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讲好复杂现实的一个侧面

王思凝

讲好复杂现实的一个侧面

作者 |王思凝

作者单位 |香港大学

原文 |

我对职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经验的关注始于在北大社会学系硕士一年级阅读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的《第二轮班》(

The Second Shift

硕士二年级时，我有幸参与了北大教育学院与兰园书院合作的女教授访谈项目。刘云杉老师和王利平老师带着我们访谈了数位出生于20世纪30~50年代的女学者，随后撰写成口述史或访谈录发布。这些访谈呈现了许多历史的细节，以及建国一代和知青一代学者独特的生命经历与思想风格，让我对研究新中国较早两代学者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我将研究聚焦在建国一代身上，一面搜集和整理建国一代学者的传记、回忆录、访谈录，一面通过滚雪球联系访谈女学者。我还对20世纪50~80年代的国家高等教育重要文件、北京大学纪事等档案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以深度地理解历史背景。最终，我完成了关于建国一代女学者职业生涯与工作伦理的硕士学位论文，并选择关于女学者的工作-家庭关系的材料撰写了小论文以准备期刊投稿。

这代学者所呈现的有别于当代人的生命历程与生活历史语境让我看到了老问题上新的知识增长点。对比布莱尔-洛伊（Mary Blair-Loy）笔下不断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被撕裂的职业女性，建国一代的女学者们虽然也经历了工作和家庭时间分配的矛盾，却没有在道德情感的层面被这种撕裂感所吞噬。而且，由于我收集的材料都是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学者，她们恰好展现了家庭合睦与事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并存甚至相互成就的机理。虽然这并不是广大女性群体的普遍经验，但重要的是，有多少踏上事业之路又组建了小家庭的女性们不正在渴望这样的结果吗？在我看来，以社会学的方式讲出她们的故事，不仅是为了在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有所创新，而且主要希望进一步打开我们理解工作、家庭、女性、生活等议题的视野。

早在具体地开展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研究之前，我在对职业女性的相关文献做综述时就意识到了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制度性视角的局限——家庭和职业首先被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社会制度，因此，分别在家庭制度和职业制度当中产生的社会规范会发生矛盾，而且集中爆发在女性身上。这一视角的解释力是毋庸置疑的，但也同时意味着，当我们想象和理解家庭与工作的时候，“劳动”是最核心的要素，“规范”是最突出的制约，而且只见女性个体不见家人，伴侣和孩子成为了无关紧要的背景板，而这似乎违背了家庭生活的具体经验，比如，和什么样的伴侣共同经营家庭难道不是很关键的吗？另一方面，工作生活当中剩下资本主义系统对理想员工的塑造，但人对工作的热爱以及持续的付出难道不需要其他情感和关系的支持吗？

因此，建国一代女学者的案例非常生动地给出了别样的答案，令我能够选择以关系性视角来理解她们的生活经验。女性在家内家外的劳动固然十分重要，但也不该忽视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构成家庭生活内核的一部分，而且其实对这些关系的体认与经营才是现代人想要去组建家庭的动力之一。学者们真诚诉说的在工作当中一直坚持以建设新中国为己任的伦理也令我动容。特别是她们强调“建国”时如何摆脱过去的颠沛流离与屈辱困苦，如何对这个新的国家充满希望又备感时间紧迫，如何在经历了曲折阶段后依然不忘初心——社会学家尽可以置身事外地讲成是意识形态的塑造，把批判与反思加在这代人身上，却无法替代从她们的角度来感知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建立在一种个人与国家非常具体的关系之上。作为女性，她们对两性平等的认识和体会，特别是和母亲相比自己的独立与价值实现，都构成她们工作生活核心。而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其实也能够在冲突之外找到意义和伦理相交汇的节点，而且可能恰恰是这些交汇交融之处支撑了女性过一种不被极端撕裂的生活，或者说，过一种具有整全感的生活。

在我向《社会学研究》提交的论文初稿中，或许是因为太想强调这些经验的不同之处，文章的叙事风格过度理想化了这代人的经历，审稿人和编辑部的意见鲜明地指出了这一问题。而且，仅仅落在工作—家庭关系的讨论，未能充分呈现这个案例的理论意义。因此，我后续修改便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一方面力图修正结构与表达以尽可能指出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文章角度的局限，另一方面推进文章的理论化，说明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经验如何开辟了以国家使命为己任的女性社会角色，以及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家庭精神形态，更直接地表明这个特殊案例的普遍化意义。

其实，在写作、投稿和修改论文的过程当中，我持续经历着一种挣扎——不断想象着这篇文章可能遭遇的批评与质疑，时而这种想象也被我反用来质疑自己。到底该不该讲这个故事？我讲的东西究竟是否有失偏颇？读者会误解我的主张吗？凡此种种，或许都因为我触碰着一个热点又复杂的议题，而又尝试强调一个并不常见的观点。经过反复思考和修改，在论文即将发表前，我才确信：故事是值得讲的，即便引起争议也是有价值的。毕竟在建国一代女学者的经历中我们看到，她们和家人对于其工作价值的认可成全了她们在事业上的投入，而且这种价值具有超越于个体自我实现的意义。如今我们还能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观照到生活与工作的超越性价值呢？她们与伴侣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也令我们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够培育和守护这样的家庭关系？而且，她们的生命经历和体验本身就蕴藏着宏观历史，哪怕是最基本的经验叙述也在使逐渐淡去的历史重新显现出色彩。我们需要的或许不只是不同的概念、机制、理论、视角，也有那历史中由真挚情感与微妙抉择所编织的鲜活人生。

在开展研究和打磨文章的这几年里，我还清晰地意识到，比起女学者们的传记和回忆录，还有访谈中她们所讲述的生命故事，我的论文所能呈现出来的仅仅是很局限的一个部分。有时候，我还需要将不同人差异化的经验浓缩成一种典型。我时刻能够清醒地感觉到，整理材料写作成文的过程，就是现实的复杂性在一点点流失的过程。我们无论如何总是在选择一个视角，选择一个切入点，选择重点去讲一些东西而少讲或不讲一些东西。在把现实变得清晰明了、易于理解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在简化、总是在舍弃，这也是使我一开始十分挣扎的地方。但是我也因此而渐渐明白，应该正视学术知识生产的这一特点。我们所求之真，哪怕不是全貌，只是一个侧面，只要是用心负责、合乎逻辑地去探索和挖掘了，也是有意义的。“真”的一个侧面也是真，而且真正的“真”或许只有经过许多个侧面的反映才能够透彻地显现，而这不正是经由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才能够实现的吗？

我之所以此时此刻选择讲好这一个侧面，就是因为不希望我们对一些议题的理解只局限在某几个固定的视角。我认为对复杂现实的挖掘还充满了可能性，社会学的想象力还有很多可以生根的空间，越是在有矛盾和争议的议题上，越应该能够转换和综合不同的视野。而且，有些困境的解决的确依赖于社会系统的改造，而有些却可以从细微和日常着眼。具体到关于性别与家庭的研究和讨论，我更加相信这个汇聚了极其复杂的人的情感体验与行动经历的场域，值得社会学家展开多元的探索。

我要感谢刘云杉老师和王利平老师带给我最初接触到女学者们的契机；感谢我的导师田耕老师、田晓丽老师、刘思达老师在我的研究与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感谢2023年的家庭社会学专委会冬季论坛与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论坛中各位师友对这篇论文的评论与意见，感谢刘丹在我写作和发表论文的每个阶段都给予我最及时、认真、有价值的讨论。尤其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与审稿人对论文的精准评价和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别是我的责任编辑杨可老师的极具专业性的意见与编辑校对，予以我深度的支持，令这篇文章最终得以与读者相见。最后，十分感激愿意支持我这项研究的老师们，是她们无私真诚的分享开阔了我的见识，也激励我用心将她们的故事讲出来，带给更多人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