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军中将赴台不久被捕，被蒋介石下令处决，85年被国家追认烈士

1950年7月，一国民党军中将徐会之启程赴台湾，不料在到台湾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控制。并在随后被投入到监狱中

当时，国民党当局刚败退台湾没有多久，为了便于统治，在台湾省全境实施长期戒严。

应该说徐会之将军来的很不凑巧，因为当时国民党保密局刚刚破获了“中共台工委”，其中还涉及到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有关徐会之被捕的情形，原国民党总政治部二厅三科少将科长皮天泽有过详细回忆：

徐会之到台湾后不久，就因涉嫌“匪党”被高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徐会之即求见警备司令彭孟辑，将带来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书》亲呈给总裁。 不料彭司令将徐带来的建议案面呈蒋总裁时，蒋则大声怒吼：“可耻的叛徒，罪该万死！彭孟辑马上飞回高雄，将（叛匪）徐会之就地枪决！”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徐会之是中共党员的消息才被纰漏，人们才惊奇的发现，这位几十年前在台岛遇害的国民党军将领，当年是受党组织委派去台湾的。

1985年，徐会之将军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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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会之将军是黄埔一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想象不到。

1901年，徐会之出生于湖北省团风县总路咀镇宋坳村，父亲徐映奎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在徐会之三岁时牺牲，不得已之下，徐会之随母亲寄居在外婆家，并进入黄州高小、中学堂学习

1919年，徐会之考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不久后又改入湖北中法高等学校学习。

“五四运动”期间，徐会之在武汉参加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和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学生联合会和湖北教育研史会。因受到影响，后来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徐会之那时虽然还不是党员，却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23年时还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那时，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徐会之后来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3月，徐会之在中共武汉地区负责人包惠僧、马念一推荐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因为本身就有文化基础，徐会之顺利考入黄埔一期，并被编入第一队。

在黄埔军校期间，徐会之参加了由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组织建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1924年下半年，徐会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国共有约定，不公开发展党员）。

由此可见，徐会之的革命资历那是相当老的。

尽管当时徐会之也面临很多选择，但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都坚持跟随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徐会之还被被组织上派往北平、天津从事地下工作。

北伐战争期间，徐会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中共党务科长、后任该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不过很遗憾的是，随着后来大革命失败，徐会之因中共党员的身份被迫离开部队，并失去了与党组织联系，他逃到天津以后，出任天津市公安局特务大队大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徐会之那时虽然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然坚持革命工作，为此他还花费数百银元将黄冈农民运动领袖胡亮寅营救出狱。

1929年11月，以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授意黄埔同学在上海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徐会之率先参加邓演达领导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即中国民主农工党前身）。

1930年5月，著名国民党左派将领邓演达回国后，组织第三党反蒋，徐会之积极参与邓演达组织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并任宣传科长，还主持出版发行反蒋刊物《黄埔周刊》，署名撰文公开谴责蒋介石。

1930年冬，徐会之在天津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并亲任会长。

图|邓演达

遗憾的是，由于叛徒出卖，邓演达在1931年8月被捕，随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徐会之当时是同邓演达一同被捕。

出乎预料的是，当时蒋介石并没有杀徐会之，而是将之从狱中放出，徐会之因而转投国民党阵营。

后来有人猜测，蒋介石之所以不杀徐会之，一方面是惜才，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拉拢其他反对自己黄埔毕业生为自己效力，故意把徐会之树立一个典型。

为此蒋介石授意曾扩情在南京成立了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只要悔罪，既往不咎。

从此开始，徐会之隐藏身形，在国民党军之中逐渐展露头角。至1936年西安事变时，徐会之已经出任了西安行营政训处长。

1938年7月，武汉行营政训处改为第五战区政治部，徐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并参加武汉外围会战。年底，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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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文章里面称徐会之是一生奉献隐蔽战线的最高级别的潜伏人员，但是没有任何公开的资料表明，他送出过什么样的情报资料。

有文章称，徐会之是1924年秘密入党，借此来说明徐会之是我党的潜伏人员，但实际上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双方有规定，中共不能公开发展党员，只能秘密发展，但这不代表徐会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

还有文章称董必武曾评价徐会之是“中共谍王”，但这个说法我也没有找到出处，而且有关“中共谍王”的说法很不一致，大概率上这是一个非官方的说法。

从现有资料表明，徐会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在三十年代重回国民党军阵营后，因为擅长做政治工作而备受重用，他与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的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并称为国民党政工“四大干将”。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军虽然派系众多，但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徐会之加入过哪个派系，而且根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称，徐会之与国民党当局中任何一个派系的人都相处很融洽，当时徐的好友刘牢一还戏称徐为“武甘草”（对应还有文甘草）和麻将牌中的“听用”，即政治上很圆滑的武将。

不过，徐会之一生都是在为革命工作，处事多以大局为重，在整个抗战时期，徐会之为了“国共合作”，做了不少工作。

徐会之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曾公开喊出值此危亡之际，应该遵循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的遗训。按说这在当时是比较犯蒋介石忌讳的，可徐会之却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被逐渐提拔。

也不难看出，当时蒋也不敢过多的拂逆民意。

1937年9月14日，中央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当时视察团成员都是由国共双方高级将领（领导组成），其中就有周恩来、彭德怀。

那时徐会之在保定（时任保定行营政训处处长），不仅亲自打电话到石家庄，要求加强守备，还亲自前往石家庄迎接。

尽管整个过程中，徐会之表现都很得体，但据当时人回忆，徐会之全程都对周恩来十分尊重，亲自随侍身边，还执弟子之礼。

整个抗战时期，徐会之都在不遗余力的为国共合作奔走，后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捷，徐会之第一时间组织在《中国军人》月刊上刊载文章，祝贺八路军所取得的光辉战绩，并号召华北地区所有的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学习。

不仅如此，徐会之在抗战时期还多次保护过民主人士以及进步学生。

1938年春，徐会之主持第五战区政治部工作，当时任政训处第一科科长的刘牢一向他汇报，称第三科上校科员詹云青言论有些偏激（即私下里有许多对国民党不满的言论），本来这在当时应该严肃处理，但徐会之却悄悄替詹云青遮掩：

“读书人嘛，看问题是和我们军人有所不同，只要他的言行不是背叛国家民族，是抗日救国的，我们都应该欢迎，我们应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改掉过去老一套的关门做法。”

1939年，徐会之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大队中女生队长潘炎、分队长赵亚夫，队员张全心、陈国均、王云、龚承平被人指控是“激进分子”。并且有被害的风险、

徐会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去将他们全部调离，并暗中保护起来，事后才知道，这些被保护起来的人都是当时中共外围组织成员。

应该指出的是，在抗战胜利后，徐会之曾为和平不遗余力的奔走，但在后来意识到和平无望后，便毅然决然投奔光明。

1945年9月12日，抗战胜利后，徐会之出任了武汉市市长，在此期间，徐会之曾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中共武汉党组织的地下负责人程维黄同志长期住在他家，中共武汉城运工作部长曾惇同志也多次出入徐家。

程维黄后来受华中局指示入川，在重庆地下党的配合下策动国民党军三个军近八万人起义，有力的促成了重庆乃至四川的解放，据说这其中也有徐会之将军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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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徐会之是如何赴台从事地下工作的，没有任何公开的资料说明。

其实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党的地下工作，根据分工的不同，则有情报、统战、学运、兵运，比如情报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直接获取情报；统战就是针对敌人内部统治高层做工作；学运就是学生运动；兵运就是策动敌人的武装力量起义等。

从徐会之的工作性质不难看出，他是属于统战这条战线的。

图|徐会之故居

1950年7月，徐会之赴台是专门从事统战工作的，这一点是不同于吴石的（吴石将军很明显是我党情报战线的）。

时至今日，也无法从查到的资料中发现，徐会之将军是受谁的委派去台湾的。

根据多方面资料显示，当时去台湾从事统战工作的并不在少数，其中有段徽楷、谢小球、徐继武、陆建芳等人，只是很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多数因为暴露被捕，并牺牲。

段徽楷等四人是在200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徐会之赴台玩是孤身一人，后来他的夫人刘先知多年后回忆起当时情形，仍不免落泪：

“徐会之告诉我，他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未去台之前有人劝他不要去，他却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选择的余地，即使是献身也是值得的。”

徐会之将军离开家里是，只给家里留了100块钱，因为他自己也是身无长物，他的夫人刘先知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将军也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胜利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也许胜利的那一天是你为我，带着家乡的黄土、带着祖国的鲜花，放在我的墓前，那就是我为祖国捐躯的那一天。”

也就是说，徐会之将军在赴台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凶多吉少，但他依然义无反顾的动身出发。

徐会之将军赴台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因为远隔海峡，有关消息并不为人所熟知，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徐原来的老部下、原国民党总政治部二厅三科少将科长皮天泽访问大陆，才揭开了徐将军牺牲的过程。

原来徐会之到到台湾后不久，就以涉嫌“匪谍”被高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当时徐拿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书》要警备司令彭孟辑给蒋介石，结果蒋介石看后大怒：

“可耻的叛徒，罪该万死！彭孟辑马上飞回高雄，将（叛匪）徐会之就地枪决！”

要知道徐会之并不是一般人，尽管他不属于国民党当局任何派系，但同任何派系均有不错的交情，在其被捕以后，包括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同学张群等纷纷出面说情搭救。

根据台湾解密的档案显示，徐会之被捕以后，昔日的同僚出面转圜，并在之后审判中，以“自首”为由，拟判处徐会之有期徒刑五年，可蒋介石并不批准，还亲自批示“不是自首”，后来有关方面拟加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结果仍被蒋驳回并批示：

“应即判处枪决。”

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将军被押赴刑场，在临刑之前，将军被灌下大量的烧酒，在行刑完毕后，有关记者上前拍照，并将照片呈递蒋介石。

徐会之将军牺牲时年50岁。

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也不知道徐会之将军到底为我党地下工作做了些什么工作，大部分的资料中要么是没有提及，要么就是语焉不详。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徐会之将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确实参与我党地下工作，而他赴台，也是受党组织委派去的，从事的是统战方面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在1985年，徐会之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无疑是公开肯定徐会之将军的贡献。

201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内刻着846名烈士的名字，其中就有徐会之将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