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谷正文结果如何？害人者终将迎来恶报！

他晚年斜倚在病榻上，浑浊的双眼仍透出鹰隼般的锐利。当记者问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这个九旬老人嘴角竟泛起冷笑：“炸药安装的位置很讲究，要确保机身断裂。”仿佛在谈论一件艺术品，而非导致十余名无辜者殒命的空难。直到生命终点，他从未对沾满鲜血的双手流露半分愧疚。

1910年山西汾阳的晨光里，谷正文还是怀揣理想的青年。他秘密加入中共，在学运浪潮中奔走呼号。可当抗战阴云笼罩华北，这个曾宣誓为信仰献身的革命者，却在1938年转身投入军统怀抱。更荒诞的是，他随后又戴上日伪的帽子，完成从革命者到双面叛徒的蜕变。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的信念如此脆弱？是乱世求生的本能，还是权力诱惑使然？
在济南那座阴森的地下审讯室里，谷正文发明了“精神酷刑”。他会让受刑者目睹同志被处决，再慢条斯理地劝导：“说出来吧，何必陪葬？”这种摧毁意志的手段比肉体折磨更残忍。原中共济南工委负责人牛瑞舟在回忆录里写道：“谷正文审讯时总带着文人式的微笑，仿佛在进行哲学辩论。”

1949年渡海赴台，谷正文的特务生涯抵达巅峰。他主导肃清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制造震惊岛内的鹿窟事件。1954年的春日，他坐在办公室里仔细推敲暗杀杨杰的每个细节，就像棋手斟酌棋局。而最令人发指的，当属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行动。他后来在口述历史中冷静分析：“选择在飞机上动手，是为了确保目标无法生还。”全然不顾同机还有代表团成员和记者。
颇具讽刺的是，这个对旧主毫不留情的特务，晚年却频频批评蒋氏父子。“他们不懂情报工作的艺术。”他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这样抱怨，却对自己造成的苦难轻描淡写。这种选择性记忆令人深思：是否所有背叛者都需要用指责他人来掩饰自我分裂？

2007年台北医院的消毒水气味里，97岁的生命终于走到尽头。历史在这里留下沉重问号：为何这样一个背负无数性命的人能寿终正寝？或许答案不在个人命运，而在那个血色斑驳的时代本身。当信仰沦为工具，忠诚变成商品，人性的底线便如风中残烛。那些消逝在刑讯室里的呐喊、坠落南海的冤魂，终究在史册中化作永不磨灭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