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最后没能把舟山当成永久据点,两个来回都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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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局很直白,也直接影响了英国后来在中国沿海的打法。说白了,舟山是个好位置,想要控制东南沿海一大片口岸,这儿看起来合适;但现实里,有地形、补给、病疫和民心几样东西,硬生生把好牌给打烂了,英国人最后选了个好管的——香港。
把时间往前倒着说。1842年英军第二次回到舟山,这回清军在定海拼得很凶,三位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都在守城中牺牲了。英方在战报里罕见地给了一句敬意,说“敌方指挥官英勇过人,不惜殉国”。占了城,英军也没高兴多久,他们在岛上停留时间变长,成立了个“定海军政府”,还从印度调人来帮忙管事。本来以为做点行政管理、搞点文化交流、放出点经济好处,能把人心拉过来,结果没成。连搞了本宁波话拼的英汉词典,书名挺拗口的,叫《英华仙尼华四杂字文》,都没能把当地人真正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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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往前看,1841年其实也有段短促的谈判,一度交换下来香港割让,英军从舟山撤离。有人在英国内部抱怨,说放着“金矿”不住,换了个“沙滩”。那话没错也有道理,但接下来的实情说明两边的思路不一样:香港体量小、易防守、便于管理,舟山虽好但岛多、线长、成本太高。
再回到最早的那一波,1840年英舰从广州往北开到舟山。七月那回合,七艘战舰围着定海打炮,打了不到半天,守军就撤退,英军占了定海城。占领后问题就来了。先看民心这件事——基本不往好处走。老百姓不给水、不卖粮、不接触,街上冷冷清清,士兵想办点日常采购都难。有传教士在信里写过一句话,说当地人看外军的眼神像看瘟疫似的。去买米的队伍一出门就被渔民赶回,村里人围着不让接近,这种群体性的抵制让占领军连最基本的生活补给都办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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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病疫。舟山夏天潮湿、雾多,驻军里迅速出现疟疾、霍乱之类的病症。营里人数一多,环境一潮,疾病就像捣乱的小鬼,干扰战斗力。补给线上也不是平地走钢丝:外面村子封锁,补给船容易被截,清军的补给有时还能偷偷穿梭过来。英国驻外写回去的报告里,直接写明舟山“不适合长期驻军”,伦敦那头开始犹豫,是坚持高成本的占领,还是另选一个更能管的口岸。
地形上难控制的现实也很刺眼。岛屿多,隐蔽点多,英军占了定海却控制不了周边散落的小岛。补给船一旦被截断,驻军就立刻面临粮草和医疗的双重危机。清朝地方武备和民众之间并非断层,地方官兵和渔民常常能配合起来,形成一套实际上的抵抗网络。表面上海面开阔,可对占领方来说,要把这片海域真正锁死,代价远比想象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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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线拉得更远一点,英国对舟山的兴趣并非一时起意。马戛尔尼来华那会儿,早就有人盯过这块地,想学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模式搞个贸易点。乾隆朝廷当时直接回绝,说“外夷不得在宁波舟山停留。”这句话在外交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很深,后来英国人再来的时候,这段历史也是背景之一。对英国来说,表面上的理由是鸦片和通商问题,但更深层次是想打开东南沿海的通道,舟山地理位置正好合他们的算盘。
占领期的日常画面也能说明问题。街道上商铺关门,居民尽量避开,营地里医护忙不过来。英军试图用行政手段和语言工具缓和局势,才有那本用宁波方言拼的词典,和一套想让人接受的管理办法。但语言能帮交流,却帮不了补给和病疫这两座大山。档案和传教士的信里,你能读到他们对这种窘境的抱怨:买不到粮,走不了货,病人越来越多,士气跟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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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英国在战略上做了选择。舟山是真的好,但长久占领代价太高;香港虽然小,但守得住、管得了。于是他们把重心放到香港,签了《南京条约》,香港划给英国,舟山又回到清朝控制。英方档案有一句话点得明白:民风不与我方接触。那句描写把问题的一个重要面给说清楚了,也成了他们对那次远征评价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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