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推荐梁湘到深圳搞改革开放，梁湘不愿意去，说有四个顾虑

1981年初春，广州珠岛宾馆的榕树下，62岁的梁湘正悄悄把一份《请求退休报告》往公文包里塞得更深。

他心里打着小算盘，再熬几个月，45年的革命生涯就能体面收尾，回开平老家陪老伴种种菜、带带孙辈，多舒服。

可他哪儿能想到，一场会改变深圳命运的谈话正等着他，后来让全国都知道的“深圳速度”，还得从他这场“不想接的差事”说起。

三番谈话磨破嘴：梁湘为啥不想接深圳这摊子？

其实早在1980年冬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看出深圳的问题了。

他带着调查组在深圳转了一圈，心情差到极点中央满心期待的经济特区，看起来跟“放大的宝安县城”没两样。

领导班子各干各的，基建进度慢得像蜗牛爬，外资企业都在旁边观望，不敢进来。

任仲夷心里清楚，要想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必须找个既懂城市建设、又敢打破规矩的“开荒牛”。

翻来覆去琢磨，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省委秘书长梁灵光都盯上了梁湘。

这位从延安出来的“老广州”，当过公用局长、计委主任，还主持过流花交易会、白云机场扩建这些大事，既有经验又有冲劲，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1981年春节刚过，任仲夷就让秘书给梁湘打电话，说有要事相商。

梁湘接到电话就觉得不对劲，揣着好几套“婉拒词”去了省委。

结果一进门，任仲夷就笑着让他坐，说今天不谈正事，改天让刘田夫专门找他。

转天刘田夫把梁湘请到办公室，一开口就说“省委想让你去深圳当书记兼市长，把特区搞起来”。

梁湘沉默了半天，掏出那份退休报告说“我都62了，身体精力都跟不上，让年轻人上吧”。

刘田夫劝了俩小时，梁湘还是摇头，最后省长只能无奈地说“我回去汇报，你再想想”。

没几天，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又找上门了。

他俩是老伙计，谈话也直接。

梁灵光先讲大道理，说中央让广东先走一步，深圳是突破口；又说俩人都是广东子弟，得为家乡出力；最后还拍胸脯保证“到那边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

可梁湘还是没松口，反倒递过去一份《对深圳工作的几点思考》，委婉说清楚“班子弱、家底薄、没把握”这些顾虑。

梁灵光拿着这份“思考”，也只能空着手回去。

任仲夷拍胸脯：四个承诺把梁湘的顾虑全扫了

刘田夫和梁灵光都没说动梁湘，任仲夷一看这情况，只能自己亲自上。

1981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他把梁湘叫到省委办公楼，关上门就问“今天咱们不谈组织安排，就说你到底怕什么”。

梁湘见任仲夷这么直爽，也不藏着掖着了，把心里的顾虑全倒了出来。

他说自己62岁，身上还有战争年代的旧伤，血压心脏都不好，深圳的活儿没日没夜，怕身体扛不住耽误事；又说深圳基础太差，“一穷二白”怎么起飞；还担心没人手，广州干部不愿意去，给的名单里一半是科级、副科级，跟港商打交道、搞基建这些新课题，没人能帮忙；最后怕体制束缚，干特区没规矩可依，土地能不能出租、税收能不能减免都得请示，干好了没人夸，干坏了还得被扣“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怕连累省委。

讲完梁湘还站起来说“任书记，横竖我不松口，你总不能把我绑去吧”。

本来想任仲夷会批评他，没想到任仲夷端着茶杯绕办公室走了两圈，回头伸出四根手指说“你的顾虑我都认，我给你四个承诺，全写进省委会议纪要”。

任仲夷说，年龄到点可以延长，身体出问题省委安排最好的医院；深圳穷，省里就给政策，土地出让金一分不留，税收头五年全返，基建缺钱省财政担保贷款；人事权下放，广州、佛山、江门的干部随便挑，组织部长协助，三天内办调令；特区特事特办，允许先行后报，犯错省里担责，成绩算梁湘的，问题算他的。

任仲夷这招太实在了，不画大饼，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换谁听了都得动心。

任仲夷还趁热打铁，拉开窗帘指着远处的灯火说“你看广州，30年前不也是废墟？共产党人就是干前人没干过的事，你不上，让谁上”。

凌晨两点，梁湘终于松口了，但提了三个条件：从广州带20名骨干、深圳前三年财政税收全留、基建项目招标权下放。

任仲夷当场就笑了，说“成交”。

1981年3月20日，广东省委正式任命梁湘为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一个月后，他就领着20名“广州仔”跨过布吉关，在宝安县委旧楼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开始了深圳的“开荒”日子。

从“怕砸锅”到“拼命干”：梁湘怎么搞出深圳速度？

刚到深圳的时候，梁湘面对的还是“苍蝇蚊子沙井蚝”的荒凉景象，但他没再想过退缩，反而把之前的“四个顾虑”，变成了“四条对策”。

他怕年龄大扛不住，就干脆每天工作16小时，用“拼命三郎”的劲头带动全市干部。

现在年轻人每天工作8小时都喊累，梁湘62岁还能坚持16小时，这份劲头真不是一般人有的。

他怕深圳底子薄，就敢在全国率先搞公开招标，引入一冶、中建三局这些外地施工队，只用半年就推平了罗湖山，基建进度一下就提上来了。

之前担心缺干部，他就亲自跑到广州的高校、机关“招兵买马”，三年时间调入了1.2万名专业人才，给深圳攒下了第一批“人才家底”。

最关键的是他怕体制风险，却没因此不敢动，反而主持制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开创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先例。

1987年12月，深圳还完成了中国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H409—4地块以525万元成交，三块地一共筹到2300多万，给特区攒下了第一桶金。

在梁湘和大家的拼命干下，深圳的变化越来越大。

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的时候登上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看着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连声说“这就是深圳速度”。

当时站在人群后面的梁湘，眼眶都湿了。

他肯定想起了三年前那个漫长的夜晚，想起了任仲夷的四个承诺，也想起了自己当初放下退休念头、选择扛下重担的决定。

深圳能有后来的发展，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离不开梁湘这种“把个人退路抛在脑后、把国家使命扛在肩上”的人。

而“深圳速度”也不只是盖楼快，更是那种敢闯敢试、不怕困难的劲头这种劲头，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很多地方的发展。