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三万块？呵，我爸一天的ICU费用都不够。我爸当年提拔的人里，就数你混得最差吧？现在跑来送钱，是想等我爸走了，让我们记你人情？”
当我把东拼西凑、准备给孩子上学的救急钱递过去时，老领导那位衣着光鲜的女儿，用一种看乞丐的眼神打量着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情义和尊重，都被狠狠地踩在了地上。
然而，病床上弥留之际的老领导却推开他们，死死抓住我的手。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执意让我抱走床底那箱积满灰尘的苹果。
“爸又糊涂了，”他儿子不耐烦地挥挥手，“一箱烂苹果而已，你要就拿走，省得占地方。”
就这样，在一片嫌弃的目光中，我抱着那箱沉甸甸的“垃圾”回了家。
可当我在厨房的灯光下打开它时，里面的东西让我瞬间如坠冰窟，汗毛倒竖。
（一）
电话是老王打来的，我们以前在同一个单位，都在老刘手底下干活。
老王在电话那头叹着气，说：
“老刘不行了，在市一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说就是这两天的事，让家属准备后事。”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屋子里很安静，妻子阿梅在厨房洗碗，哗哗的水声传过来。我儿子在里屋写作业，铅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音。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和我过去三千多个夜晚没什么不同。
我的生活就像一台老旧的钟表，每天走着同样的路，发出同样疲惫的声响。
老刘要死了。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盘旋，像一只撞在玻璃上的苍蝇。
我站起来，走到卧室，打开那个掉漆的木头衣柜。
最底下，藏着一个铁盒子，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积蓄。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沓用皮筋捆好的钱，还有一本存折。
存折上写着一个数字：三万两千八百四十三块。
这是我准备给儿子明年上初中交赞助费的钱。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仿佛那不是钱，而是一行陌生的文字。
十年前，我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刚进单位，年轻，觉得天底下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
结果有一次，因为我的一个疏忽，一个数据搞错了，一份关键的报告送上去，导致整个项目差点黄了。
所有人都说要开除我，让我滚蛋。
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一个人躲在楼梯间里哭。
是老刘找到了我。他没有骂我，也没有安慰我，就那么站在我面前，看着我。
他看了我足足有五分钟，然后说了一句话：“回去写份检讨，明天交给我。”
第二天，我在全单位大会上念了检讨。我以为我的职业生涯就此完蛋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老刘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责任，挨了处分，那年的评优也泡汤了。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递给我一支烟，说：
“人走路，哪有不摔跤的。摔倒了，爬起来，把身上的土拍干净，继续走。别趴在地上装死。”
从那天起，我就没再犯过错。
我像一根拧紧了的螺丝，兢兢去业，小心翼翼。
后来老刘退休了，我也离开了那个单位，跳槽到一家私企。
十年时间，我结婚生子，成了一个为柴米油盐操心的中年男人。
老刘那张石头一样的脸，连同那段往事，都被我塞进了记忆的角落里，落满了灰。
现在，他要死了。
我从铁盒子里抽出三沓钱，一共三万。
我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好像这样做能让钱变得不那么重要。
阿梅洗完碗走进来，看到我手里的钱，愣了一下。
“你要干嘛？”她问。
“老刘病了，很重。我去看看他。”我说。
阿梅的脸色变了。她知道这笔钱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不解，有心疼，但没有责备。
“他是我的恩人。”
我把钱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话说得很轻，却很重。
“我知道。”阿梅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她说，“路上小心点。天冷，多穿件衣服。”
我穿上外套，走出家门。外面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我走在去医院的路上，脑子里什么都没想。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去。就像一个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
老刘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要死了，我得去送他一程。
这和钱没关系，和前途也没关系，这只是一件我必须要做的事。
就像当年他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时，他也没想过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为什么。
（二）
市一院的重症监护室在住院部的顶楼。
走廊里空荡荡的，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我找到了老刘的病房，门口站着一男一女，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穿着讲究，但脸上的表情很不好看。
男的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几个词：“房子”、“退休金”、“手续麻烦”。女的靠在墙上，不耐烦地玩着手机，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我猜他们就是老刘的儿女。
我走过去，清了清嗓子。“请问，是刘局长的家属吗？”
那个女人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像在评估一件货物的价值。
她的目光从我略显陈旧的外套，落到我手里那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上，嘴角撇了一下。
“你是？”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傲慢和警惕。
“我叫周诚，以前是刘局长的下属。”我说。
“哦。”女人应了一声，又低头去看手机，显然对我没什么兴趣。
这时，那个男人打完电话走了过来。
他长得和老刘有几分像，但眼神里没有老刘那种石头般的坚定，只有一种精明的算计。
“爸的老部下？”他问，语气比他妹妹稍微客气一点，但同样疏离。
“是，我叫周诚。听说刘局长病了，我过来看看。”我把手里的信封递过去，“这点钱，不成敬意，给刘局长买点营养品。”
男人的目光落在信封上，没有接，反而往后退了半步，像怕沾上什么脏东西。
此时，他旁边的女人发出一声嗤笑。
“营养品？”她站直了身体，走到我面前，眼神里满是嘲讽，“我说这位……周先生是吧？你觉得我爸现在还吃得下东西吗？他身上插满了管子，靠营养液吊着命。你这三万块钱，不够他一天的ICU费用。”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感觉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耳光。
我拿着信封的手僵在半空中，收回来不是，递过去也不是。
男人，也就是老刘的儿子刘健，摆了摆手，打着圆场：
“我妹妹说话直，你别介意。周先生，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钱，我们不能收。我爸清廉了一辈子，没收过别人的礼，现在快走了，更不能破了这个规矩。”
他说得冠冕堂皇，但我听出了话里的意思：你这点钱，我们看不上。别想用这点小恩小惠，将来攀什么关系。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着解释，“我只是……我只是想尽点心意。当年刘局长对我有恩。”
“有恩？”老刘的女儿刘芳笑得更厉害了，“我爸当年提拔帮助过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像你这样记着的？现在混出头的，哪个不是躲得远远的，生怕跟我们家扯上关系。你倒好，还巴巴地送钱来。怎么，觉得我爸不行了，我们家就好欺负了，想来演一出‘雪中送炭’，以后好跟我们谈条件？”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比外面的冬风还要冷。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他们和病床上那个垂死的老人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两个等着继承遗产的陌生人。
“我只想见见刘局长。”我把信封揣回兜里，声音有些沙哑。
刘芳还想说什么，被刘健拦住了。他看了看手表，说：
“探视时间快到了，你进去吧，快一点，别耽误太久。”
他的语气，像是在施舍我一点时间。我没有再说什么，点了点头，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门。
（三）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各种仪器发出的“滴滴”声，像是在为一条生命的流逝倒计时。
老刘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上罩着一个巨大的呼吸机，皮肤是灰败的，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
如果不是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我几乎以为他已经死了。
我走到床边，看着他。这就是那个曾经像山一样为我挡住风雨的人吗？现在，他自己却成了一片风中的落叶，随时都会被吹走。
我的眼睛有点发酸。我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刘局长，我是周诚，我来看您了。”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然后非常缓慢地睁开了。
他的眼睛浑浊不堪，像两颗蒙了尘的玻璃珠。
看了我好一会儿，他的眼神里先是迷茫，然后，闪过了一丝光。
他认出我了。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呼吸机让他发不出任何声音，喉咙里只传来“嗬嗬”的声响。
他的右手从被子里挣扎着伸出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冰冷，皮包着骨头，但那力道却大得惊人。
他死死地攥着我，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眼睛瞪得很大，里面藏着一种我说不出的恐惧。
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
他另一只手吃力地抬起来，颤抖着指向床底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床底下靠墙的位置，放着一个很旧的纸箱子，上面印着“特级红富士苹果”的字样，箱子表面落满了灰尘，看起来已经被遗忘了很久。
他指着那个箱子，嘴里“嗬嗬”的声音更急促了，抓着我的手也越收越紧。
我立刻明白了，他想让我把那个箱子拿走。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刘芳探进头来，不耐烦地说：
“时间到了，该出来了。”
她看到她父亲激动的样子，以及他指着床底的动作，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情。
“爸又犯糊涂了，老把那箱烂苹果当宝贝。周先生，你要是不嫌弃，就帮我们把这垃圾处理掉吧，省得占地方。”
老刘听到女儿的话，情绪变得更加激动，身体都开始轻微地颤抖。
他看着我，眼神里的恳求几乎变成了哀求。
我心里一酸，对刘芳说：“好的，我来处理。”
我弯下腰，把那个积灰的苹果箱子抱了出来。
箱子比我想象的要沉。
我抱着箱子，老刘攥着我的手这才松开。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地闭上了，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下来。
我抱着箱子走出病房。刘健和刘芳看都没看我一眼，他们正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说话，讨论着什么“放弃治疗”和“签字”的问题。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就像一个无关紧要的幽灵。
我抱着那箱沉甸甸的“烂苹果”，走出了医院。
夜色更深了，冷风吹在我脸上，我却感觉不到冷。
我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我不知道这箱苹果里到底有什么，但我知道，这一定是老刘拼尽最后一口气，想要交给我的东西。
这不只是一箱苹果，这是他的遗言。
（四）
我抱着箱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被下一盏路灯缩短。我就这样走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怀里的纸箱冰冷而沉重。
我的脑子里一团乱。刘芳那句“一箱烂苹果”和老刘那双哀求的眼睛，在我脑海里反复交替出现。
一个垂死的老人，为什么会对一箱被遗忘的苹果如此执着？
他抓住我的手时，那种力量不像是一个病人，更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我的脚步越来越慢。寒风灌进我的脖子，我打了个寒颤。
我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多心了？
也许刘芳说得对，老刘只是病糊涂了，神志不清，把一箱垃圾当成了宝贝。而我，一个被他儿女嫌弃的局外人，却把它当成圣旨一样抱了回来。
这整件事看起来像一个笑话。一个心酸又可笑的笑话。
我甚至想过，就把这个箱子扔在路边的垃圾桶里。一了百了。
可是，老刘那双流泪的眼睛又浮现在我眼前。那不是糊涂，那是清醒的绝望。
回到家，阿梅还没睡，在等我。她看到我抱着一个破旧的纸箱回来，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捡的吗？”她问。
“老刘给的。”我把箱子放在地上，声音有些疲惫。
“他……怎么样了？”
“不太好。”我脱下外套，“可能就是这两天了。”
阿梅没再追问医院里的事。她走过来，帮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轻声说：
“人去了，情分还在。你做了你该做的，别想太多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那个箱子就摆在客厅中央，像一个沉默的谜语。
吃过阿梅给我热的饭，我让她和孩子先去睡。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那个箱子发呆。
时钟的指针一格一格地走着，发出单调的“咔哒”声。我抽了一根烟，又抽了一根。
烟雾缭绕中，我的思绪反而越来越清晰。
不对劲。一切都不对劲。
老刘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一辈子都像块石头，讲究实际，不搞虚头巴脑的东西。
他不可能在临死前，因为神志不清，就抓着一箱烂苹果不放。
他那么用力，那么急切，一定是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诉我。而他的儿女，对这箱苹果的态度是“垃圾”，是“累赘”。
这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或者说，老刘根本不信任他们。
他信任我。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震。为什么是我？因为我“记着他的恩”？因为我看起来“混得最差”，最没有威胁？还是因为十年前，他对我说的那句“别趴在地上装死”？
我站起来，走到箱子前，决定打开它。
不管里面是什么，是金条还是石头，是惊天的秘密还是一场荒唐的误会，我都要亲眼看一看。我要给老刘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找来一把小刀，划开箱子顶上封口的胶带。
一股腐烂和尘土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我皱了皱眉，把箱盖打开。
里面，确实是苹果。一个个都干瘪了，表皮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和霉菌，蜷缩在分隔的纸格里，像一堆干枯的尸体。
我心里涌上一阵巨大的失望和酸楚。
也许，我真的想多了。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怀念着过去某个秋天里，一箱苹果的味道。
我叹了口气，准备把这些烂苹果清理掉，把箱子扔了。
我伸手进去，一个一个地往外拿苹果。苹果很轻，几乎没有分量。
当我把最上层的苹果都拿出来后，准备去拿第二层时，我的手动了一下。
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我把手伸进去，按了按箱子的底部。分隔苹果的纸板下面，是硬的。
我把所有的烂苹果和纸格都掏了出来，箱子空了。
我把箱子拎起来，掂了掂。
太重了。一个空纸箱，不该是这个重量。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把箱子倒过来，敲了敲底部。
声音很沉闷，不像是单层纸板。
我仔细观察箱底的内侧，发现边缘的接缝处有很细微的胶水痕迹。
这是一个夹层。
我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上了头顶。我找到一把螺丝刀，对着那条细微的接缝，用力撬了下去。纸板发出“刺啦”一声，被我撬开了一个角。我把手指伸进去，用力一撕。
夹层被我整个撕开了。
里面没有金银珠宝，也不是成沓的钞票。只有三样东西，静静地躺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