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的北大西洋,苏联K-19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堆芯温度正以每分钟12℃的速度飙升,指针突破800℃红线时,反应堆外壳的合金材料开始发出细微的熔化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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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潜艇故障,而是人类历史上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最近的时刻之一,当时,K-19携带的3枚核弹道导弹已完成战备调试,每枚导弹搭载的核弹头当量相当于1.2万吨TNT,足以摧毁一座中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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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危险的是,它所处的位置距离北约冰岛军事基地仅280公里,处于美军松树线早期预警雷达的覆盖范围内。
按照美苏冷战期间确立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任何未经通报的核爆炸信号,都将被视为对方发动核攻击的第一波打击,美军部署在欧洲的核导弹会在15分钟内瞄准苏联主要城市,而苏联的核反击力量也会同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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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被苏联掩盖数十年的危机,为何会走到险些毁灭世界的边缘,答案藏在K-19从诞生到失控的每一个细节里。
20世纪50年代末,美苏核军备竞赛进入生死竞速阶段,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正式服役,实现了水下连续航行62天、航程1.8万海里的突破,彻底改变了海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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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苏联高层陷入焦虑,当时苏联海军的常规潜艇续航能力不足3000 海里,若爆发战争,根本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有效威胁。
苏联部长会议下达死命令:必须在1960年前造出首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项目代号658 型,也就是后来的K-19,为了追赶进度,整个研发过程完全脱离了正常的军工生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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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核潜艇设计标准,一艘核动力潜艇从图纸定型到下水试航,至少需要 5 年时间,而K-19的研发周期被压缩至2年零11个月。
工人每天要工作16小时,甚至在暴风雪天气里也不停止施工,1959年3月,潜艇耐压壳体焊接时发生第一次爆炸,2名焊工当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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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反应堆冷却系统调试时,因操作失误导致有毒气体泄漏,又造成6人中毒死亡,这些事故本应让项目暂停整改,但高层却以战略任务优先为由,要求继续赶工。
更致命的隐患出在反应堆冷却剂管道上,一名负责焊接管道的工人后来回忆,当时为了赶在十月革命节前完成节点,他在管道温度未降至安全值时就强行焊接,导致高温焊料滴在管道内壁形成微小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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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30日,K-19在摩尔曼斯克军港举行服役仪式,139名船员中,有82人此前只操作过常规柴电潜艇,对核反应堆的工作原理几乎一无所知。
负责反应堆操作的12名军官,也只接受过3个月的速成培训,当船员们第一次走进反应堆舱时,很多人甚至分不清控制棒和冷却剂阀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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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艘半成品潜艇,却被赋予了对抗美国核威慑的重任,带着一身隐患驶向了北大西洋,1961美国独立日当天,K-19正在格兰林岛南端海域执行秘密演习任务。
按照计划,潜艇需要下潜至200米深度,模拟对美国东海岸目标发动核打击的流程,上午9时17分,潜艇在完成一次水下机动后,反应堆舱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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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剂管道的裂缝彻底破裂,高压冷却液瞬间喷涌而出,洒在高温的反应堆堆芯上,产生大量有毒蒸气。
值班工程师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堆按钮,将控制棒插入堆芯,但堆芯温度仍在持续上升,反应堆日志显示温度达到500℃,9时30分指针定格在800℃,这已经超过了堆芯燃料棒的熔点,一旦燃料棒熔化,就会引发剧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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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潜艇上的核安全顾问估算,若发生爆炸不仅全艇139人会瞬间汽化,还会在半径10公里的海域形成辐射区,放射性物质会随北大西洋暖流扩散至欧洲沿海,造成至少数十万人的间接伤亡。
但比核爆炸更危险的,是其可能引发的战略误判,当时美苏正处于柏林危机的紧张对峙中,美国在西欧部署了1000多枚核弹头,苏联也在东欧边境集结了大量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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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9所处的海域,正好位于美军冰岛-格陵兰-英国防线的核心监控区,美军部署在冰岛的AN/FPS-50雷达,能实时追踪半径500公里内的水下目标。
一旦K-19发生核爆炸,雷达会捕捉到强烈的电磁信号和辐射脉冲,按照美军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这种未经通报的核信号将被判定为苏联发动核突袭,驻欧美军会立即启动核反击程序,首先攻击苏联的基辅、明斯克等重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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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潜艇的远程无线电系统在事故中被震坏,发报机只能发出微弱的求救信号,根本无法联系上苏联海军总部。
扎太耶夫舰长试图用应急通信设备联系附近的苏联渔船,但得到的只有嘈杂的电波声,此时的K-19,就像一座漂浮在深海中的失控核弹,既无法向外界传递这是事故而非攻击的信息,也无法获得任何支援,全人类的命运,被牢牢绑在这艘摇摇欲坠的潜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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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绝境,扎太耶夫舰长在指挥舱召开紧急会议,反应堆工程师提出,唯一的办法是搭建临时冷却系统,用钢管将反应堆的排气阀与船上的饮用水舱连接,通过注入冷水降低堆芯温度。
但要完成这个操作,必须有人进入辐射强度超过安全值500倍的反应堆舱,而当时潜艇上没有专业的防辐射服,只有几件用于防化学污染的雨衣和简易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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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22人组成了抢修队,扎太耶夫将他们分成3组,每组6-7人,规定每次在舱内工作不超过10分钟,以最大限度减少辐射伤害。
第一组队员穿着雨衣、戴着防毒面具走进反应堆舱时,扑面而来的高温和刺鼻的辐射蒸气让他们几乎窒息,佩特罗夫带领队员用氧割枪切开反应堆的排气阀,滚烫的金属碎片落在雨衣上,瞬间烧出一个个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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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3分钟,就有队员出现头晕、呕吐症状,皮肤开始发红肿胀,他们强撑着完成管道对接的第一步,便被拖出舱室,此时他们的防毒面具滤毒盒已经被辐射污染,摘下后甚至能闻到金属烧焦的味道。
第二组队员紧接着进入舱室,继续连接管道,由于辐射强度过高,他们的视野开始模糊,只能靠触摸判断管道接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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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瓦列里・科马罗夫在固定管道时,手套被高温熔化,手掌直接贴在滚烫的钢管上,他咬着牙完成操作,直到被队友拉出舱室时,才发现手掌已经严重灼伤。
第三组队员负责最后的密封工作,此时反应堆舱内的辐射强度已经超过安全值800倍,队员们在舱内仅工作了5分钟,就有人失去意识,被队友扛出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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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一个接口密封完成,冷水通过管道注入反应堆时,所有人都瘫倒在地,临时冷却系统终于启动,反应堆堆芯温度开始缓慢下降,9小时后,温度降至300℃安全值以下,三战的导火索,被这22名勇士用生命掐断。
危机并未完全结束,当天下午,美国驱逐舰约瑟夫・P・肯尼迪号捕捉到K-19的微弱求救信号,迅速靠近并通过信号灯提出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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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太耶夫陷入两难:接受援助,意味着苏联的核潜艇技术可能被美军获取,拒绝援助,船员们的辐射症状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已经开始昏迷。
最终,他决定拒绝援助,理由是不能让美军以救援为名窥探军事机密,直到7月5日傍晚,苏联S-270柴油潜艇赶到现场,K-19的船员才被转移到S-270上,K-19则由拖船拖回摩尔曼斯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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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抢修的代价是沉重的,22名志愿者中,有15人在事故后的1年内因急性辐射病去世,他们的皮肤逐渐溃烂,内脏功能衰竭,最终在痛苦中离世。
剩下的7人也留下终身后遗症,其中佩特罗夫在1965年因白血病去世,年仅32岁,参与后续维修的38名工程人员,在清理反应堆舱时也遭受了严重辐射,其中12人在5年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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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间,K-19事件被苏联列为最高军事机密,艇员们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即使在例行体检中,也不能向医生透露自己曾在核污染环境中工作。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真理报》才首次披露了这起事件的部分细节,那些为阻止核战争牺牲的勇士,才终于被世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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