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前言·】——»
自大航海时代起，追逐商业资本的欧美商船已经在东亚海域穿梭往返，但东亚内部的传统政治、经济秩序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稳定性。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朝贡体制＂（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的概念，解释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及近代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冲击一反应·】——»
随后又提出＂冲击一反应＂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类变动。尽管相关概念和理论后来不断受到诟病和修正，但就晚清外交的剧变而言，确乎是由＂西方的冲击＂这一外因所掀起的。
同时，费氏又提出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博弈的观点，条约体制为参照系来相对地讨论朝贡体制，这种思路一直是研究晚清中外关系的一个基本框架。尽管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其海洋贸易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背景，＠但后来学者在认同及使用这一框架时，多己《化这种色彩，逐渐成为解释晚清时期外交体制转型的基本逻辑。
直到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西方国家才得在东亚秩序内部打开一个缺口，而美、法等国亦争相效仿。随着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朝不得不面对与西方国家的诸多交涉事项，外交问题遂成为清朝后期清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应对这一新课题，清政府在外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调整。例如，由于原本的广州通商体制无法适应通商口岸出现后中外交涉的新局面，清政府尝试由两广总督兼理外交。
在这一尝试失败后，最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口，专理交涉，成为晚清处理＂洋务＂的中枢机构。而在地方，与之相呼应的南北洋通商大臣，也随着所要处理的事务的增加而不断扩展职权，甚至出现兼差重于本职的现象。
然而，新型外交的复杂性不仅限于西方各国对于中国本身的交涉要求。随着欧美列强在东亚的进一步渗透，日本与朝鲜也相继成为各国的窥视对象和争夺目标，极大地破坏了东亚内部的传统国际秩序，从而也迫使清政府调整其属国政策，并重新审视东亚内部的国际关系。
明清时期，东亚内部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国通过册封与朝贡等行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日本虽然不在封贡之列，但也一直活跃于东亚的贸易网络中。
在朝贡制度下，朝鲜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稳定、具有典型性的封贡关系，因此，中朝关系是审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重要窗口。
从名义上讲，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国，在遇到西方国家侵扰时必然会向清朝求助，清朝也有义务在外交事务中保护藩属国，调解外交纷争，但是，在清朝国势衰弱，屡屡败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调处又是艰难的。
因此，在西势东渐的大潮下，清鲜之间原本较为单纯的双边关系逐渐演化为兰边甚至多边关系，成为晚清时期外交复杂化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国家与朝鲜的冲突中，如何定位自身角色、调适相关政策，也成为探讨晚清外交情况的重要角度，是值得详细考察的问题。
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新一批中外条约陆续签订，中国进一步地融入到西方式的条约体系中，近代性的条约外交体制更为全面地建立起来，国内洋务运动也逐渐展开，这一有效调适后出现的新气象甚至被称为＂统治中兴＂。
而韩国的近代化步伐则要略迟于中国，直到１８７６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方才正式接除了西方近代式的条约外交，在开国期前，朝鲜王朝一直有效维持了传统的内政外交秩序。
由此可发现，１８６６年法国入侵造成的＂丙寅洋扰＂及１８７１年美国入侵造成的＂辛未洋扰＂恰好发生于在清、鲜双方步入近代的这一时间差内，这使得双方对于事件的认识、处理方式、对另一方处理方式的反应等情况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影响着中朝关系１＾至于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走向。
因此，分析两次＂洋扰＂中清政府的应对方式对于理解清朝外交体制的变动情况具有典型性意义。
«——【·研巧主旨·】——»
＂作为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研究主旨，关键还是要探讨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向中国现代的邦交体制的演变。＂基于此，本文尝试レッ清政府为观察点，讨论在朝鲜开港前遭遇的两次西方国家武力入侵中，清政府如何应对来自朝鲜与西方国家的双重压力。
围绕这一主旨，力求对レッ下几个问题加Ｗ讨论：首先，两次＂洋扰＂中，清政府与法国、美国和朝鲜之间是如何进行交涉的？给东亚各国之间带来了怎样的互动和影响
其次，在应对过程中，清政府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在处理朝鲜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事务时做出了怎样的外交体制和政策调整？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第Ｈ，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在晚清时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史上具有何种意义？如何从长时段下评价＂洋扰＂过程中的中外交涉和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在经过百年积淀后，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是研究东亚秩序、中国外交转型等近代中朝关系史领域诸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在作为双边关系的中朝关系史研究趋于成熟的情况下，随着近年来各国相关档案资料的不断整理与出版，多边关系视角下的中朝关系史研究曰益成为必要与可能。但迄今而言，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成果尚且有限。
作为朝鲜开港前的两次小规模的西方入侵，＂丙寅洋扰＂与＂辛未洋扰＂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开港期发生的几次大事件，虽然不乏有学者注意到＂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但多将其作为朝鲜近代开港的背景或两国间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加考察，专口对两次＂洋扰＂加Ｗ讨论的成果并不多见。
一些学者在论述晚清中朝关系时提及了两次＂洋扰＂及其影响。林国亮认为，在法、美侵朝事件中，中国的消极应付是放弃对朝鲜半岛宗主权的行为，近代条约体制的冲击打破了东亚原有的平衡架构。
马维英分析了清政府在两次＂洋扰＂事件上的对策，认为在１８６６—１８７９年之间，清政府基于本±安全的考虑，在对朝政策上奉行了从消极干预到放任自保的政策，刺激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活动，也为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埋下了隐患。作者认为清政府这一时期的对朝政策是＂一误再误＂，但这种否定性的结论实际上未能看到清政府针对不同情况作出的政策调整和主动应对，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孙艳妹在讨论美国对朝政策时认为，１９世纪６０年代Ｗ前，美国仅将朝鲜事务视为中国事务的附属内容，而美国通过自主军事外交打开朝鲜国ｎ的失败则显示了东亚传统国际秩序在抗拒外力冲击上的强大历史惯性。
权赫秀在分析近代＂朝贡＂与＂条约＂的紧张关系时称，＂丙寅洋扰＂的发生＂预示着１９世纪末中韩两国传统朝贡关系近代转型过程的开始＂，认为法国与美国出于对朝鲜发动的报复性军事侵略，否认中韩传统朝贡关系，具有典型的＂炮舰外交＂的色彩。？于逢春则认为在前近代东亚宗属体制内，存在中华式属国形态向近代欧洲式附庸国形态转换的过程，而将＂辛未洋扰＂视为清朝逐步放弃传统不干涉理念、初步采取积极干涉政策的开端。
上述诸篇均勾勒了这一时期清朝对外政策及清鲜关系在长时段内的历史地位，将两次＂洋扰＂作为朝贡体制转变的开端。从整体上看，这一定位是合理的，但若想明确这种变化内在动因和形成过程，则还需对＂洋扰＂过程中各方的交涉过程做更详尽的考察。
«——【·结语·】——»
学术界关于两次＂洋扰＂的专口研巧较早见于张兴伯的《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初美国对朝鲜的侵略》一文。该文梳理了＂舍口将军号＂事件至＂辛未洋扰＂之间美国对朝鲜的侵略，但仅限于＂述＂而少＂论＂，且图于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背景和话语体系，未能透过事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其后，相关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直到本世纪初，两次＂洋扰＂才重新进入研巧者的视野并逐渐升温。在先后出版了韩国近代史著作中，多从通史的层面对两次＂洋扰＂做了叙述。
曹中屏在《朝鲜近代史（１８６３—１９１９）》中，对大院君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法朝、美朝的交战过程做了详细的介绍；王明星在《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１８６１－１９１０）》＠中，着重讨论了＂洋扰＂背景下的朝鲜对外政策及其原因，并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洋扰＂后日本的反应，这是全面分析两次＂洋扰＂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参考文献·】——»
（1.清）宝望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
（2.（清）昆冈等撰：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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