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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天,四个湖南同乡女孩在长沙某小区合租,她们本该是彼此在大城市的依靠,却演绎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悲剧。
戴某娟、温某、刘某红与黄某共同生活,以打零工、送外卖为生。
然而,戴某娟通过组织赌博让其他三人欠下巨额赌债,逐渐建立起“老大”权威,统一掌管所有人的收入。
这种扭曲的权力关系,为后来的暴行埋下伏笔。
虐待的导火索竟如此荒诞。
2022年1月,因黄某送外卖屡次被投诉罚款,戴某娟等人认为被“拖累”,开始对黄某实施长达一个月的酷刑折磨。
她们用铁管殴打、三次用开水浇透黄某全身、一次用热油烫手脚,甚至用电线勒颈,并长期对黄某实施冻、饿虐待。期间,黄某多次哀求去医院治疗,却遭拒绝并被夺走手机,锁在屋内与外界隔绝。
2022年2月25日晚,戴某娟等人再次殴打黄某后,上网查询“人死亡前的症状”,确认黄某濒死后仍不施救。
26日凌晨,黄某因多器官衰竭死亡。三人竟将尸体装入行李箱,驾车抛入河中,直到半个月后才被发现。
审判的结局:主犯戴某娟于2024年12月13日被执行死刑,但民事赔偿部分仅判决三人赔偿黄某父母44437元。
更讽刺的是,判决生效后三人拒不履行,直到法院强制执行才勉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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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一个戴某娟,另外两个帮凶呢?她们的手上就没有血吗?!”
社交媒体上,网友的愤怒如火山爆发。
此案中,温某被判无期徒刑,刘某红获刑14年,但公众质疑为何只有主犯一人付出生命代价? 从犯的罪责难道不该重新审视?
更让网友心寒的是赔偿金额。
44437元。
这条生命的定价甚至买不了一平方米的学区房。
有网友痛斥:“黄某被开水烫三次的痛苦,难道只值每次14812元?”
尤其当赔偿金还需靠法院强制执行的新闻曝光后,公众的绝望达到顶点“如果犯罪成本如此之低,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黄某?”
深层焦虑在于司法与民意的割裂。
尽管法律对主犯处以极刑,但赔偿标准的僵化与从犯量刑的宽容,让公众感到正义打了折。
一名知乎用户写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赔直接损失,丧葬费倒是覆盖了,可黄某父母后半生的精神支柱谁赔?”这种“人死账清”的逻辑,正在消解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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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室友虐杀案并非孤例,而是刑事被害人赔偿困境的缩影。
据最高人民法院早年调查,约75%的被害人无法获得实际赔偿,民事判决沦为“法律白条”。
“破罐子破摔”已成罪犯普遍心态。
许多案件中,罪犯明知无力赔偿,索性拒绝履行。
例如马加爵案中,被害人家属提出82万元赔偿请求,但马加爵当庭表示“应该赔偿,但没有财产”。
邱兴华连环杀人案后,10名被害人家属未获分文补偿。
更荒诞的是,主动赔偿反而可能成为减刑筹码,一些罪犯故意拖延支付,待到二审前才表演式赔偿以求轻判。
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让悲剧雪上加霜。
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各地试点如淄博、青岛等地,救助金额有限且审批繁琐。
太原市一起案件中,救助金审批耗时长达半年,而被害人家庭可能早已崩溃。
当法律无法填补受害家庭的创伤时,社会公平的基石正在崩塌。
一名网友的诘问振聋发聩:“如果连人命都不能换来应有的补偿,犯罪成本岂不由恶魔自行定价?”
提高法定赔偿标准、构建国家补偿机制、严惩拒不履行行为。
唯有让作恶者付出应有代价,才能避免下一个黄某在沉默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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