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以色列央行原行长雅各布·弗伦克尔：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货币政策领域，我想强调一个关键原则：央行的独立性至关重要。必须确保不仅拥有必要的政策工具，更在法律与政治层面被赋予实施必要、有时甚至是艰难决策的能力。”以色列央行原行长、G30荣誉主席、弗伦克尔-祖克曼全球经济学研究所主席雅各布·弗伦克尔（Jacob A.FRENKEL）近日在2025外滩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说道。

这一观点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尤具现实意义。自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他多次公开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敦促美联储实施“大幅降息”，使美国央行的独立性面临数十年来未有的挑战。未来数月，各方将密切关注美国央行独立性能否延续，以及新主席人选的政策倾向将如何影响全局。

现年82岁的弗伦克尔被誉为“以色列经济开放之父”，这一称号源于他于1991年至2000年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期间的卓越领导。在任期内，他力排众议，主导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金融自由化与结构改革：他成功取消了以色列的外汇管制，推动以色列货币谢克尔走向完全可兑换；他果断抑制了肆虐以色列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为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力推动以色列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为其日后成为“创新国度”和科技强国注入了关键的金融活力。

作为全球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弗伦克尔的职业生涯是一条无缝衔接学术界、公共政策与私人金融部门的典范路径。在学术领域，他曾在芝加哥大学等顶尖学府执教，著述等身，培养了众多经济学人才；在公共事务方面，他不仅执掌以色列央行，还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部主任。此外，他还将深厚的理论积淀运用于商业实践，曾长期担任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副主席，并在摩根大通国际等顶级金融机构担任要职。

谈及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他对当前全球化转向“碎片化”表示担忧。“我们现在不是走向合作，而是陷入某种竞争——将经济工具武器化，以牺牲伙伴利益为代价来提升自身地位。这是不健康的。”他呼吁中美两大经济体保持沟通与合作。

展望未来，他认为，中国已是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一支力量，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弗伦克尔持积极看法，认为它们释放了整合潜力，是对传统体系中代表性不足的回应。

中美必须交流与合作

《21世纪》：让我们从全球治理和全球挑战这一话题开始讨论。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你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最“脱节”或不协调的部分是什么？

弗伦克尔：我们可以先从历史视角来看。二战结束后，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当时，英国、美国及其他代表团共同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商讨如何重建世界秩序、推动复苏，并促进全球和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其宗旨是减少不平衡、推动市场开放。后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些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成功——世界贸易大幅扩展，资本市场也逐步形成并发展，由此需要建立管理资本流动的治理机制，目标正是实现繁荣（包括系统稳定和经济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近年来我们接连经历多次危机，全球化趋势逐渐转向碎片化。我个人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只要有这种依存关系，就必须有机制来“内部化”彼此之间的影响。可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集团化趋势抬头、保护主义加剧、关税壁垒增加、竞争和紧张局势升级。全球体系正承受巨大压力，气氛紧张，关税措施频出。我非常担忧当前实施的这些关税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走向合作，而是陷入某种竞争——将经济工具武器化，以牺牲伙伴利益为代价来提升自身地位。这是不健康的。

因此，我衷心希望正在进行的中美对话能够增进理解、促进和谐。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必须合作、必须交流，彼此之间无法承受割裂的代价。疫情期间，供应链的部分中断就曾造成巨大波动。因此，我们必须确保供应链、投入品贸易以及信息交流的持续畅通。

至于未来治理，我认为中国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已是全球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一支力量。回想我在IMF担任经济顾问和研究主管时，中国才刚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我们当时就常说，中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其配额和正式权力也应相应提升。这就是我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看法。

《21世纪》：你经常说新兴市场的声音与其经济分量不匹配。展望未来，你认为需要哪些制度或结构改革来解决这一不匹配问题？

弗伦克尔：我认为，新兴市场在过去几年中表现优于工业化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更善于应对近期的各类危机——或许是因为它们过去经历过困难，从而建立了更强的韧性。在现代世界中，韧性是关键。这些国家通过增强财政能力、推动经济改革、提升竞争水平，不断强化自身韧性。许多新兴市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但问题是，它们在IMF等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并未充分反映其实际经济实力；它们也应当在领导层中占有更多席位。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我们已看到一些进步，无论是在IMF还是其他组织中。因此，我认为，各方已普遍认识到，提升新兴市场的代表权应成为当前的常态。

《21世纪》：在全球治理面临压力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很多新倡议，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你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断演变的作用？

弗伦克尔：首先，我认为这些倡议是积极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机制，释放了世界各地整合与互动的潜力，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其次，创建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机构，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在传统组织中角色不足的回应。我并不反对这样的做法；相反，适度的竞争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在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的许多互动并非仅通过实体地理实现，而是通过服务、资本账户等方式进行。国际收支中的资本流动以不同方式整合，地理因素只是其次；监管、监督和资本市场标准等，才是更关键的共同基础。

以色列经验：从恶性通胀到“创业之国”

《21世纪》：现在，让我们转向以色列的经济成功。回顾你在1991年至2000年担任以色列央行行长的时期，以色列实现了从高通胀和严格监管到价格稳定和市场开放的显著转变。在你看来，哪个单一的制度或政策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

弗伦克尔：并没有单一因素，但让我回顾一下为什么人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改善经济。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1990年代——实际上我们从1980年代走出来时，通胀非常高，甚至一度出现恶性通胀。预算失控，资本市场也不发达。因此，我们确实需要一套全面政策。当时以色列并未融入全球资本市场，因为没人愿意投资一个缺乏市场的国家。

我们的战略是：第一，稳定通胀；第二，同时削减预算赤字；第三，发展资本市场，促进交易；第四，稳定外汇市场，增强汇率灵活性，以便合理定价风险。那时我们还很幸运，有大批移民涌入——很多拥有高人力资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等。与此同时，和平进程也在推进，地缘政治形势有所改善。

在这些因素推动下，外资持续流入，以色列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创业国家”模式。科技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目前全国超过一半的出口来自高科技领域，大量劳动力投身于此，年轻人才不断涌入。尽管屡经战事，以色列经济却展现出强大韧性，总能在冲突结束后迅速恢复增长。这得益于其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虽然依赖国外市场，但核心驱动力是国内科技实力，这些并不受战争影响。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以色列央行。作为曾担任其行长的见证者，我可以说该机构已成为独立、权威的政策支柱。以色列曾经历恶性通胀，而如今却实现了价格稳定。这种稳定吸引了外资，也为经济奠定了基础。凭借法律授权和政策工具，以色列央行始终专注于维持价格稳定、推动开放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锚。

《21世纪》：从央行的角度来看，哪些以色列经验对其他新兴或中等收入经济体最为适用？

弗伦克尔：在货币政策领域，我想强调一个关键原则：央行的独立性至关重要。必须确保不仅拥有必要的政策工具，更在法律与政治层面被赋予实施必要、有时甚至是艰难决策的能力。

我们为何需要这种独立性？根源在于多数国家的政治体系天然倾向于关注短期目标。政治家着眼于连任，期望立刻见到成效；然而，经济运行需要时间，货币政策的效果往往存在滞后性。若你缺乏独立性，就将陷入追求短期政治回报的压力之中，而无法专注于可持续的长期经济成果。因此，你的独立性，正是赋予其中长期视角下制定并执行政策的空间与权威。这是一个核心经验。任何期望实现经济稳定的国家，都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构建起独立的你。

以以色列为例，有效的公众沟通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作为行长，需要频繁通过电视等媒体向公众解释：何为价格稳定、其好处何在，以及我们的政策意图。通过持续沟通，我们逐步赢得了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而当公众支持形成后，政府的支持也随之而来。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