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件认准了就不回头的事。对我来说，这件事就是替我师傅还一笔债。师傅临死前把这事托付给我，就像把一副担子放在我肩上。
这担子一扛就是八年。八年里，我走过的路比过去二十年都多，见过的人也多，可就是没找到那个师傅要我还债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傻的，为了一个死人的承诺，把自己的活路都走窄了。可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又觉得对不起师傅坟头那撮黄土。
人活着，总得有点对得起良心的东西。
01
二零一二年的冬天，江南小镇冷得像冰窖。我师傅宋秉文躺在床上，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瘦得像一截枯木，只有那双刻了一辈子木头的手，还看得出年轻时的力气。他躺在那里，呼吸像拉风箱，一阵比一阵弱。
我，陆知遥，守在他床边，一步都不敢离开。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六岁的小乞丐，在街上跟野狗抢吃的。是师傅把我捡回了他那间堆满木头屑子的铺子，给了我一口热饭吃，后来又把他的手艺，一刀一刀地，都刻进了我的骨子里。他没娶媳生子，我就是他的儿子。对我来说，师傅就是我的天。现在，我的天快要塌了。
那天晚上，师傅好像回光返照，精神了一点。他让我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小的、上了锁的黄杨木盒子，又从脖子上摘下一把小小的铜钥匙。他把盒子和钥匙都塞到我手里，盒子被他的手心捂得温热。
他看着我，眼睛里浑浊一片，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知遥……师傅这辈子，活得……不干净。我对不住……一个人。这盒子里，有五万块钱，还有一张欠条。你……你一定要……一定要找到欠条上这个人，把钱还给他。替我……替我跟他说声对不起。不然，我死……不瞑目。”
他的手从我手里滑了下去，头一歪，就再也没了声息。
我抱着那个盒子，跪在床边，哭得像个被人掏空了的口袋。
师傅的后事办得很简单。我把他葬在了镇子后面的山坡上，能看得到他那间小铺子的地方。送走最后一波吊唁的乡亲后，我一个人回到铺子里，打开了那个黄杨木盒子。
盒子一打开，一股陈旧的纸币和木头的味道就钻进了我的鼻子。里面是五沓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的钞票，都是些旧版的五十、一百，看得出来，是攒了很久的。钱下面，压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折叠起来的欠条。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欠条，上面是我师傅那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迹。写着：“今欠钱卫国人民币伍万元整。”立据人是“宋秉文”，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年前的五万块，那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我急切地往下看，想找到那个叫钱卫国的人的联系方式。欠条上只留了一个模糊的地址：“申州市，东风路三十八号。”申州是个大得没边的大城市，光是我知道的，叫“东风路”的街，就有好几条。
我对着师傅的灵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我心里跟他说：“师傅，您放心，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把这个人给您找着。”
我把那五万块钱和那张薄薄的欠条，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贴身放在怀里，感觉像是揣着师傅的半条命。我锁上了师傅留给我的木雕铺子，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去申州的路。那时候我二十二岁，我觉得只要我肯花力气，就一定能完成师傅的遗愿。我不知道，这一走，就是八年。
02
故事讲起来快，日子过起来慢。一晃，八年就过去了。时间像一把钝刀子，把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磨成了一个三十岁、脸上刻着风霜的男人。这八年，我陆知遥就干了一件事：找人。
我几乎跑遍了整个申州市所有叫“东风路”的地方。
我去过最繁华的市中心，那里的东风路三十八号，是一家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外国牌子服装店，里面的衣服，一件就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店员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走错了地方的要饭的。
我也去过最偏远的工业郊区，那里的东风路三十八号，是一片早就拆迁了的废墟，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我在那里守了两天，除了几个捡破烂的，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
我还去了申州下辖的好几个县城，找到了他们的东风路。那里的三十八号，有的住着一家姓王的，有的住着一家姓刘的，他们都说，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从没听说过有个叫钱卫国的人。
我像个傻子一样，拿着那张快被我摸烂了的欠条，去派出所、去档案馆，查过无数个叫“钱卫国”的人。有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有的是个十几岁的学生。我把师傅的样貌，把那段往事掰碎了讲给他们听，他们都摇着头，说不认识。
这八年，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我舍不得动师傅留下的那五万块钱，那就跟师傅的骨灰一样，是神圣的。盘缠不够的时候，我就在申州找个建筑工地，干几个月的短工，搬砖，扛水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赚到几千块钱，我又像个重新上满发条的钟，继续上路找人。有时候夜里睡在工地的板房里，我会拿出刻刀和一小块木头，想把我那身手艺捡起来。可我的手，因为常年干粗活，已经变得僵硬，再也刻不出师傅教我的那种灵气了。
工地上有好心的工友劝我：“小陆，你这是何苦呢？为了一个死去的人一句不清不楚的话，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值得吗？再说了，你把那五万块钱自己留着用，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你师傅在天有灵，也只会高兴。”
我听了，只是摇摇头，咧开嘴笑一笑，什么也不说。我心里清楚，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这是我欠师傅的。他给了我一条命，一身手艺，我就得替他还清他心里的债。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
03
八年的时间，足以把一个人的希望磨得像针尖一样细。到了二零二零年，我已经三十岁了。我站在申州川流不息的街头，看着身边一张张陌生的脸，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那张被我贴身收藏的欠条，已经被汗水浸得柔软不堪，上面的字迹都快看不清了。
我决定，这是最后一次了。
前段时间，老家社区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要求，要清理一批长期“人死未销户”的户籍信息，我师傅宋秉文的户口，就在这批名单里。我当时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像是某个一直悬着的东西，终于要落地了。
我对自己说：陆知遥，就这样吧。你去派出所，把师傅的户口注销掉，就当是和你这场找不到终点的追寻，做个彻底的了断。你尽力了，你对得起师傅了。然后，你就回老家，把铺子重新开起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
想到这里，我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但也有一种背叛了师傅般的、深深的愧疚。
我坐上了回老家的长途汽车。师傅的户口，落在他那间老铺子所在的南风巷派出所。那是个很老旧的派出所，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
接待我的是一位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的老民警。他胸口的警号牌上写着“张卫国”，我心里一动，随即又苦笑了一下，这个名字太普通了。办公室里的人都叫他老张，看样子快退休了。老张办事不紧不慢，说话带着一股老派的和气。
我递上师傅的死亡证明和家里的户口本，说明了来意。手续办得很顺利。老张核对完所有的信息，从抽屉里拿出户籍注销专用的印章，蘸了红色的印泥，准备对着户口本上“宋秉文”那一页盖下去。
就在那方方正正的印章快要落在纸上的那一刻，老张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
他“咦”了一声，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又凑近了，仔细地看着户口本上“宋秉文”那三个字。他皱着眉头，像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嘴里喃喃自语：“宋秉文……宋秉文……这个名字，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当时心里没什么波澜，以为他只是职业习惯。
老张皱着眉头想了很久，他突然一拍大腿，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角落里一个已经掉漆、积满了灰尘的旧铁皮文件柜前。他拉开最下面那个已经有些变形的抽屉，在里面翻找了很久很久，翻得满头是汗。终于，他从一堆陈年的卷宗底下，翻出来一个已经严重泛黄、用粗麻线绳捆得结结实实的牛皮纸信封。
他拿着那个信封，吹了吹上面的灰，走回到我面前，把它递给了我。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和一点点好奇。“小伙子，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这是很多年前，大概有快十年了吧，你师傅亲自到所里来，交给我，让我替他保管的。他当时嘱咐我，如果有一天，有他的家人来给他办理销户手续，就把这封信交给他。如果一直没人来，等我退休了，就把这封信连同里面的东西，一把火烧掉，就当没这回事。”
陆知遥看到后震惊了！他呆呆地接过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感觉自己的手都在发抖。信封的封面上，没有收信人，没有地址，只有我师傅用毛笔亲手写下的一个大大的“启”字。一封在派出所里沉睡了近十年的信？师傅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早就料到我会来给他销户吗？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他颤抖着双手，感觉这薄薄的信封，有千斤重。
04
陆知遥拿着信，魂不守舍地走出了派出所。他没有回家，而是走到了镇子边上那条河边的公园里，找了个安静的长椅坐了下来。冬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没有一点暖意。
他的心脏“怦怦”地跳得厉害。他小心翼翼地，像是在拆一个炸弹一样，撕开了那个牛皮纸信封的封口。信封里，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沓厚厚的信纸，都用细线装订好了，像一本小册子。信纸因为年深日久，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上面的墨迹也有些地方晕染开了，但依然能看清，那是我师傅宋秉文那熟悉的、瘦硬的笔迹。
信的开头，第一句话就让陆知遥的眼眶湿了。师傅写道：“知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想必你已经为我的事，奔波了许多年。你辛苦了。是师傅对不住你。”
接下来的内容，解开了陆知遥心中第一个谜团。师傅在信里解释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他写道，他在临终前，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知道那张欠条上留下的那个地址，根本就是一个找不到人的死地址。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考验我这个他一手带大的徒弟，考验我的孝心和毅力。他相信，如果我真的信守承诺，尽心尽力地去找了，哪怕是找了八年、十年都找不到，最后在我决定放弃，来给他销户的时候，我一定已经成长为一个可以托付最后秘密的、重信守诺的男人了。这封信，只有在我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刻，才能拿到。
看到这里，陆知遥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被师傅算计的哭笑不得，但更多的是一种被信任的、沉甸甸的感动。
他继续往下看。信的后半部分，揭示了一个更让他震惊的、更深的谜团。师傅在信中用沉痛的笔触写道：“知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秘密，也是我一辈子的罪孽。你拿到的那张欠条，是假的。其实，我不欠那个叫钱卫国的人钱。是我……欠他一条命。那张欠条，是我多年前写给我自己的，我把它放在床头，每天看着，用来提醒我，我宋秉文这条命，是偷来的，我这辈子，都不能忘了这份罪过。”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陆知遥的脑海里炸响。
师傅在信里，终于给出了一个新的、具体的线索：一个叫“安城”的、已经没落的北方工业小城，还有一个早已倒闭的工厂的名字——“红星机械厂”。师傅在信里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我，一定要去那里，找到钱卫国的家人，把那五万块钱，亲手交到他们手上。他反复强调，那不是还债，那是“补偿”。
信的结尾，是师傅痛苦的、满是血泪的忏悔：“知遥，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钱大哥。他本该有幸福的家庭，有大好的前程，有他自己的徒弟和传承。是我，是我这个胆小鬼，是我这个畜生，毁了他的一切。我没脸去见他们家人，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赎一点点罪。知遥，我的好徒弟，替我……替我去看看他的家人过得怎么样，替我……给他们磕个头。就当我求你了。”
信纸的最后，有好几滴已经干涸的、深色的水渍，不知道是师傅的眼泪，还是咳出的血。
陆知遥看完信，呆呆地坐在长椅上，很久很久都没有动。凛冽的寒风吹得他脸颊生疼。他心里翻江倒海。师傅到底做了什么？那场二十多年前的事故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沉重的真相？
05
带着比过去八年加起来还要沉重的心情和更大的谜团，陆知遥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绿皮火车。火车咣当咣当地走了两天一夜，才把他带到了那个叫“安城”的地方。
安城，一个在地图上都快要被遗忘的小城。这里曾经因为钢铁和机械制造业而辉煌一时，是共和国的骄子。现在，辉煌早已褪去，只剩下市郊大片大片斑驳的红砖厂房，和街道上行色匆匆的、脸上带着疲惫的人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铁锈、煤灰和尘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陆知遥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早已倒闭、只剩下残垣断壁的“红星机械厂”。巨大的厂门已经锈死，上面“红星机械厂”几个红色的大字也剥落得不成样子。厂区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只有几栋还算完整的家属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几个不愿离去的老人。
家属院里，还住着一些不愿离开故土的老工人和下岗职工。陆-知遥拿着那张已经没什么用的欠条，挨家挨户地打听一个叫“钱卫国”的人。
“钱卫国？哦，你说的是大国啊！”提起这个名字，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眼神里都露出了怀念和惋惜。
在他们的讲述中，陆知遥拼凑出了一个英雄的形象。钱卫国，是当年厂里最厉害的技术能手，八级钳工，什么机器到了他手里都能玩得转。他人又热心，性格豪爽，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在厂里人缘极好。
“可惜啊，死得太早了。老天爷不长眼啊。”一个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大爷叹着气说。
陆知遥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颤抖着问：“大爷，他……他是怎么去世的？”
“是出事故死的。”老大爷眯着眼睛回忆着，“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天，车间里的一台大型冲压机突然出了故障，当时机器旁边，站着一个刚从你们南方来的、十八岁的小学徒。那孩子不懂事，也可能是吓傻了，不知道躲。眼看着那几吨重的压头就要砸下来了，是大国，钱卫国，在最危险的时候，想都没想，一把就把那个小学徒给推开了。他自己……唉，他自己却被……”
老人们说到这里，都唏嘘不已，摇着头，不愿再说下去。
陆知遥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那个……那个被救的学徒，叫什么名字？”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拐杖，想了很久，才不太确定地说：“那孩子吓坏了，我们都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姓宋吧，叫……宋秉文。对！就是叫宋秉文！当时他吓得脸都白了，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厂里处理大国后事的时候，那孩子就不见了，再也没人见过他。”
“宋秉文……”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陆知遥的脑海里轰然炸响。原来，这就是真相。这就是师傅所谓的“欠一条命”的来由。他不是什么罪人，他只是一个被巨大恐惧击垮的、可怜的幸存者。
那个老奶奶叹了口气，指着不远处一栋更加破旧的红砖筒子楼，对陆知遥说：“卫国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可受不了这个打击，整天以泪洗面，没过几年也跟着去了。就留下一个女儿，叫钱晓雯。也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吃百家饭长大的。现在，就住在那栋楼的三单元四零二，听说日子过得挺难的，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啊。”
陆知遥顺着老奶奶手指的方向，像个梦游的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向那栋筒子楼走了过去。楼道里很黑，弥漫着一股潮湿和油烟混合的味道。他爬上四楼，敲响了那扇掉漆的、绿色的木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三十多岁、面容憔悴但眉眼清秀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手里还拿着针线，警惕地看着陆知遥这个陌生的访客。
就在这时，陆知遥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落在了她身后客厅的墙上。墙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很旧的相框。
陆知遥看到后震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