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法者到施暴者，暴钦瑞案背后的刑讯逼供黑幕

作者 | 十三妹

什么叫以正义之名，行罪恶之实？

震动全网的河北暴钦瑞案，就是典型的权力失范样本。

今年9月，随着河北两所法院的一纸判决，终于为历时三年的暴钦瑞案画上句号。

11名曾前警务人员，因参与对33岁男子暴钦瑞的刑讯逼供并致其死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主犯张旭光获刑16年。

然而，“判了”二字背后，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黯然消逝，一个家庭的无尽悲恸，以及一系列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性质之恶劣颠覆认知的罪行。

当“执法者”沦为“犯法者”，当“保护者”化身“施暴者”，我们不得不追问：是什么让正义的堡垒从内部崩塌？又该如何筑牢制度的藩篱，防止此类悲剧重演？

根据媒体公布的案件细节，2022年7月，暴钦瑞因与同村邻居暴增强产生矛盾，被邻居以涉黑报警，随后，当地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对暴钦瑞作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处罚。

在此后的12天里，暴钦瑞就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专案组负责人张旭光给年轻警官“示范”如何“上手段”。扇耳光、烫烟头、打脚心、“开飞机”、吊铁笼、电刑……这些在影视剧中才出现的酷刑，被当作“业务技能”手把手传授。

同时被指居的，还有暴钦瑞父亲、叔叔等10人。他们都遭到了刑讯逼供。但后来的调查表明，邻居暴增强指使人做了伪证，目前暴增强也被逮捕，检察院准备起诉他诬告陷害、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罪。

更为恶劣的是，在暴钦瑞死亡后，涉案人员不是反思悔过，而是迅速拆毁监控硬盘、隐藏刑具、解散工作群、清理记录，并模拟审讯建立“攻守同盟”。这一系列熟练的“善后”操作，表明他们对规避调查早有预案。

同时被指居的，还有暴钦瑞父亲、叔叔等10人。他们都遭到了刑讯逼供。但后来的调查表明，邻居暴增强指使人做了伪证，目前暴增强也被逮捕，检察院准备起诉他诬告陷害、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罪。

法院一审判决：张旭光两罪并罚16年，其余10人分别被认定刑讯逼供罪或故意伤害罪，刑期从缓刑到13年不等。但10名被告人均选择上诉。

说实话，别说他们不服，就是我也不服，因为判轻了！

第一，罪名的选择。刑讯逼供罪最高法定刑三年，故意伤害罪最高可判死刑。暴钦瑞已死亡，且最高检鉴定明确“刑讯与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为何仍有人只被认定刑讯逼供罪？

第二，主从犯的划分。张旭光被认定主犯，但“示范”酷刑、组织串供、指挥掩盖的其他“组长”级人物，也被认定为从犯，量刑大幅递减，但作的恶并不值得饶恕。

第三，附加刑的缺失。11人均未被判“剥夺政治权利”或“禁止从事公职”，这意味着枪口抬高好几寸。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指“对执法者犯法须加重处罚”。

因为执法者手握公权，其暴力破坏的是国家公信与法治信仰。若对“内鬼”从轻，对平民从重，就等于把法律的天平倒置，把正义的阀门关小。

那么，如何让暴钦瑞成为“最后一个”受害者？我从制度补漏角度给出四点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第一个，废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全面收归看守所执行。秘密场所必须关闭，所有讯问必须进看守所，必须同步录音录像，必须律师在场。

第二个，建立“刑讯一案双查”制度。只要发现刑讯线索，既查行为人，也查主管领导；既查刑讯本身，也查背后“指标”“考核”动因。

第三个，把“刑讯致人死亡”法定刑升格至“故意杀人”。司法工作人员刑讯致死的，应参照“故意杀人”量刑。

第四个，设立“冤狱国家赔偿+刑讯个人追偿”双重机制。向责任人全额追偿，让施暴者倾家荡产。

暴钦瑞33年的人生，止步于一个铁笼、一部手摇电话机。他的遭遇，是法治之耻，也是社会之伤。

11名警务人员被判刑，只是第一步；只有把“专案”背后的审批链、监督链、考核链全部晒在阳光下，只有把“刑讯文化”连根拔起，暴钦瑞才可能成为“最后一个”。

愿每一次对暴力的纵容，都被追责到底；愿每一次对生命的漠视，都以重典回应；愿每一个暴钦瑞，都能在阳光下自由呼吸。

我们关注他的离去，不只是因为愤怒，更是因为：“今天不为他人呼喊，明天无人为我们发声。”

暴钦瑞可能死不瞑目，但我们的法治必须睁眼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