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特务黄茂才被判死刑，临刑前大喊：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执行枪决的队伍在刑场上站成一排，黄茂才的声音在清晨里格外刺耳，带着撕心裂肺的力气。
“我真的不是特务，我帮过江姐！”黄茂才嘴角带血，声音一遍遍地往前冲，围观的人群却没有人相信。
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四川青年，早年甚至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在生死边缘，黄茂才的父亲早亡，家里靠他到处干活来维持，为了逃避抓壮丁，母亲托人找了份在国民党军政机关抄写的差事，后来被调到渣滓洞监狱当看守。
他第一次进渣滓洞时，还带着一种“新官上任”的紧张，在高墙里冷眼看着那些被关押的“要犯”，报纸上说这些人都是“极其危险的敌人”。
可黄茂才悄悄发现，江竹筠和那些囚犯根本不像传说里那样凶恶，江姐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和同伴们说话，哪怕受尽酷刑，也不喊一声苦。

刚开始，他对江姐心存戒备，甚至觉得她太冷静，像是在算计什么，没想到冬天来临时，江姐竟然悄悄给他送了双手织的毛线手套，毛线粗糙，针脚却很密实，黄茂才的指尖第一次感受到温暖，那一刻，他心里的那堵墙开始有了裂缝。
江姐有一天低声对他说：“你还年轻，别把自己困在黑暗里。”这句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他脑子里。
黄茂才渐渐明白，江姐他们不是所谓的“匪首”，更像是追光的人，和他一样，都在灰暗的世界里寻找一点点的温度，他开始在夜里偷偷帮她们传递纸条，有时候是藏在饭盒里，有时候是塞进破旧的书页里。

渣滓洞的夜很黑，只有风穿过铁窗把人的骨头吹得发凉，黄茂才常常在黑暗里发呆，想着自己到底算什么人，他不是英雄，也害怕变成恶人，但他知道，自己帮江姐做的这些事，是他这辈子唯一做过的“对”事情。
1949年国民党撤退前夕，监狱里忽然紧张起来，江姐被带走的那晚，黄茂才隔着门缝看到她的背影，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后来，大屠杀开始了，他被临时遣散回家，路上只觉得天也塌了，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黄茂才原本以为自己能有新生活，可身份一查，所有人只记得他是“渣滓洞看守”，判决书冷冰冰地写着“反革命分子”。
刑场上，风把他的喊声撕得七零八落，有人嘲笑他，有人说他“临死还想翻案”，可他还是一遍一遍地说：“我真的帮助过他们！”
案卷最终被重新送了回去，重新翻查档案，才发现当年一些幸存的女囚犯，曾经在口供里提到过“一个看守悄悄递过纸条”“有个姓黄的年轻人总是躲在角落里哭”。
死刑暂缓执行，黄茂才被收押改造，十五年里他没有放弃，反复写申诉信，每一封都写得密密麻麻，甚至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后来，曾紫霞找到了机会为他作证，她记得那些黑暗岁月中，黄茂才对她们的帮助，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帮助，在当时很有可能为他带来生命危险。
调查组重新核实笔录，才慢慢拼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黄茂才的案子终于有了转机，组织决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为他安排了工作，让他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

晚年黄茂才回到老家，种菜、养鸡，偶尔有人来采访，他只是淡淡一笑，不愿多说当年的事情，邻居们都觉得他有点孤僻，他没有太多的解释，偶尔有人过来询问，他才讲述起当年的故事。
故事里的很多人在当年失去了生命，而他能安然无恙的活到晚年，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他已经很满足了。
很多年后，渣滓洞旧址成了红色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黄茂才的名字被写在不起眼的角落，只有极少数人会停下来多看一眼，历史没有冤枉黄茂才，也没有轻易放过他，三十年漫长的沉冤，成就了他最后的安宁。
参考信源：重庆珍档丨渣滓洞的狱中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