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其实是个国民党特务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清晨。

一串枪响之后，朱枫倒下，身中数弹。三个月后，继女在台湾收到告知其骨灰已火化的信件，而她到死都没料到，背叛竟来自身边人。

1905年，朱枫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的渔商家庭，是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

若是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她本可以安安稳稳地相夫教子，过着优渥的生活。可是七七事变后，眼看着山河破碎，她毅然决然的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她加入新知书店，辗转于上海与广州，出版进步刊物，宣传党的思想。

为了解决书店经济的难题还将在祖传的三克拉钻戒卖掉，换来的钱全部用来印刷书本、报纸等等。

抗战爆发之后，她又转到桂林、重庆、上海多地从事地下工作，以各种身份作掩护，默默为党搜集情报、筹集经费。

1949年秋，她接受华东局的派遣任务，准备秘密前往台湾。

所以11月，朱枫就以探望继女阿菊一家的名义乘船前往了台湾。

为什么说是继女呢，因为阿菊是朱枫前夫陈绶卿与其他人生下的孩子，但是朱枫和陈绶卿结婚之后，却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

白天给她做饭洗衣，晚上陪她读书写字，就连阿菊生病时，都是朱枫彻夜不眠地守在床边。在阿菊心里，朱枫早就是亲生母亲般的存在，还总是给她叫着“妈妈”。

陈绶卿病逝后，朱枫将其托付给妹妹朱贻云夫妇抚养。

由于朱贻云一家长期在国民党系统工作，阿菊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国民党警务电台工作，后来还嫁给了同事王昌诚。

在台湾重逢，阿菊显得十分开心，不仅为朱枫安排住处，还悉心照料她的日常生活。朱枫也是在这里完成她的情报工作。

为了收集情报，朱枫每天都会出去转转，而阿菊则默默承担起所有家务，买菜做饭、收拾屋子，把日常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也就导致阿菊可以轻而易举的接触到朱枫的工作资料，无论是信件还是材料，她都清清楚楚。

而朱枫对这个继女也十分信任，并没有对她有任何隐瞒，甚至有时还让她帮忙寄下信件。

有一次，一个穿蓝制服的中年男人敲门，说是市政厅调查户口。朱枫当即神色紧张地躲进里屋，是阿菊不慌不忙地上前应对，三言两语就把来人打发走了。

就这样一直到1950年初，由于中共“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

蔡孝乾被捕后朱枫就意识到了危险，想要赶紧撤离，可此时的台湾还处于严密的封锁期，没办法她只能找到吴石将军为她办理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的帮助朱枫顺利的逃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是因为没船渡海导致被特务追上被捕入狱。

朱枫被捕后，消息被完全封锁。她被秘密押往军法局看守处关押，编号封存，身份被列为“极度机密嫌疑对象”。所有接触她的人都是军情特派人员，不允许留下任何笔录。

1950年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45岁。

临刑前，她穿着便衣，神态从容。执行命令一出，执行士兵举枪，她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行刑后，军方立即将其送至附近火化场。

火化当天下午，军法局出具一封信件，寄往此前登记住址。信封收件人署名“陈莲芳”，这是阿菊在国民党系统中的名字。

3个月后，陈莲芳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她最后却没有去认领。

有人怀疑她是故意拖延。也有人说，她被警务机关警告，不想与朱枫再有任何瓜葛。

后来，房东上报了朱枫遗物的情况：房间里只剩下一套衣物、一张旧式写字台，台内有笔记本三本、信封若干。

但值得注意的是，阿菊曾在房东到场前短暂停留，收走了一些纸张和一个小木盒，之后便失联了。

朱枫留下的文字记录不多，大多是任务备忘与交通路线图。

但在其中一本笔记本的后页，有几封手写信的副本，是她准备寄往上海的。

其中一段写道：“阿菊虽出身寒微，行事缜密。多有相助，心甚慰。”另一段更是写着：“与她同处，事半功倍。”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朱枫对阿菊都没有丝毫怀疑，始终全心全意地信任着这个女儿。

而阿菊的去向，直到数十年后仍无确切线索。有人称她改名换姓，隐居高雄，有人说她随丈夫调往金门，从此杳无音信。

参考信源：
《在台湾就义的中共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 台盟网，2011年8月5日

《朱枫烈士在我家被捕》 —— 人民网党史频道，2013年3月21日

《朱枫：潜伏台湾被捕后英勇就义 她的骨灰归来已是61年后》 —— 北京日报客户端，202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