,找到了王秀梅租住的那个小区。
我站在她的门口,心里忐忑不安,比当年第一次相亲还要紧张。我抬起手,又放下,反复了好几次,才终于敲响了房门。
门开了,是王秀梅。
她看到我,愣住了。她的右手包着厚厚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
我扬了扬手里的菜,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我听说你手烫伤了。”我看着她,一字一句,认真地说道,“我来给你做番茄鸡蛋汤。这次,我保证,盐不会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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